铁器时代的奠定
蕴含着巨大之力的铁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初露锋芒，显示出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在新来临的秦汉时期显得更为强劲，最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棗铁器时代。
这个时代的奠定，首先有赖于冶炼设备与工艺的进步。
战国时期出现的竖式炼铁炉，在这时有了大量的增加。特别是国家专管的冶铁作坊、竖式炉已经成了最主要的冶炼设备。
这时期的竖式炉，容积不断地增大。河南郑州古荥镇的汉代1号高炉，有效容积达到了50立方米左右，高度达到5～6米，是名副其实的“高炉”。
随着体积的增大，为保证中心温度，必须改革炉内构造。炉体大多改为椭圆形，风口开于长轴的两侧；炉膛也作了加粗、加高；炉腹作喇叭形，下部向外倾斜；风口管斜向插入朝上。
最早的鼓风设备是“橐”，这是一种皮制的鼓风器。这种鼓风器，在汉代作了进一步的改进。王振铎先生曾对山东滕县宏道院汉画像石冶铁图上的皮橐进行过复制，绘出了复原图(参见《文物》1959年5期王振铎《汉代冶铁鼓风机的复原》)。
汉代称这种鼓风器为“排囊”或“排”，有人力的，也有畜力的(如“马排”、“牛排”)，还有水力的“水排”。
既然称为“排”，就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时很可能已经用多架风器同时鼓风，或是一个冶炉有一排鼓风管。这种种的设想当然都有可能，只是还有待于证实。
汉代的高炉，不少炉体是用二氧化硅含量较高的耐火砖砌成的，炉衬与炉底则用耐火泥涂敷而成。耐火泥与耐火砖的原料相同，但耐火泥中掺入了大量的石英石颗粒。耐火泥与耐火砖的耐火温度最高可达到1460℃左右，低的也在1200℃左右。
炉体高大之后，对原料的要求随之提高。汉代的冶铁作坊，已经有了原料的加工场，主要是将矿石进行粉碎，使原料的颗粒更为均匀。
在一些考古发现的汉代冶铁炉渣中，发现含有氧化钙与氧化镁的成分，表明了在冶炼时曾加入过碱性熔剂，使矿石原料的熔化性更为良好，还能同时降低硫的含量。
炼铁设备改进、提高的同时，钢铁的新品种产生了出来。
首先是灰口铁的产生。灰口铁也是生铁，但比白口铁的质地要高多了，更耐磨，有润滑性。因此，用来制作农具尤为适宜。
汉代又生产出了球墨铸铁。球墨铸铁是生铁中的精品，它以内部的石墨呈球状而得名。它的性能比灰口铁更佳。世界上的球墨铸铁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经能生产了。据对河南巩县铁生沟出土的一件汉代铁钁的测定表明，其球墨结构基本上达到了现行国家标准的一类A级品。即使在现代也属于优质品，要炼成也是很不容易的。在古代冶炼球墨铸铁，很可能是用灰口铁加入镁、钇或稀土金属才能使石墨形成球状的。
炒钢是汉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将生铁在空气中加热到1200℃左右，使铁半熔化，再进行翻炒搅拌，使其中的部分碳得到氧化。如果适时停止，就可以得到中碳钢或高碳钢；如果一炒到底，就可以得到低碳的熟铁。这是一个重大的技术革命，从此，人们能够较大量地生产出钢材来。
在战国时期渗炭钢的基础上，汉代发明了百炼钢。百炼钢不仅能将铁“炼”成钢，而且能将炒钢“炼”成精钢。出土的“三十湅”、“五十湅”的精钢刀剑，都是由炒钢“炼”成的。
从战国到西汉初年，炼铁业是自由发展的。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的郡、国(诸侯国)设立49处铁官。当然，实际远不止这49处，但这49处无疑是较为主要的。
铁器生产的大规模发展，使得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西汉初年，铁的价格只有铜价的1/4，大约是8文可购1斤铁。
优良的品质与低廉的价格，刺激了铁器的迅速推广。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汉武帝以前，兵器是铜、铁兼有的，铜兵器还没有被摈弃。而在汉武帝以后，中原地区基本上不见铜兵器了，全都是铁与钢的制品，而且往往是最精良的。从农具来看，也基本如此。由于铁器的精良，许多农具有了质的改进，特别是犁(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具体介绍)。
除了兵器、农具、手工业工具这三个最主要的领域外，铁制日常生活用品开始大量涌现，如灯、釜、炉、锁、剪子、刀子、镊子、火钳以及齿轮、车轴等机械零件。
这一切都表明了：铁器在汉代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使用品，铁器时代就此而奠定了！
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我们的先人们以特有的激情与勤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铁器时代，使古代中国从此迈进了又一个能大展宏图的新天地！
此时，古代中国冶铁事业的领先，更预示着将会全面地领先于整个世界！
领先于世的铁器冶铸业和手工业
