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小说中，有些是以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如《狂人日记》、《伤逝》，这类小说很明确，当然谁也不会怀疑“我”就是作者自己。有一类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如《社戏》，其中的“我”当然更多地概括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风貌。但是，既然是小说，总要加以想象和虚构，因此也不可能完全等于自叙传。其中的“我”，是一个封建阶级所谓书香门弟的子弟，在劳动农民的孩子面前，他常常为由于强迫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对农村的生产劳动一无所能一无所知而感到羞愧，例如看见黄牛不敢走近，这时，“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在《故乡》中，他十分钦佩少年闰土，因为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后来，彼此都长大了，待到“我”回故乡迁居，闰土已经改口叫他“老爷”了，并一再声明，以前的哥弟相称是干渎和冒犯。这阶级壁垒的升起，使得“我”很痛苦。这里的“我”的形象中，显然浮现出作者的思想的面影。抱着“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念的作者多么不愿意看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在这里，使我们看到了“我”与作者的精神世界的交融。但是，“我”仍然不等于作者。
至于大部分小说，虽用第一人称，“我”的形象则完全不能与作者等量齐观，他们往往是作者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并没有忘记，在《一件小事》中，正是以“我”的一事当先就计较个人利害的劣根性反衬了那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力车工人的高大形象。
当然，《一件小事》中的“我”，并不是否定的形象，他有不少优点，其中最突出的优点便是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显然是属于当时革命的动力之列的。他对自己所接受的封建教育的背弃而却在属于无产阶级的城市苦力工人身上找到了奋进的力量，这就是“我”的进步性所在。但是，“我”显然不等于作者。看到老妇人被车把带倒而责怪车夫主动去承担责任是多此一举的心理显然是为伟大的鲁迅所不取的。在这里，“我”与作者的精神世界就有着高下的疆界。
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我看到一幅以《祝福》为题的油画，画着鲁迅在与已经沦为乞丐濒临死亡边缘的祥林嫂谈话。看来，似乎是在解答她死后灵魂有无的问题。将《祝福》中的“我”看成作者本人，这是对鲁迅的亵渎。
这篇小说中的“我”，虽然一听到鲁四老爷“大骂其新党”就觉得话不投机了；一见到鲁四老爷的那些理学教本就表示决计要走了。但是，在祥林嫂死后灵魂有无的考问下，“我”先是支吾其词，后来终于以“说不清”为挡箭牌。据“我”自己讲，“‘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懂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在这里，鲁迅批判了那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我”的“说不清”的回答，正如《明天》中王九妈对待单四嫂子向她询问孩子病状时的冷漠态度，她“唔晤”了两声，“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完全丧失了对别人的痛苦的感受。不更事的少年，敢于给别人排难解纷，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出的主意并不十全十美，甚至不无失误，也比冷眼旁观的冷漠态度可贵得多。从这个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他们有可能同时注意到自己对别人帮助的客观效果。而“说不清”之类的处世哲学，却首先把关心别人的大门堵死了。已经不用也说不上再去考虑帮助别人时的客观效果。对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只求得自己内心的平静。这实际上也是对现实闭起眼睛。
是的，在对祥林嫂回答了“说不清”以后，“我”也总觉得不安，“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但是，“我”还是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他想到了要去吃福兴楼的清墩鱼翘，明天决计要离开鲁镇了。是的，当“我”听到了祥林嫂的死讯时，“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是，“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他把祥林嫂的死看作一种宿命的悲剧，所谓“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从而使自己感到轻松，并且由此“渐渐的舒畅起来”。这就是说，他虽然目睹了祥林嫂的悲剧，也略一震动，但考虑的却是如何从不幸的精神世界中努力救出自己，这正是当时胡适宣扬的人生哲学。胡适曾借易卜生宣传和提倡的一种所谓“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他转述易卜生的一封信中的话：“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接着说：“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道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说‘救出自己’的意思。”据胡适说，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对人民诉说的苦难闭起眼睛，采取听之任之、不问不闻的态度，这正是从不幸的世界中努力救出自己，其结果只能有利于压迫阶级，客观上站到了压迫阶级的一方。正因为如此，鲁迅对这种明哲保身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一贯采取批判的态度。
从《祝福》中的“我”的“说不清”，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包括《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差不多”，以及在鲁迅后来的杂文中经常提到的“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口头禅，实际上都是否认阶级压迫的遁词。鲁迅从来就反对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起眼睛，用“瞒和骗”来自欺欺人，而主张不隐瞒任何客观事物真相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成为伟大鲁迅的一个显著的思想特点。因此，《祝福》中的“我”怎么会是鲁迅自己的现身说法呢？恰恰相反，鲁迅对“我”，通过揭露他的“说不清”的哲学，给予严肃的批判。如果误认为《祝福》中的“我”就是鲁迅，岂不是对鲁迅的亵渎。
