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创作正式开始于“五四”时期，他的最重要的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呐喊》、《彷徨》都写于这一时期，而这一时期又是他思想变动的关键时刻。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特点，便成为了解其小说创作特点的前提。
鲁迅在“五四”前夕的苦闷，在“五四”高潮中的奋起，在“五四”低潮期的一面战斗、一面彷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看法，我们慢慢就会发现，他的这种看法的特点，就是一刻也不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
“五四”前夕所提的民主与科学，作为辛亥革命的“补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还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反封建，却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鲁迅开始对这样的思想和宣传表示很冷淡，就因为他在现实中看到了它的矛盾，他看得比“五四”前夕的陈独秀深刻。鲁迅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提出了诘难。他一方面看到外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了它的本质；另一方面看到中国“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在十月革命后，鲁迅在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的同时，特别提出了中国应该如何接受“新主义”的问题，触及到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发动和教育农民的问题。这些，都显示了他观察问题善于从现实出发的特色。这个特色，决定了他的思想有一个细微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决定了他的全部小说创作的面貌。
一、 形成注目于中国现实的思想特点
1902年，鲁迅怀着科学救国的幻想到日本学医。后来由于现实的刺激，认识到国家的强盛首要的是人民的思想，就决定用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当时的鲁迅当然不可能看到精神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力量，但是他的这种特别重视精神作用的看法，确也反映了革命必须从思想上动员群众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其漠视群众。所以，鲁迅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20世纪初，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成为时代的风尚，鲁迅也接受了进化论。但是，鲁迅反对“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他的学习标准，就是既从无限广袤的世界来充实自己，又时时顾到自己的传统，一切从中国这个实际出发，一刻也不忘记中国的特点。
鲁迅早已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在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他批判立宪派鼓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他十分感喟：“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但是，他找不到别的思想武器，误从了尼采学说，认为“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只是尼采把群众视为超人脚下的草芥，鲁迅则要唤起群众。一开始就有着这样的分野。鲁迅这种思想，客观上反映了即将兴起的辛亥革命与群众的隔膜，成为他“五四”前夕思想痛苦的根源。
辛亥革命以后，鲁迅虽然一度“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是，善于从实际中发现问题的鲁迅也很早就发现了它致命的弱点。光复后的绍兴所组成的政权不过是全国的缩影，“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接着革命党人也被旧势力和投机者所包围、腐化了。王金发“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后来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未庄的政权被旧势力攘夺的一幕，便是这样的生活体验的升华。
坏人当道、好人受欺。这是一条定律。与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相识的爱国志士范爱农，原在绍兴师范学堂做监学，光复后却不能见容于那里的旧势力，终于被一个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解雇后自沉了。约在二个多月后，即1912年7月19日鲁迅获讯，悲恸异常。他在《日记》中写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三天以后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他写出了《哀范君三章》的悼诗。
他在诗中写道：“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实在是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写照；“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沈沦”，这是对当时中国黑暗社会的深刻概括。浊世如醉，宜乎“君子无终”。鲁迅的心情是悲愤而又沉痛，他终于哀吟了：“故人云散尽，吾亦等轻尘。”后来在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身上，我们还依稀能看到范爱农式的“傲骨”的影子。
辛亥革命终于到了不仅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的经验家跋扈、而且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的“经验家二世的全盛的时代”，于是，当年辛亥革命的“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连辛亥革命的革命家章太炎竟呼吁袁大总统便宜行事，说什么“追念前清之亡，既有立宪，俯察复来之祸，亦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简直被诋毁为一种罪恶了。不久，袁世凯就用屠刀为自己称帝开道了。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鲁迅的深思。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越发苦恼着鲁迅。他早年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不敢发动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因此，到了封建军阀公然窃国之时，就一无还手之力了。被冷漠的农民不能帮助他们夺回失去的政权。现实已经证明了鲁迅早年提出的“任个人而排众数”决不是办法，靠少数几个人显然是不可能唤起群众的。鲁迅看到了农民的冷漠，也看见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是在现实的刺激下，鲁迅从自己切身感受中，对尼采超人学说的一次否定。鲁迅已经不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但是，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当然还提不出超越自己思想范畴的方案。
