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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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本篇是批评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观点。

大致上可分四大段。

第一大段,分二小段。第一小段,开宗明义,摆出对方的论点:“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正是脱离实际,漫天空谈,形而上学的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观点。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的,只有相对的纯。即使是最严格的化学分析,最后总还有一个小小的不纯的尾数,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化。要求百分之百的纯,说明只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想,一种毫不懂得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正说明着这一真理。

鲁迅摆出他们的论点,文笔故意一挫,说:“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这是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左”倾机会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

第二小段,以具体的例子来论证上述的论点:“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问题在于在革命实践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正确的思想处于优势。这样就保证了革命部队的质量。

列宁说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出来,就具有纯粹的阶级面貌,完整地出现在世界上,象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里钻出来一样。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见《列宁全集》第20卷248页)每一次革命的兴起,必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革命队伍中,也正如列宁所说,必然会有一些“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甚至“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的同路人参加,列宁认为,这也“毫不可怕”,只要无产阶级政党善于改造他们。至于对革命队伍的掉队者,“共产党员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造出一些幼稚可笑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31卷36页)

何况,从客观效果来看,“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一样能够制其死命。”因此,在双方对垒的阶级斗争中,即使暂时的同盟者也必须争取,否则,正如关门主义者那样,“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喝采。”(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也许有人担心,这样一来,革命队伍就不纯了。其实,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粹凝固的东西,一切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因此,革命队伍的参加者“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历史上革命团体、革命队伍这样的分化、改组屡见不鲜,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因此鲁迅对此种现象并不悲观,他能够洞察发展的趋势,因而对前途总是充满信心的。例如他后来也曾以这个观点来观察当时文坛上的斗争,他在1934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说:“上海之所谓作家,鬼蜮多得很……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第二大段,讲到为叶永蓁《小小十年》作序的原因。叶永蓁,又名叶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后来走向反动,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鲁迅所作《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最初发表于1929年8月《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后来收入《三闲集》。《小引》中指出:叶永蓁写的是“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这就是说,作者写主人公的思想转变缺乏必然性。但鲁迅也赞美作者“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因为书中描写“战场的一段,无论意识如何,总之,许多青年,从东江起,而上海,而武汉,而江西,为革命战斗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再看不见上面摆起来的是金交椅还是虎皮交椅。”

本段主要承上一大段文意,再次申述“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再次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批判。鲁迅在1933年5月10日致王志之信说:“其实有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这实在是革命的经验之谈,具有忠言逆耳的特点。

第三大段,可分三小段。

第一小段,由当时《申报》上对叶永蓁《小小十年》貌似极“左”的批评谈起,觉得资产阶级的《申报》怎么忽然登出这样的犹如“鼓动革命”的文艺批评来了,显然与报纸不相称,同时也说明这文艺批评不过是故作激烈的矫揉造作。因此,鲁迅说:“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这是对形“左”实右的揭露,也照应本文开头所谈的这种批评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第二小段,承上文,作为例证之一,指出这类高唱极“左”论调的论客,其实是“颓废者”。他不过是为了寻求刺戟,故作高论。恰如法国的颓废诗人波特莱尔,他也欢迎革命,然而真的革命妨害他放纵颓废的生活时,便憎恶革命了。

鲁迅说得好:“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所以装作极“左”,一碰到革命实际,便变得极右了。

第三小段,鲁迅分析了“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说:“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实际上,这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他可以“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旁征博引,只要对自己有利,真是“万物皆备于我”。而对别人,则“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总之是一无是处。

第四大段,结语。指出《申报》上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革命的主角,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翻译,则加以刻毒的冷嘲,以示敌意,露出了这张报纸的本来面目。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所以,那批评者的灵魂,如同“饕餮者餍足了肥甘”,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不过是颓废者寻求新的刺戟罢了。

本篇命题很奇,叫做“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既然是“急进革命论者”,怎么会“非革命”呢?原来“急进革命论”不过是他的形式,现象,而他的内容、实质则是“非革命”的。看似矛盾的两个极端,实则上却是统一的。统一于这种“个人主义论客”的灵魂。

“急进革命论”之成为“非革命”是必然的。即使是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也就将成为谬误。“急进革命论”,超越于客观现实的可能性,它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产物。因而必然是“非革命”的。

揭穿这种故作极“左”,故作激烈的骗局,是本篇的任务。因此作者用了革命军这个例证,说明脱离实际的空谈实际上是“毒害革命的甜药”。接着又从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找出这种论客的本质,实则上是颓废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方法则是主观唯心主义。

本篇对矛盾的分析充满着辩证法的观点,同时也是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深刻的批判。

对这样的大题目,作者只用两千多字的篇幅便分析得透辟精到,在行文中时作诙谐,更增添了文章的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