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消除集体行动悲剧的一个良方。这里，道德的人并不是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是计算的人，是在对得与失作出充分计算后行动的人。
在一个笼子里关了一群猴子，主人每过一天就打开笼子抓一只猴子杀掉。每天主人来时，每个猴子都紧张，它们不敢有任何举动，怕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选中。当主人把目光落在其中一个猴子身上时，其余的猴子就希望主人赶快决定。当主人最终作出决定时，没有被选中的猴子非常高兴。那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观看，这只猴子被杀掉了。这样的过程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最终猴子全部被宰杀掉了。
如果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这一群猴子有可能会逃掉。但每只猴子不知道其余的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怕自己的反抗会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选中宰杀掉。
“待宰的猴子”是“囚徒困境”演绎的典型版本。在人类的世界，也常常有与之相类似的情景出现。
在现实社会中，有时窃贼在公共场所（比如公共汽车）上偷东西时，车上的乘客看到了，但不敢吭声。没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人不是我，我反抗了，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遭到伤害；而不反抗虽不得益，但也不受损，我何必要反抗呢？
窃贼在偷东西时实际上是在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谁反抗，将殴打谁。因为如果个别乘客反抗，而窃贼不殴打该乘客的话，就将会有更多的乘客抓窃贼，窃贼将有可能被抓，因此窃贼必然殴打反抗的乘客。
对于乘客来说，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而乘客的最优策略是“不反抗”；而对于窃贼来说，乘客“不反抗”下的“不殴打”策略为最优。
这种在某种公众场合，需要有人出来维持正义与道德秩序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的“沉默的困境”常常见诸媒体。
在公共汽车上，歹徒公然抢劫，没有人出来抗争；
在游人如织的公园内，一小孩不慎滑入湖中，没有人救助；
甚至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一见义勇为者与罪犯进行殊死搏斗，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人伸手帮助……
这样一种群体沉默的结果将使社会风气恶化。对个体来说，虽然这一次倒霉的不是你，但下次你倒霉的几率就会增加了。这使得我们都如同待杀的猴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
在一本期刊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去一家中国餐馆进餐，不巧遇上了劫匪。劫匪拿着一把刀子指向掌柜，掌柜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多美元现钞全给了他。
劫匪走后，中国顾客问老板为何不报警，老板说报警没有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那时劫匪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中国顾客不相信老板的话，他听说美国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赴现场，为了证实老板的话是否可信，便做一次好事佬按响了报警号码。
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两个警察，若无其事地做了一个笔录就走人。
中国顾客义愤填膺，大骂美国警察混账渎职。想不到中国老板依然帮美国警察说话。
“这也不能全怪美国警察，怪只怪我们自己当初不争气。说句凭良心的话，美国警察还是很不错的，既称职又不受贿。别的地方发生抢劫案，警察总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就我们中国餐馆例外。”
“那是为啥，美国人真的歧视中国人吗？”
“那倒不是，造成目前现状的还是中国人自己。早期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餐馆遭受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当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报复，居然不敢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于是美国警察对来自中国餐馆的报警不再热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的现状。”
而别的商店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很少遭抢，因为抢别的商店风险太大，他们不但当场报警，还和劫匪搏斗，劫匪在得手之后很难安全逃脱。尤其是犹太人开设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犹太人在遇劫之后不但即刻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碰上这样的硬对头，劫匪只好自认倒霉，惟一的对策就是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商店，中国餐馆则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犹太商店从未遭抢。就是那些中国人不敢出面指证而逍遥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国人的恩，过几天又照样来抢。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沉默者心灵麻木、感情冷漠，否则他们应该打破沉默；但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其实，所有的沉默者都十分清醒，不是他们要任凭摆布，是他们在经过精心的算计后，不能不任凭摆布。
他们的沉默对他们个人来说，在那种环境下都是最理智最经济的一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想损失小些，收益大些，但由此造成的“沉默现象”却给社会道德以致命伤害。
如何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
我们看到，使“沉默者”不再沉默，采取“反抗”策略在于加大采取“反抗”策略的获益，而减少“不反抗”的获益，当“反抗”策略下的获益大于“不反抗”策略下的获益时，乘客就会采取“反抗”的策略。
加大道德宣传，培养人的道德感可以解决这个囚徒困境。增强人的道德观念就是加大“反抗”策略的获益，即：当反抗时，尽管有受伤的可能，但是，道德荣誉感或道德满足感将使得乘客的心理有所补偿；而在窃贼行窃时乘客如果不反抗，他的道德感将使得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每个公民都有这样高的道德感，窃贼将成为过街老鼠，社会将从偷窃之风盛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且窃贼如果偷窃的话，他知道将会受到道德感强的公民的反抗，他偷窃的收益将很低，他很难再从事偷窃活动了。我们应该知道，道德的人并不是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是计算的人，是在对得与失作出充分计算后行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