“五四”前夕，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做佥事。当时教育部规定“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凡是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受到排斥。鲁迅在1912年7月12日的《日记》中愤慨地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鲁迅还要被迫参加例行的祭孔，担任执事，“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这对在青少年时代就叛逆孔孟之道的鲁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对辛亥革命具有深刻的怀疑和失望而感到颓唐的鲁迅，终于“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沉入于国民中”，研究了中国社会，深化了对“国民性”的认识，探索造成中国黑暗的原因；他“回到古代去”，整理古籍、抄古碑、读佛经，沈潜于中国古代文化，寄情于典籍。
当然，曾以“精神界之战士”自期的鲁迅，完全埋首于古代文化，是为他所不愿意的。但是，他一时还看不到别的出路。
鲁迅对刚创刊的鼓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并不怎么看得它起”。因此，钱玄同在1917年夏天代表《新青年》编委会向他约稿，他开始还表示迟疑。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一间“绝无窗户而无难破毁”的“铁屋子”，他耽心，即使自己大嚷起来，惊醒了其中较为敏感的几个人，也只会徒然增加他们“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但是，鲁迅却并不固执自己的独断，在“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问题面前，他的回答是：“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他终于答应写文章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这时，鲁迅青年时代的热情已经经过冰冷的现实的铁砧的锤炼，转而变得十分深沉了。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因而这“言”就不是罗曼蒂克的振臂一呼，而是蕴蓄着痛苦的现实生活经验的灵魂的返顾，这也就是他说的“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正因为如此，他参加了《新青年》团体后，对陈独秀当时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响应，而是把犀利的笔锋深入到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解剖中。
在“五四”前夕的鲁迅，虽然感觉到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一些重要原因，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但仍旧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他还不可能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最进步的工人阶级，从而陷入了苦闷的沉思。在这沉思中，促使鲁迅更注目于中国的现实，形成了他的思想特点。
二、 思想的三个方面和小说的三种内容
在“五四”高潮中，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但如他自己所说，开始并没有怎样的热情，他把自己作为第二线的人，这还深刻地反映着“五四”前夕困惑着他的思想。
十月革命的爆发，在国内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应。反动当局认为是过激派应该查禁。鲁迅所在的教育部就有人密呈要求严办过激派，并提出禁止夹带所谓过激派的书刊。但是，鲁迅却不管这些，认为“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不欲用奴隶”的制度的一定会出现。次年，他就作文公开宣传：“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他将共产主义称为“新主义”，认为它的主要之点，就是抗拒了压迫者的“圣武”——一种以“刀和火”作前导，以威福，子女，玉帛等兽欲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权力意志。鲁迅赞扬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人民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尽管鲁迅当时对十月革命实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曾把它当作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潮。但是他实际上已经从被压迫阶级的角度肯定了它的胜利，看到了历史发展的一种新的征兆。
在对十月革命的歌颂中，鲁迅显示了自己作为思想家的特点，他一刻也不离开中国的现实去思考“新主义”。他特别着眼于中国人怎样去接受“新主义”。他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象这样的命题，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提出来的。被鲁迅称为“新主义宣传者”的李大钊曾以革命乐观主义感染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人。但是，他在启发群众觉悟的问题上有时也看得比较简单，以致认为“快去作工呵”就可以达到新世界的桥梁。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过他的历史功绩，但也一度醉心全盘西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仍然缺乏认识，对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几乎盲目无知，因此，导致他在阶级估量上发生了错误。当然，鲁迅也并没有能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去接受“新主义”的问题，他甚至还提出这样的疑虑：“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但是，鲁迅当时一方面虽然怀疑中国能否接受“他国思潮”，另一方面却说出了一个真理：由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根深蒂固，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因势利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定会碰壁。这两方面成了鲁迅当时思索问题的出发点。鲁迅“五四”时期许多最成功的作品都是他这种思索的成果。鲁迅的小说就是十分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鲁迅在“五四”高潮中的思想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情况，是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受到中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感召而大为奋发。因此而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前驱者看作“主将”，表示愿意遵奉他们的命令；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这实际上已表明，鲁迅接受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自觉地在纠正自己对周围现实过分悲观的估计。这标志着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高峰。
