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流的民间收藏家，张先生为了购藏文物字画，不知花了多少钱财，费了多少心血；而通过他的个人收藏，又不知使多少国宝完好地保留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1936年，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因母亲病故，急雪用钱，欲将《平复帖》出让他人。《平复帖》是西晋陆机向朋友问侯疾病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的书札，共有85字。此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要早60多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张伯驹唯恐这一国宝落在外国人手里，便托人找溥心畲商谈。但因出价太高，未能买成。以后，他又请傅增湘做中人，终以4万现洋的代价将《平复帖》收藏在手。为了凑够这笔巨款，张伯驹把妻子的首饰全变卖了。不久，有个为日本人办事的古董商找他，说愿出30万元买《平复帖》。张伯驹断然拒绝说：“我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1946年，一件稀世之宝又一次牵动了他的心。一位古董商不知从哪里买到了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深知《游春图》乃我国现存著名画家作品中最古老的山水画，担心这件国宝被外国人弄走，赶忙找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希望政府购回《游春图》，但未得回音。之后，社会上又传出这位古董商要以两万美金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张伯驹急得不得了，当即找人，洽接购买《游春图》。商人竟向他要240两黄金。张伯驹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便忍痛将一处房产卖了220两黄金，又向别人借20两黄金，总算将《游春图》买到了手。一个月后，一位国民党官僚欲出四五百两黄金从张伯驹手中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坚决回绝。解放后，他将《平复帖》和《游春图》这两件国宝慨然献给国家，并且欣慰地说：“了此宿愿，亦吾生之大事。”
清代景泰蓝绿地开光洗口瓶价值3万元当年，在我们国家，像张伯驹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乃至倾家荡产而购藏文物的收藏家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竭尽一生之精力，承受过无数风险，将祖国的文化遗产悄悄地保藏起来，不使落入外人之手。特别是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以及八国联军入侵掠夺之后，珍贵文物大量流失；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逊位，从北京故宫窃出历代法书名画和各种文物几千件，在我国历史上又是一桩大事。面对此情此景，许多民间收藏家深感有责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抢救国宝。
文物收藏家苏宗仁先生在30年代初购买的“宋端石百一砚”也是清宫旧藏。那年，他偶于北京琉璃厂一家古玩铺得见此砚，经与店主协商，终于以大洋70元议妥。当时所带之钱不多，遂向富晋书社借贷数十元，即购之而归。“宋端石百一砚”著录于《西清砚谱》，流传有绪，品价极高。砚石属宋代端溪老坑，砚面隆起而中部微微下凹，数翠点隐然可见，砚池深广，墨锈斑驳，两跗内敛，覆手刻大小石柱101眼。砚右上方镌“陆氏家藏”篆书4字；砚右侧镌有清乾隆皇帝题楷书七言律诗一首，诗后钤“古香”、“太璞”二印；砚匣盖上则携有这位皇帝题写的隶书七言律诗，诗后钤“比德”、“朗润”二印。苏先生得知此砚来历，更是宝爱不已，因署其藏室为“百一砚斋”，以志得砚之喜。“十年浩劫”中，这一宝物一度失落。1984年，在落实政策中，该砚珠还合浦，失而复得。苏先生喜不自胜，立下遗嘱，要将此砚献给国家，成为天下公器。1984年底苏老先生病故，1986年夏，其子女遵照老人遗言，将“宋端石百一砚”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
在当代，仍有不少收藏家为购藏文物珍品呕心沥血。被称为“壶魂”的许四海，出身贫寒。他历经艰辛磨难，收藏了数百件紫砂珍品。一次，许四海在江西看到了一把清代的“大亨壶”即将被一位海外人士买走。他焦急万分，苦苦劝说卖主不要让这一绝品从大陆流失。卖主被他感动，答应将这把壶优先卖给他，索价2.8万元。许四海大喜过望，连夜给在上海的妻子打电话。然而，经八方求借，又租了汽车直达江西送款，最后还差5000元。许四海再次恳求卖主，终于将这把“大亨壶”买到手。
以上事实说明，民间收藏是祖国文物、民间艺术乃至全部文化得以继承、拓展和丰富的重要渊源，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致流散和丢失的基本途径。民间收藏，是发自收藏者自身需要而无需外界任何强制的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这种行为常常有不可抗拒的鼓动力量。大凡收藏家，对文物收藏品无不执著地追求，尤其是这些珍贵物品即将流失海外时，他们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求购。而这些藏品一旦到手，他们又视其为个人心血的结晶，珍爱至极，千金不让。正是由于民间收藏者的这种动力和热忱，才将无数流散乃至将要毁灭的文化遗产，或辨别出来，或收集起来，或抢救出来，或聚敛起来，并加以精心和妥善地保管，使之留之于国内，传之以后人，使现代人有幸能看到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以前的人类文明的结晶。民间收藏的这种特点、优势和功能，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陶瓷的收藏陶瓷的收藏陶瓷的收藏鉴别古瓷要“四看”
宋磁州窑白釉黑彩童子钓鱼纹瓷枕鉴别古瓷的真伪，先要掌握瓷器鉴定的基本方法。不能对瓷器的时代作出准确的判断，找出各种瓷器之间的异同点，通过逻辑思维和概括，对鉴定对象加以甄别，就无法断定古瓷的真伪。
关于瓷器的鉴定方法，很多行家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归纳起来，无非有以下4点：
