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祥等绘团扇藏扇ABC
A收存与修整折扇，乃文人一大雅好。当今藏扇有三种类型：一曰“分合集存”。或存成扇，或存扇面，或存扇股，或存扇具，或兼而存之。如果是存成扇，则可分别欣赏扇面书画、扇股及雕工等。如果是存扇面书画，实可作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别体之作”来收存。如存扇股，既可在集存成扇时兼而收之，亦可作为杂项或竹木牙角器来集存。二曰“主题集存”。即以某一主题为集存目标。如尽心收存历代状元扇，集中收存名伶书画扇；或侧重扇面书画两相匹配，使得两两一组，书画内容有连带关系。画家吴湖帆用20余年时间收集了72把状元书扇。三曰“精品集存”。张学良先生集扇即以精品著称。1994年苏富比台北拍卖专场上推出他收藏的明清名家成扇40余把，另外还有明清名家书画扇500幅，其中颇多美奂美轮之作，令世人大开眼界。
B旧扇因常用，陈旧而易损，但有些扇面确有保存价值。于是我便将其揭裱，或两三页装成一轴；或装作镜心，每扇一镜，不但美观，且可保存久远；或将旧扇面多幅，裱成册页，作为藏品，更耐观赏。我曾得到一柄旧扇，扇骨已破损，惟扇面于照拟赵昌花鸟背面温肃行书张志鱼刻骨价值3万元齐白石红梅双蜂背面谭泽阎行书价值3.8万元王雪涛罗浮仙影背面高振霄行书价值7000元两面均名家所书，一面是汪溶、胡佩衡的题诗，一面是吴镜汀、叶昀的题诗，我便将扇面揭取下来，装裱成单页加以收藏。旧扇骨如已损坏缺短，能修补则尽量修补，实在不能修补也只能淘汰。
C近年来有名人书画的旧扇愈加难寻，我便专心收集今人的扇面作品。扇面书画，书画家视为小品，求之较为易得。这些东西虽不比中堂大幅之宏宏赫赫，却也精巧别致。对这些扇面精品，有好骨配上好骨，没有好骨，便单页保存或装裱成册。单页保存的如一面有画，则请与其画风相近的书家作书，使之珠联璧合；装裱成册的，则一书扇一画扇，使之相映成趣。
吴湖帆
松壑飞泉
背面吴湖帆行书
价值2.6万元
俞明
秋月仕女
金城署题
价值6000元
溥俭
溪岸幽篁
价值6000元除此以外，我还收集了一些扇面画集，以开阔眼界。如民国时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精印的扇画集，香雪楼藏版、文瑞楼发行的石印本《古今扇集大观》，均是在旧书店买来的。《蒙泉外史山水扇集》是清代画家奚冈一个人的扇面山水画，上有徐世章的题字。另外，1979年以来，北京荣宝斋先后出版的《花鸟画扇集》、《山水画扇集》、《人物画扇集》等选入不少现代名家扇面精品，足可窥现代扇面绘画之一斑。对这种新版扇集，我也精心集藏。
索题与题咏
清水平高、有见地的人以吟咏等形式，对自己心爱的书画、印章、文玩等物作一番品评或发表一点儿见解，这就是索题。索题作为文人钟情的一种雅事，在以往的时代也是颇为盛行的。
张静怡为作者作《郊栖图》
萧劳题诗堂张伯驹等题咏索题以题咏书画者较多。题咏的书画有主人收藏的他人之作，也有主人自己的作品。如笔者收有姜毅然所画朱竹，先生故去多年仍妥为保藏，于是请张牧石等先生题跋。张先生特作《定轩过示毅然先生画朱竹索题》：“奇姿好入比红诗，风雨和烟许尽宜。泪滴潇湘余血浸，不须老碧染孙枝。”此为他人之作索题。戊午冬笔者画山水册页，请张牧石题跋，张先生题日：“缥缈烟岚展卷浮，喜君闲趣得沧洲。此中尺幅藏邱壑，自是溪山许卧游。题用秀画山水画册页，屠雍协冾上元邱园题于看剑顾。”此为自己之作索题。
为书画索题，一般都得在作品上给题咏者留出书写的地方。屏轴形式书画的题咏位置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在书画作品上事先留出一些空白，以作题咏之用。对这种形式，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已有评骘。他说：“法于画大幅山水时，每于笔墨可停之际，即留余地以待诗。如峭壁悬崖之下，长松古木之旁，亭阁之中，墙垣之隙，皆可留题作字者也。凡遇名流，即索新句，视其地之宽窄，以为字之大小，或为鹅帖行书，或作蝇头小楷。即以题画之诗，饰其所题之画，谓当日之原迹可，谓后来之题咏亦可。”尝见吴昌硕《乱石山松图轴》就是这种形式。另一种是在龚望藏先师陈篙洲墨宝四周有余明善等人题咏作品原件的上下左右四周题咏。书法家龚望先生藏其先师陈鬻洲先生墨宝，裱为立屏，墨宝居中间位置，四周有余明善、王坚白、冯谦谦诸先生题咏。还有一种是在书画作品的上方留有诗堂，请人作题。笔者有张静怡先生作《郊栖图》，便由萧劳先生题诗堂，此外画面上还有多人题咏，又兼有第一种式样。