鲁迅这方面的思想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也就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在小说里“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他说：“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后一层意思也就是他在另一个地方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事情当然不限于在作品的某些情节上的改变，问题的实质是鲁迅在自己没有接受新的理想以前，借助于有了新的理想的前驱者的提示，正在否定“五四”前夕的那种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的思想。这样的提示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它燃起了鲁迅的创作热情，帮助鲁迅在总结过去的生活经验时分辨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使他确信有些黑暗现象不会长久地延续下去，它们会变化，会向光明转化。这样也就不致为黑暗所压倒。但是，仅仅有这样的提示还是不够的，鲁迅因为有丰富的生活的积累，当他从前驱者那里取得新的信念时，生活也给了他印证。这就为什么他在写小说时，既“遵奉前驱者的命令”，但并不“以意为之”。同时，当鲁迅为光明的前景所鼓舞时，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所处身的黑暗的现实，他终于大胆地写出了这黑暗的人生的血肉来。
鲁迅当时思想的第二方面的情况，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致力于对中国社会进行诊断的工作。这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诊断的工作其实是第一位的工作。实践已经证明，革命者的危险莫过于不了解实际的症状，而开错了药方。在这里，鲁迅便进一步显示了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特点。鲁迅并没有把“遵命文学”当作某些概念的图解，简单地去演绎革命前驱者的思想意图，而是将自己的任务规定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要“揭出病苦”，必须对群众、对中国社会有真切的了解。鲁迅在这方面表现了他过人的洞察力。他的有利条件是从小就经历了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与农民有一定的联系，“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他又参加了准备辛亥革命的实际斗争。他还为了改革的目的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对待社会的发展还持有唯心史观的鲁迅，一接触到他所反映的生活就几乎达到了与同时代的最伟大的革命家大致相同的观点。
鲁迅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化。在这方面所提出问题的尖锐性是无与伦比的，代表作就是《狂人日记》。他揭露了装饰着“仁义道德”的中国的历史，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不仅概括了封建伦理思想的实质，还对正在利用这种伦理思想毒化群众强化反对统治的封建军阀以有力回击。在此以前，复辟派康有为就竭力兜售等级制，将民主派诋为“狂人”，蛊惑人心地叫嚣：“今者邦人，慓悍恣睢，礼俗荡然，人心发狂。”《狂人日记》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揭开了鲁迅小说的序幕。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悲剧实质上都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传统思想进行各种各样的“吃人”的方式的结果。鲁迅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批判，使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二是表现了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痛苦、挣扎、追求。鲁迅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毒化了被统治的劳动群众。像《狂人日记》里的狼子村的佃户，自己明明是被吃者，却无意也要参加吃人的一伙。那些“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却全没有象对“狂人”“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狂人”冒犯了神圣的封建礼教，就被他们认作公仇，认为理应受到众共弃之的惩罚。不知道自己正是封建礼教最深重的受害者；当然更不会知道，对“狂人”的怒目乖张，正是自己的灵魂被毒化了的缘故。鲁迅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客观上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发生革命就必须唤醒这样的群众。鲁迅曾考虑到中国人应该怎样去接受经过十月革命而传来的“新主义”，他顾虑“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就因为他逼真地看到了中国的人民群众所承受的沉重的历史的惰力。他的这种顾虑显然是有根据的，直到离开他说这话的六十年左右，在林彪、“四人帮”放肆地蹂躏全国人民时，我们尚能看到封建主义的幽灵，经过乔装改扮之后仍能迷惑群众、俘虏群众的悲剧。
正因为鲁迅有着这样的独立思考，因此，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反封建主题便远离了浅薄浮泛的一路。那末，这样的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呢？鲁迅在稍后写成的伟大的政治小说《阿Q正传》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即使阿Q这样被毒化得如此落后的农民，由于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在革命高潮中也会成为使反动派心惊胆颤的活跃的力量。象阿Q这样的农民，胸中也蕴藏着革命的愿望，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觉醒过来成为革命的动力。这也就在客观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发动包括阿Q在内的广大人民，革命才会胜利。
中国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方式的弊害是如此影响深广，像阿Q这样虽然不识字，也要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农民，像《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触犯了封建传统就象触犯了自己祖先一样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国实在还不在少数。鲁迅通过对这些农民灵魂的透视，写出了旧中国血淋淋的现实，实际上触及了中国民主革命中最根本的农民问题。
鲁迅没有机会接触产业工人，但是他也不放过在实际生活里对无产者的观察。他从人力车工人的一件小事中，发现了远远高出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品质，他并不一般地重复“劳工神圣”的歌颂，而是提出了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命题。
这一时期鲁迅小说中所表现的第三种主要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幻灭。这主要通过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认为使人记起辛亥革命的功绩只不过是剪了辫子。他由于失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而怀疑起一切理想来。方玄绰的“无是非之心”的人生观，以及吕纬甫、魏连殳的悲剧同样是失去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后的表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随过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军阀的专权而幻灭了，新的理想在那里呢？这是当时追随过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最苦闷的中心思想。由于鲁迅自己当时虽然受到了革命前驱者的鼓舞，但还没有确信新的理想，因此，他也不能在小说中解答这个问题；他还不可能表现出找到了新的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形象。然而他提出的问题是严峻的，是新时代出现前的郁雷。