楚国时期的长沙地区，在商、周的基础上，手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冶炼制造业、漆木器制造业、陶瓷制造业、丝织业等，无论是数量，还是工艺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当时的先进行列。
楚国对手工业十分重视，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建立起包括大工尹、尹(如玉尹、织尹、冶尹，即管理不同行业的专官)、令、丞等在内的工官制度，对手工业生产进行有效的管理；设立了各种官府工场，如湖北江陵县城，就是楚国官府造船中心。作为南楚重镇的长沙，随着楚人的开拓，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以铁器冶铸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工艺水平足以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处于领先于世的地位。
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铁矿和使用铁器的地方，而迄今的考古发现证实，长沙地区又是楚国较早出现铁器冶铸业的地区之一。我国的铁器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6、7世纪，即春秋晚期。目前已发现确属春秋晚期的铁器共有9件，都出士在楚境，其中最早的铁凹口锄、最早的钢剑和最早的铸铁件都出土于长沙。铁凹口形锄1951年出土在长沙识字岭314号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钢剑以及铁鼎1976年出土在长沙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葬中。长沙窑岭15号春秋晚期墓也有铁鼎出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钢剑和铁铸件。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冶铁业更趋发达，据统计，截至1984年为止，长沙共发掘战国楚墓近2000座，有186座出土了铁器，共30种240件，其中铁工具124件，铁兵器68件，日常用具及其他器物48件。
很久以来，一般认为块炼掺碳钢最初出现于战国中期，而杨家山65号墓钢剑的出土，把碳钢出现的时间上推到了春秋晚期，一下提前了二三百年。经金相检验，这把剑含0.5%的中碳钢，中部由7—9层反复锻打而成，可能还经过了高温退火处理。而与此同时出土的铁鼎，是用生铁铸造而成的，金相的检验为莱氏体白口铁组织。这种铸铁件的发现也使我国铸铁发明的时间大大提前，比欧洲使用铸铁的时间要早2100多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冶金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而且也表明至少在春秋晚期，长沙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并在铸造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战国早期以后，长沙的铸铁业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铁器已开始运用于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大批铁器，已有相当数量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锄、斧、锛、夯锤、削、刀、鱼钩等。此外，还有不少兵器和日常用具。这就证明在战国时代长沙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中，铁器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第二，韧性铸铁的出现。韧性铸铁是将白口铁经退火处理，使其中的碳转化为石墨，而基体转化为钢组织，改变了白口铁易脆的弱点，且比钢易于铸造。长沙左家塘44号和砂子塘5号战国楚墓就出土了韧性铸铁的铁口锄。这种凹口铁地区普及铁器的技术基础从此奠定下来。
在陶瓷制造方面，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沙地区的先民就已掌握了制陶技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器虽然主要仍为手制，但已普遍经慢轮修整，陶胎较薄，制作精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用途已开始从日常生活用器扩展到生产工具，表现在陶纺轮的问世。由于制陶工艺的不断提高，导致了瓷器的发明。现代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原始瓷即加釉硬陶，它的烧造是南方长江流域地区的发明。中国南方最早的原始瓷标本出土于江西吴城，时间约为商代前期偏晚。到西周时期，南方原始青瓷已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出现。长沙地区的制瓷业最早出现于何时，目前尚难考证，但至少可以肯定，楚国时期的长沙地区已经有了青瓷，而且生产已初具规模，这从当时该地区琉璃制造业的兴盛中得以充分体现。琉璃在楚国称为陆离，包括以黏土、长石、石膏等为原料而烧成的釉瓦和料器，与陶瓷一样，都属于硅酸盐制品，但它却是在陶瓷工艺特别是制釉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的。