《在酒楼上》中的“我”，虽然思想境界比吕纬甫高，但他也是在灰色的生活道路上挣扎。因此乍遇吕纬甫，他还感到相当自卑，认为自己不配还称吕纬甫为朋友。他对吕纬甫说到彼此在辛亥革命时的豪情时，还对吕纬甫抱着期望。吕纬甫说出自己现在已经倒退到在教孔孟之道一类经书时，“我”很失望，他说：“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但是，当吕纬甫说出自己“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这样对前途丧失信心的话时，“我”却没有任何回答，他显然也在迷惘之中。在这里，分明也烙印着作者的某些思想。因为作者当时正在徬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但是作者始终是战斗者，即使“徬徨”也不忘“荷戟”前进，与“我”就完全不同。因此作者虽然不能通过“我”的形象明确回答吕纬甫的新路该是什么，却完全能决然否定吕纬甫的那种随俗浮沉的倒退行为。
同样，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的“我”，虽然思想境界远比魏连殳高，例如他觉得魏连殳的性格太冷，把生活看得太黑暗，意志太消沉；他不满意魏连殳客厅里那些颓废派的青年，“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他也反对魏连殳认为生活中只有孩子“全是天真”，他说即使孩子中也有坏根苗；他认为魏连殳的孤独，是“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对魏连殳说：“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但是这篇小说中的“我”也拿不出任何进取的方案来，因为他自己也在压迫下挣扎。“我”收到魏连殳一封告诉他做了军阀师长顾问的信，虽然“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认为魏连殳的“生计已经不成问题，我的担子可以放下了。”这表明，魏连殳失节的事并没有使他震惊，这是因为，他是用资产阶级角度去看待这件事的。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他们划不清与封建军阀的界限。既然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那末，魏连殳为了吃饭问题去当了军阀顾问似乎可以并不介意，如果这样，魏连殳也不会因为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的一切而自戕。在这里，“我”的政治立场显然与作者有严格的区别。
后来，封建势力对“我”的压迫也更甚了，“我”就只好极为小心，小心到连吸烟的烟卷也“谨防飞散”，仿佛到了荆天棘地的处境，因此甚至弄得自己也“百事俱废”，从此将魏连殳忘记了。待到参加魏连殳的入殓的丧仪，并知道他临死前的一些情况以后，他当然十分悲愤，但他一想得魏连殳的那种对周围发泄仇恨的报复行为，他感到轻松畅快，仿佛也出了一口气。在这里，“我”显然也有着以发泄个人仇恨的报复为快意的弱点。这是面对强大的压迫势力，在没有找到强大的群众力量以前的知识分子的通病。作者虽然也有过这样的思想，但是，经过五四时代精神的洗礼，五四低潮期的锤炼，他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常常告诫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鲁迅这时十分反对孤注一掷，图一时之快的所谓向旧社会报复，十分反对这样一种实际上是脆弱的表现。这显然与同情魏连殳式的报复的“我”是有所不同的。作者对《孤独者》中的“我”是持着批判态度的。
不用说，无论《在酒楼上》或《孤独者》中的“我”都概括着作者生活中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因此他们有些经历和举动，也类似作者的经历和举动，这往往使读者误以为“我”即作者的原因。但是，如果结合作者的思想状况来看，就泾渭分明，与“我”判若两人。
早在“五四”前夕，鲁迅就从旧世界的“有主义的人民”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预示“新世纪的曙光”。他深信：路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他提出要以“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争取经济制度的改革。因此，他虽然当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一面战斗，一面追求。在战斗和追求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他逐渐扬弃自己的思想武器，逐渐实行自己世界观的变革。正是在对旧的思想武器逐步扬弃的过程中，他特别看清楚了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的弱点，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讽喻。希望他们能摆脱这些思想上的弱点。当然，鲁迅在当时还没有可能指明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只是暗示地指出了横在他们面前的死胡同。这死胡同，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胡适的“努力救出自己”，都是只会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往投靠大资产阶级那里去的。鲁迅鼓励他们应该另觅新路，有所追求，有所前进，这在客观上就便于使知识分子走上正确的道路。他唤起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警觉自己的通病，这在客观上就为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鲁迅在小说中常常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就加强了小说的散记体的特色，给读者造成一种仿佛是作者亲历其境的亲切感，但是，“我”的形象却并不等于作者的现身说法，它是一个典型，它的思想容量像别的典型一样，都是从大量的生活现象中概括的。“我”的形象，鲁迅不只使它担任一种讲述者的角色的任务，通过“我”的讲述和应对中，同样反映了“我”的精神面貌，一笔并写两面，这对我们现在某些作品中第一人称形象不够丰满、“单打一”的缺点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98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