除了在屏轴上题咏，还有在册页和手卷上题咏的。在册页与手卷中，凡写在书画作品前面的叫“题”，写在后面的叫“跋”。旧时有些文人请人画一幅表现其赋诗填词一类往事的作品，尔后向多人索题，多采用手卷或册页。其做法是，或按主人的请求分别题咏，纸张的规格大小一致，再寄给主人，主人统一将其装裱起来；或将此画事先裱好，留出空处，再请题咏者依次在上面书写。40年代初，寇泰逢先生在沽上倡为梦碧词社，时张伯驹在京主持庚寅词社，与梦碧词友频相唱和。70年代，姜毅然先生作《斜街唤梦图》记其事。图为一街南斜，近海河西岸。当门杨柳数株，三间老屋，一灯荧然，坐中数客作拈髭构思状。图复题一绝云：“卅年旧梦绕斜街，抵死骚情唤不回。我为诸公留息壤，山魂窗影一灯埋。”泰逢先生览图，抚今追者，感慨颇深，因依梦窗韵题《霜叶飞》一阙，并征题咏。当时，北京的黄君坦、上海的陈兼与、天津的赵浣鞠诸先生纷纷题咏，共征得诗词20多首，一时传为佳话。
书画、印章、文玩的题咏之作以诗为主。这类诗自有其艺术特质。其一，此类诗多以书画、篆刻、文玩为描写、表现对象，需用优美形象的语言，鲜明地表现出这类艺术品丰富多姿的神采和意境。其二，此类诗需表现作者在观看绘画、书法、印章、文玩以后的审美感受、艺术见解、美学思想和主观体验。其三，此类诗需深刻而多方位地反映出不同艺术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融通的艺术规律。其四，此类诗还具有申发补充之特征。
陈师曾绘画（穷款）
右为杨仁恺跋左为冯其庸跋古代文人中善作咏画诗、咏书诗者甚多，其中最属杜诗高妙。清代沈德潜《说诗啐语》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广之，才是作手。”杜甫的题咏之诗，每篇都能做到“不粘不脱”，为今人作题咏诗提供了典范。铜器的收藏铜器的收藏铜器的收藏文人雅好古铜器中国的青铜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堪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代表。在中国文人的诸多雅玩中，它的品位极高。郑逸梅先生在《古代彝器留影识语》中言：“三代之物，垂之今日，足资证西周青铜爵考者，钟鼎敦卣而已。至于玉瓷书画，非不可珍也，然肇始远在铜器之后，且易于毁败，一经灾变，炱朽裂损，往往荡焉无存，其寿命之修短，固有不可同日语者。而我又谓玉瓷譬诸美人，书画譬诸雅士，美人之嫭如可亲，雅士之渊如可接，然一失之狎亵，一失之旷散，终不若铜器之俨然似正人君子。其端肃清峻，更足以涤我滓秽，澄我浮伪，检束于身心之为得也。”（《郑逸梅小品》）他把玉瓷比做美人，把书画比做雅士，说铜器像正人君子，可见先生对古铜器似有偏爱，但其所见也不无道理。若从收藏的意义来讲，青铜器肇始于瓷器书画之前，寿命又长，且端肃清峻而高雅，确有其他玩器不可比拟之处。
古铜器早已为人所爱，以至常有人以家藏中拥有一件青铜重器而自豪。据史料记载，清代就有阮元、张廷济、吴式芬、钱坫等一大批古铜器玩家和研究者。如著名学者、文学家、乾隆进士阮元毕生搜罗钟鼎彝器，旁及石刻，一考订。家中藏器有周虢叔大攀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等。他不仅珍藏铜器，还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著录铜器自商至汉共551件，摹录文字，附有考释，论述铜器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有关记载与出土情形、对于订正文献的作用。张廷济是嘉庆举人，屡试礼部不等，便结庐隐居，以金石自娱。著有《桂馨堂乐》、《清仪阁题跋》。凡金石书画无不搜聚，尤倾心于铜器。先后用重金购得周史颂盘、孔璋钟、商代戊觯、商雕字句兵和利簋汉宜子孙镫、黄山第三镫、馆陶公主家镫等。张廷济筑清仪阁将古物藏之于内。吴式芬亦酷好金石文字。其《攘古录·金文》著录商周青铜器1324件，收集丰富，摹刻也精善。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收录商周青铜器29器，秦汉16器，其他4器，共计49器，铭文均钩摹原文，有的还有精到的考证，如对汉代铜虎符，还考出了它的源流。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有研究专著的青铜器鉴赏家就有270多位，至于没有留下著录的玩家和收藏者就数不胜数了。