一是看造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风俗面貌和技术条件，因此产生出的瓷器也有不同的造型特点，这给我们的鉴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假如是“宫式碗”，则应该知道这是明朝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是“观音尊”、“棒槌瓶”、“太白缸”、“柳叶瓶”等，这些应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器物。熟知各朝典型品种的各类器形，形成准确的“正宗”概念，对于帮助我们鉴别真伪是非常重要的。只元青花釉里红开光镂孔大罐要我们头脑中有了准确的器形概念，对那些貌似的伪品，就能看出差别之处。这就有如手里拿了一把尺子，有了准确的尺寸，就不致出现“失之千里”的现象，将明代的器物看成了唐代产品。
二是看胎釉。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烧制的瓷器，由于胎釉成分和烧造条件不同，烧成的器物，其质地与釉色各不相同。因此，细致地观察胎体和釉面，亦为断代辨伪的重要环节。例如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当时采用洒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再以明清两代瓷器为例。明朝永乐、宣德时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白腻，釉面肥润，隐现桔皮状的凹凸感，仔细观察，釉中可见大小不等的釉泡；而明朝末年生产的青花瓷，釉色迥然不同，薄而青亮，不可同日而语。明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而清康熙、雍正的仿宣德瓷器，却无此特征。此外，明朝胎体瓷泥陶炼的纯净度及烧结密度则远逊于清朝。如清代康熙瓷器胎质精纯、细腻、坚硬，居明清两代之首，有“似玉”之誉；而且与各代同一器皿相比，其胎体最重。
元钧窑玉壶春瓶5.2万元成交三是看纹饰。瓷器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它好像是一个人人的衣冠，有着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代瓷器，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譬如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布局繁密，层次较多，少则二三层，多则七八层；但到了明永乐年间，则趋于疏朗。纹饰的内容，各个时代也不尽相同。明代正德瓷器多回文箴言及仙人朝圣、八宝图等图案，因为那时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清代康熙瓷常有各样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的图案，以及用诗词文字作为装饰的图案，这是由于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就是同一种常用的装饰，各个时期亦各有变化。如龙纹，有的叱咤风云，有的细软疲沓；有的威武雄壮，有的老态龙钟。这些，都是鉴定古瓷的参考因素。
四是看款识。款识是指刻、划、印或写在瓷器身上的文字，表明它的时代、窑口、制作者或使用者等等。款识以纪年款居多，此外还有堂名款（如“正和堂制”）、陶人款（如“某某造”）、赞颂款（如“美玉雅玩”）、吉言款（如“寿山福海”）、花样款（如双鱼、白兔等纹样图案）等。纪年款一般是在瓷器底部的中央、器皿的心里、身的中部或边缘，书写某某皇帝的年号。纪年款在明代以前较少，自明代开国至清末，共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一时期的瓷器，大多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款，我们在鉴定时，要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很多，但也有不少是伪托假款。因此，在鉴定时应多加比较，掌握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及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出真伪。例如从明宣德至清康熙间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则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大清雍正年制）和四字款（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道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自咸丰至宣统三年，又回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这是明清款识的基本规律。另外，历朝年款的字体和风格及色泽深浅等也各有特点。把握了这些要素，便能逐步提高鉴别能力。比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当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瓷器的真伪打个问号。又如清末民初有不同仿清代康熙民窑的瓷器，器底书“大清康熙年制”款，但字体、笔法与康熙时不同，一看就知道这是后代的仿制品。
造型、胎釉、纹饰和款识，是鉴定古瓷的基本要素。这4个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执一方，因此鉴赏者不可仅据局部或偶然巧合而轻率地作出判断。我国古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对这4个要素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作过精辟的概括，这就是：“造型为根本，胎釉是关键，纹饰辨时代，款识察真伪。”只有耳、目、手并用，细致观察，全面分析，慎重定论，才是正确的方法。当年琉璃厂虹光阁古玩店的张云岩对鉴定古瓷也有一套独特的看法。他的方法是先对胎、釉、色彩、款识各个单项仔细地看，再统观全部；其次是用手一拿，看手感和份量是否合度；另外还要用手指敲或弹，放在耳边听声，做到耳聪目明。他的经验告诉人们，鉴定古瓷，切不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拿着条条框框去套，必须将各项依据、因素、信息综合起来考虑，联系实物，反复推敲，既注重普遍规律，又不忽视特殊情况。否则，即使某一方面能对上号，但本质的东西没有抓住，也会造成真假不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