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中获得的真知灼见，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成为鲁迅当时思想中的抗毒素，使他逐步抵消了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逐步接受无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因此，鲁迅在反封建方面的彻底性和深刻性，达到了与无产阶级相一致的高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主将。
鲁迅当时思想的第三方面的情况是，他对自己敏锐的感觉所获得的真理还不能上升到理论，特别在展望将来时，就完全显得无能为力。他既然还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求助他早年所接受的进化论。这种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狂人日记》中说：“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显然是十分空泛的劝诫。他提出的做父亲的标准是：“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与生物没有区别。由于没有唯物史观，说不出人类发展的特殊规律。他甚至还说过，在进化的途中，“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旧的应该“让开道”，“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就证明，他在实际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阶级斗争的气息还不能纠正他的进化论的偏颇。因此，当时代一旦逆转到用进化论不能解释时，他就感到迷惘。在鲁迅所写的《头发的故事》中，有位参加过辛亥革命而悲观失望的N先生，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新的理想表示怀疑，说：“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鲁迅虽然不同意这话，但他也无法给N先生以圆满的回答。到了一九二三年，鲁迅还说过：“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这就说，他还看不到在中国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他对“新主义”的理想还停留在抽象的认识上。这就说明，即使是鲁迅这样对实际生活具有深切感受的思想家，在没有新的思想武装时，旧的思想武器就会成为前进的阻碍。
三、 思想的曲折前进及其对小说的烙印
接着便到了“五四”的低潮期。鲁迅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青年》团体分化了。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过程中，鲁迅同样表现了他的思想特点，这种思想特点也给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烙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环绕如何对待新的理想问题上他与曾经是“伙伴”的关系的变化。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胡适首先分化出来。胡适的为人处世，鲁迅“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针对胡适要《新青年》“宣言不谈政治”和“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鲁迅写信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这就戳穿了胡适想取媚于官场的心机。胡适所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鲁迅虽然没有就此发表文章，但是在1922年所写的《呐喊·自序》中鲁迅说：“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顺手讽刺了胡适。
钱玄同是最早代表陈独秀邀请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他当时的志愿是“打倒纲伦斩毒蛇”。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他却消极起来了。陈独秀1920年8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批评了他的消极态度，说：“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趣。”钱玄同曾表示：“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后来鲁迅作诗讽刺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1929年，鲁迅就和他分道扬镳了：“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按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刘半农在《新青年》团体中曾被鲁迅誉为“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战士，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他便远离战斗，到“外国钞古书”去了。以后“做打油诗，弄烂古文”，鲁迅与他“几乎已经无话可谈”。
就在这样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地站在李大钊、陈独秀一边，把他们看作“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和“主将”。到了30年代，鲁迅还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刘大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上所说，更使鲁迅受到感染，因为“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在《药》和《明天》的结尾，都赋予了“亮色”。这里所说的“主将”，就是李大钊。这两篇小说都先后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那期《新青年》和李大钊作为顾问的《新潮》上。
其次，我们说鲁迅在分化过程中坚定地站在李大钊、陈独秀一边，那末，是不是鲁迅这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呢？不错，鲁迅这时对马克思主义曾采取一种热情欢迎的态度。正在《新青年》团体分化时，鲁迅收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热情地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但是，这样的表态并不能证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相反，他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不十分注意和研究。他对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态度就是一例。他自己说：“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马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其实，正如他后来承认的，这恰恰是一个“错误”。它延缓了鲁迅接受马列主义的时间，导致了他在分化后的痛苦。
