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3年8月23日，鲁迅在《“论语一年”》中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老实说罢，他(按：指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其实质，不过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早在1932年，周作人等提倡明朝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标榜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章，林语堂在上海立即响应，出版了《人间世》、《论语》等杂志以宣扬所谓“性灵”。正如鲁迅后来所说：“袁中郎……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林语堂等以袁中郎为广告，鲁迅坚决撕下这广告，他借用“招贴即扯”这个成语，表示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
本篇起得突兀：“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实则为下文作了伏线。其中“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林语堂怕骂倒袁中郎，因为自己将他肩出来作为“性灵”的招牌。鲁迅指出：“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分清了漫骂和实事求是评论的界线，这就不使论敌引为口实，据以诬告，取得了自己立论的主动权。于是进入了正题。鲁迅在这里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比喻，讽刺了林语堂之流肩出袁中郎来作为招牌，一面将他画成“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的死敌”，一面却责怪看客不该议论他们将袁中郎“撕破了衣裳”，“画歪了脸孔”。他们把看客的议论“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于是就“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其实袁中郎是被他们“画歪”的，他们用“画歪”了的袁中郎为自己做广告。
鲁迅认为评论历史人物，“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论，这就是说，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鲁迅正是这样来评价袁中郎的，他指出了袁中郎的“更重要的一方面”的史实：明万历三十七年时，袁中郎主持陕西乡试，在试卷命题中，有“过劣巢由”(过失比巢父、许由还要大)之语。监考的人问：这是什么意思？袁中郎回答说：现在连南方一带大贤大材也不见出来，将使世道无所依赖，所以要发此感慨。鲁迅认为：由此可见，中郎“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这就回了袁中郎的本来面目。
有了充分的论据，结论就十分有力。“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这里，前半句是指林语堂之辈唯恐他们的“中郎爷”被骂倒，但其实是不会骂倒的；后半句讽刺林语堂之流将袁中郎画歪。因为读者之所议论的是画歪的袁中郎。林语堂之辈自己将袁中郎画歪，却翻过脸来反唇相讥不许别人议论被他们画歪的袁中郎。鲁迅认为，林语堂之辈正是袁中郎的蛀虫，因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恢复袁中郎的本来面目，也就使袁中郎“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题为“招贴即扯”，就是不许将袁中郎做广告。
三
本篇揭露林语堂等以袁中郎为广告，张起“性灵”的旗帜，在国统区麻痹人们的斗志。然而他们以攻为守，却反而诬告别人要骂倒袁中郎，因此，鲁迅首先就缴了他们的械，指出：“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接着，鲁迅就指出了袁中郎的实际来，证明他恰恰是被画歪了，证明了实际存在的袁中郎并非整天飘飘然的陶醉于“性灵”，因而不可能被骂倒的。倒是画歪者的人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