精美的古代青铜器物是极为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尤其是青铜礼器、乐器等器物，更要多加留心，认真保护。据报道，山东省有一位少年在村边的高地上发现一青铜盘的边缘。他爬上山坡，挖出了铜盘等器物。有人想用金钱将这些器物买走，他严辞拒绝。当他知道这是商代文物时，便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国家，得到政府的表扬。
喜欢古铜器，收藏青铜器，本来是件好事，但要适度，要符合国家政策。如果违反国家规定，一味着眼于私利，为走私提供方便，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哪些青铜器适合民间收藏？哪些青铜器不宜乃至不可在民间收藏呢？我认为，凡属一些小型兵器、古钱、玺印、日常用具如青铜镜、小带钩等，是可以在民间收藏的。例如兵器的戈、戟、矛、钺、矢镞、弩机等，器件不大，便于收藏把玩，又能增长古代兵器知识；又如带钩这种束腰于皮带一端的挂钩，虽然并不很大，却形状各异，十分精美，有鸭形、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兽形等，颇具欣赏价值。玩家出于研究和观赏，留心收集和保存这类青铜器物，是无可非议的。而一些青铜重器，如鼎、盘、罍、卣、壶等，大都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有的尚属国宝。这样的物件就不宜在民间收藏。
青铜器作伪面面观
几年前，笔者到江苏镇江金山公园，见公园展室内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鼎，鼎腹内壁上有铭文12行共133字。此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于秦中，原先只有铭文2行9字。可是，作伪者又在原铭文上加刻124字，以提高原器的经济价值，当时竟蒙蔽了许多收藏者和金石家。一位叫叶志铣的收藏家以300金购得此器，但经与原拓本对照，才发现鼎上后加的铭文。叶志铣十分烦恼，将鼎送与金山寺。这件事说明青铜器的作伪决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粗俗不堪，有时伪品也是颇有魅力的，并且作伪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金山寺的铜鼎不过是商饕餮纹方尊作伪方式的一种——增刻伪铭法。
青铜器规模型、专业性的伪造和经营，是与清朝中叶以来青铜器的收藏热和研究者对古器物的潜心追求紧密相关的。乾隆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宫廷的倡导，一些身居高位的学者多方搜罗出土的青铜器，并开始步入系统化的研究。在这种风气的促发下，青铜器不仅作为历史实证和文化研究对象，而且被当作财富为人们所收藏，这样也就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古玩业。于是，青铜器的作伪便成了一个专门的行道，并相继出现了几个作伪大本营。
山东潍县是伪造青铜器的第一个大本营。潍县作伪的行当至少在清同治年间已初具规模。当时这里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陈介祺（1813～1884）的家乡。陈介祺酷爱青铜古器，且有高（高文翰）、赵（赵允中）、杜（杜锡九）、马（马庆灏）四人专门为其奔走搜罗金石器物，故平生藏品甚多。陈介祺还收养一批精于伪造者，如胥芰泉、田雨□、王西泉、何昆玉、何瑷玉等。“其乡能手尤多，有范寿轩、屏书堂、赵允中、王荩臣、李玉彬、李玉堂、胡廷贞、潘承霖、王海、李懋修等”，“盖士大夫好尚所趋，一时风气使然”（朱剑心《金石学》第二编《说金》）。潍县作伪者大多仿造陈介祺的藏器以蜡胎为模，翻铸铜器，而后埋于地下，使铜器表面生成绿锈或红锈，然后上蜡，作成“熟坑”，虎食人卤以冒充流传有绪的真品。这个大本营以真器为范本，又具备较为全面的作伪技术，他们伪造的青铜器颇能欺骗那些对真器见得少的收藏者。如曶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重器，上有铭文380多字，原器早年已毁于兵火，仅有拓本存世，作伪者根据著录伪造一件，并铸上铭文。不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是很难揭露其伪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