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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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记念刘和珍君》

刘和珍是牺牲于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的。

1926年3月12日,段祺瑞内阁总理贾德耀以“防赤化”为条件,与帝国主义达成了五千元大借款的卖国政治交易。同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攻打冯玉祥所率领的国民军,炮击大沽口,当即遭到国民军的还击。3月12日,日帝联合美、英、法、意、荷、比、西(班牙)等八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国民军于48小时撤退。3月17日,北京学生到北洋政府国务院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段祺瑞下令痛打请愿学生,并定下大规模诱杀的毒计。3月18日,请愿群众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段祺瑞派代表到天安门前引诱群众到布好罗网的段政府门前,当即由府卫队向群众刀劈枪击,当场英勇牺牲的共有47人;负伤的132人;失踪的48人。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当时目击者有诗为证:“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民贼大试毒辣手,天半黄尘翻血花!晚来城郭啼寒鸦,悲风举雪吹飘飘!地流赤血成血洼!死者血中躺,伤者血中爬!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见《语丝》第72期)这诗控诉了反动军阀的血腥暴行,而毅然前往参加爱国请愿的刘和珍以及她的战友,便是惨遭屠戮的对象。

本篇是鲁迅所写的著名悼文之一。当时鲁迅正在北京,很快就知道了“三一八”惨案的真相;又接连听到依附于军阀的文人们的流言,他怀着对死难烈士的无比哀痛,对中外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写下这篇悲愤交加、血泪迸发而又壮怀激烈的悼文,对英勇就义的烈士表示沉痛的悼念;对杀人者作了义正词严的声讨;号召革命者要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奋起反抗!

本篇共七段。波澜起伏,曲折缭绕,有节奏地反映了作者当时怒涛翻滚的不平静的心境。

第一段叙本篇写作的起因,既是点题,又为下文的展开埋下伏线;

第二段忽如风雷飚发,奇峰突起,鼓舞群众的斗志,号召革命者起来反抗,警惕忘却这次血的教训;

第三段追念刘和珍生前的印象,作了栩栩如生的刻划;

第四段急转直下,揭开“三一八”惨案的残暴真相;

第五段以烈士壮烈牺牲前的英勇行为向杀人的中外反动派提出了控诉;

第六段总结“三一八”惨案中徒手请愿的经验教训,提出应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但是也肯定了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第七段提挈全文,着重歌颂革命青年妇女气壮山河的英雄行为,鼓励群众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综观全文,一是对刘和珍等烈士的悼念;二是控诉反动派及其帮闲文人的凶残;三是号召群众继续起来反抗。而控诉敌人的罪行和号召人民的反抗是贯穿全文的一条红线。因此,沉痛而并不伤感,悲悼却使人奋起。

本文以叙事与抒情、议论相结合。

劈头第一句故意标明“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即距离“三一八”惨案后一周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开追悼会的一天。这不是泛泛的祭文套语,而是寓有愤怒和讥刺的深意。鲁迅曾有慨于“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忽然想到》)并认为:“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无花的蔷薇之三》)因此这里特意标明“中华民国”,仿佛说,这就是所谓“中华民国”里所发生的一切!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点出了迟迟没有下笔的原因。然而萦回脑际的刘和珍的形象,唤之欲出,记起“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又记得在女师大风潮中,被反动校长杨荫榆开除的学生中有她;后来,由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亲信、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打手,强拖出校的学生中有她。这就点出刘和珍是从思想到行动上都站在斗争前列的学生。然而这样一个学生,却并不锋芒毕露,而是态度很温和。鲁迅又并不径说,而是先以自己想当然的印象反衬:“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这就不但增加了文章的波澜,而且深化了刘和珍的性格,她不属于浮浅一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在心肺中弹以后,还能强持坐起,“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这又从不同角度完成了对刘和珍的性格的刻画。

叙事为了抒情。抒悲愤沉痛之情,在本篇中占了突出的位置。作者的感情,犹如汹涌的波涛,不时在字里行间奔流,激起澎湃的浪花。然而抒情不但贵于情随境迁,而且要求一步步深入,将读者引入高一层的思想境界,而不是呼天抢地,尽情发泄。

作者抒情的第一阕的主题是“长歌当哭,必须在痛定之后”。然而死者的悲哀,“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又岂能使人“痛定”?于是“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鲁迅愿意豁出被流言家的嘲笑的痛苦,来表示自己的哀痛,这就是所谓“出离愤怒”的命意。这里抒发的,是比愤怒还要愤怒的感情。

抒情第二阕的主调是怕烈士的精神不能永驻!怕“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何况又“不知道这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因此,鲁迅要呼唤:“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诘问:“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因为他已经不以哀痛为哀痛,已经以斗争为幸福!这才是“真的猛士!”这里,作者感情的波涛显然已经推上一个峰巅。

抒情的另一阕的主调是对反动派的控诉:“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无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通过郁雷般的感情,作者显然在呼唤革命的风暴!然而,中国是不会灭亡的,刘和珍等烈士的献身已经预示了这样的信念:“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感情的“悲怆交响曲”在推进之际,还有一个柔和的变奏,“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然而感情的这一回旋、舒缓、轻徐、收敛,却弥增悲痛。

经过了这一回荡,感情最后被推上一个理智的高峰:“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然而这便是最好的话,抒发了一个战士的情怀,也是对刘和珍烈士最好的纪念。

对刘和珍,鲁迅曾表达了他最深沉的感情,并以为自己不配做她的老师:“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这便是作者统帅自己感情的理智。

本篇不但以抒情胜,而且也以议论深刻见长。作者对“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都作了透辟的分析。作者特别总结了徒手请愿的失策的经验教训:“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这虽然是愤语,但是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里,显示了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卓见。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一八七○年九月把起义叫做愚蠢的举动。但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4页)鲁迅虽然不主张徒手请愿,但是他却极力赞美了请愿者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气魄。

至于全篇的文字,严谨而又放松的结构,抒情而又议论的风格,渗透中国传统悼文色彩而又能放笔直写不落陈套的韵味,则又体现了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