琉璃，即古玻璃。湖南楚墓出土了大量琉璃器，其中以长沙地区最多。据统计，长沙地区的l10多座楚墓中，出土了琉璃璧以及瑗、环、珠、管等130余件。璧呈乳白、淡黄、浅绿、深绿等色，半透明，饰谷粒纹，有的反面有方格纹，内缘或外缘有弦纹。此外还有琉璃剑饰珥、首饰以及琉璃印章出土，制作精致，在全国极为罕见。据有关部门检验，长沙楚墓出土的琉璃器物，属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颇异。由此可以说明，琉璃（玻璃）并非西方所独发明，中华大地也是玻璃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而长沙很可能是当时制造玻璃的主要地区之一。琉璃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技术要求较高。据介绍，通过对长沙出土的有“蜻蜓眼式”花纹的彩色琉璃珠的分析，其制作工艺大致如下：在具有相近曲率的模具内表面，放一滴液料，形成蓝色的玻璃粒，稍稍凝固后，分别复盖上白、棕色液料，形成“眼”，然后将熔化好的浅蓝色的液料做成珠体，趁其半熔融状态时，在外表面安放上一定数量的“眼”，再通过相应的工具进行加工定型。
漆器制造在楚国长沙地区也很先进。我国是世界最早发现漆料和制造漆器的国家。古文献中有“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的记载。湖南气候适宜漆树生长，周代湖南漆业已很兴旺。据《周礼》记载民间漆农须向国家缴纳四分之一的赋税。湖南的漆器实物最早出土于春秋晚期的楚墓中，战国时期的楚墓则有大批量的出土，反映当时湖南的漆器业已有很大的发展，而长沙是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生产的主要地区。考古发现给予了有力的肯定。湖南出土的春秋战国时的漆器，最集中的地区是在长沙。1971年长沙浏城桥l号楚墓，一次就出土了60余件漆木器，其类型有漆几、漆木案、镇墓兽、漆棒、木梳以及髹漆的车马器、车伞盖、车辕和兵器箭杆、藤柄、积竹柄、漆剑椟等。1980年发掘的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墓，出土漆器15件，其中有剑鞘、木琴、漆奁盒、羽觞、漆虎子、木俑、漆卮、木梳、篦、木器座和木架座。漆器种类之多，说明长沙人在当时已普遍使用漆器，漆器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长沙杨家湾所出土的羽觞上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戳印，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一件羽觞底部有漆书“某里×”。在其他地点出土的漆器也发现有形状、大小、文字完全相同的戳印。据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漆器私营作坊。戳印的作用是标明生产地点和生产单位，已具备商标的初步功能。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器以木胎为主，另有竹胎、皮胎、夹胎。髹漆一般为黑地绘花，花纹以龙、风、云纹、几何纹为主。50年代长沙楚墓出土的一件狩猎纹漆盒，描绘了当时的生产场景，生动逼真，反映了精湛的髹漆工艺水平。漆器的制作工艺，可分为制胎、制漆、髹饰3个步骤。从出土漆器看，长沙人已掌握调油漆的技术，以便产生不同的颜色(故又称“色漆”)，进行彩绘。色漆可算作我国古代漆化学的萌芽。髹饰包括打底、上漆、彩绘3步。彩绘是装饰漆器的主要方法，另有针刻、镶嵌、描金、贴金等。1941年长沙黄土岭楚墓出土的战国针刻纹漆奁是针刻和彩绘相结合的精品。彩绘是利用色漆，用线描、平涂和堆漆等方法来进行，并用厚薄来表现物象，使之具有浮雕感。针刻又称锥画，是在漆器表面上用金属锥状物刻画出纹饰。
此外，楚国时期长沙地区的丝织业、竹木器生产也相当发达。从考古材料看，长沙地区是当时南方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之一。长沙战国墓出土的丝织物有绢、纱、锦和编织的丝带等类。左家塘44号墓中发现的五色花纹织锦，—为三重经组织，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80×44至120×56根。1956年在长沙银行干校工地清理的一座战国墓出土的几件丝织品，据鉴定，当时已采用了相当先进的平纹组织制造法和斜纱制造法，其细腻程度可与现今的丝绸媲美。它与同时出土的龙风纹刺绣，已被人们公认超过了中原的水平。这说明，春秋战国时代长沙地区的丝纺织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