其三，由于这时鲁迅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分化甚至使他造成了这样的错觉：“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显然，鲁迅还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伟大的时代意义。
正因为看不到中国的革命正在深入，看不到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正在与中国的工农运动相结合，因此，鲁迅在“五四”低潮期还流露出怅惘的心情。他致慨于分化，他还不能看出分化乃是革命深入的必然。
他感喟道：“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这客观上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因为，在这第二次“伟大的分裂”中，诚如瞿秋白同志所说：“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但是，鲁迅正式走向工农民众的阵营、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有一段探索的过程。他自己也分明意识到这个，“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他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但是，“求索”不是思想的复归。鲁迅毕竟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受到过“新主义”的鼓舞。因此，在“五四”低潮期他就没有象在辛亥革命低潮那样，想用“回到古代去”的办法来麻醉自己。而是感到犹如《野草》的《过客》中所说有一种“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因此，他自拟于“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但还是义无返顾地前进了的“过客”。他说自己是“荷戟独彷徨”，表明他一面彷徨，一面仍在战斗。他终于总结了一套反映敌强我弱情势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沈的韧性的战斗”的“壕堑战”的战略。殊途同归地与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必须避免急性病只能采取“稳扎稳打”的伟大方针相一致。鲁迅的这个思想认识路线不仅保证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地靠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保证了他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成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代表。
鲁迅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并不因为他思想上的“彷徨”而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相反，他为了要在“彷徨”中“求索”，更加着重发掘现实的本质。《彷徨》中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变得更深沉了；而且还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的新的命题。在《彷徨》中，有一篇主题与《狂人日记》大致相同的《长明灯》，主人公已经不再是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而是勇敢地喊出了“我放火！”的呼号，决心要烧毁整个封建主义大厦；并且注意到了群众的力量：“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寻火种。”这也说明，鲁迅的思想正在曲折地前进。当然，在当时鲁迅的思想中，在与旧势力势不两立的斗争中，还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悲观色彩，这是因为鲁迅还没有大步跨向工农阵营，还不能体会到工农群众力量是他的后盾的缘故。也正因如此，尽管小说中对旧势力的揭露，对旧意识的批判，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但是，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只能采取《长明灯》中的那种用象征的方法，来作抽象的回答。这时鲁迅的思想特点同样渗透到他的形象思维中。
四、 思想家的地位和小说家的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鲁迅正视现实、注重实际的思想特点是特别显著的。“五四”时期，他在展望将来时虽然还不免援引进化论的学说，但在研究现实、批判现实时，常常突破了这种学说的局限，放射出唯物主义的光芒。他的直接反映现实的小说——《呐喊》、《彷徨》的杰出成就，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求实精神使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他因为有这种精神，思想上避免了主观唯心主义，政治上避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
在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家中间，有人因为沉溺于资产阶级学说，敌不住强大的封建主义而竖起了降幡；有人因为对抗马克思主义而终于走向反面；有人因为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帮助，失去了理想而随俗浮沉；也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远比鲁迅为早，由于阶级立场或思想认识路线的根由，犯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高度评价鲁迅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就是提倡唯物主义，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刻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有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或者不愿和不能坚持与实际结合也是不行的。在鲁迅后期，虽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由于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受着生活的局限，他虽有其志而终于不能从事反映现实的创作，这也是从实际出发。但是他寄兴于历史，写了《理水》、《非攻》、《出关》、《起死》、《采薇》等“故事新编”，他批判了虚无主义的老庄思想，肯定了脚踏实事的大禹、墨子精神，与鲁迅重视实际的思想是一致的。
正因为鲁迅具有重视实际的思想特点，诚如周恩来同志所说：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这样，他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处的黑暗现实中，锤炼出了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周恩来同志说：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的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韧性的战斗”是一种伟大的战略思想，它基于对现实深刻的体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鲁迅对现实的体察，几乎是比任何人都深刻。他的这种思想特点，便形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无与伦比的深刻性。这就是鲁迅小说为什么特别耐人寻味而百读不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