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写过两篇《运命》的杂文。另一篇发表于同年2月26日《申报·自由谈》，后编入《花边文学》。比这篇要早九个月。两文主题有一致的地方，就是论证了运命说的破绽，遂使提倡者，终不能奏效。
二
《花边文学·运命》一文，说旧社会教人安贫的说教，是“运命”。虽然“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失”就“失”在一个人非到盖棺之后，他的命运终是不可知。因此，他对宿命论就不能不产生怀疑。
还有，命运的预言者——看相、排八字的，对命运之说又各各不同，这也减轻了对命运坚信的效力。
鲁迅根据辩证法中矛盾转化的规律，认为任何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有一利必有一弊”。因此，他即使在穷人买奖券这样的消极现象上，也看出了它潜在的积极意义，显示了不安于命运的“非分之想”。鲁迅说：“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实在是对宿命论的一个打击。
鲁迅在前一篇《运命》中，指出了反动统治阶级提倡“运命”，目的在于“安贫”，但是因为“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在这里，鲁迅在命运说的破绽中，给宿命论以打击。这种乘隙伺虚，给对方一击以致死命的方法，可以看作鲁迅的辩证法的胜利。
三
后一篇《运命》，更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鲁迅说：“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
但是中国人究竟信不信命运呢？鲁迅发现了这样一种秘密：
其一，“中国的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运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而且找到了“转移运命的方法”。
其二，“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鲁迅所举的例子是：“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能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正因为旧时代的某些中国人无“坚信”，因此也“无特操”。什么都相信，什么都不信。也就容易成为随风倒。所以鲁迅在早年就慨乎言之：“人各有己，不随风波，中国亦以立。”(《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
但是，这无坚信，用在命运说上，却变成了好事。坚信万事命定，那就是宿命论；对命运将信将疑，又认为可以有办法使它转移，这本身就成为对命运说的否定。
所以，鲁迅说：“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在这里，鲁迅从否定的东西推导出了它的正面的东西。
当然，仅仅“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还不行，因为这将与原来的迷信并无不同，必须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用“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才能使“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四
定命论的思想，显然是旧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一种迷信，但是，鲁迅发现中国人对这种迷信并不坚信。这种不坚信用在正当的地方，虽然是一种缺点，但用在命运说上，却是一种解毒剂，它可以抵制定命论思想的俘虏。鲁迅从这一点，即从事物内部本身引出与它相反的思想，并由此引出定命论思想的不足持。鲁迅的持论，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鲁迅从命运说中看到了反命运的思想的扭曲状态，这正是他的思想敏锐的地方。命运说的产生，是屈从于强大的压迫势力的结果；相信命运可以转移，实际上是对命定论的反抗的萌芽。这种思想萌芽，不是外加的，它已经潜伏在当时中国人的命运说里。它可以由此引出对命运说的动摇和否定。鲁迅的杂文，十分善于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解说事物的转化，他从正面现象中看出反面现象，从反面现象中看出正面现象。他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内部找根据。黑格尔说：“人们总以为肯定与否定具有绝对的区别。但其实两者是相同的。我们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亦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小逻辑》)恩格斯亦说：“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自然辩证法》)因此鲁迅从正面的东西可以看到它将向反面转化的形态，即使从中国人运命说这样的反面东西中，也可以看出它自身所具有的否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