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5-1 积极参与才是解决之道
和公司政治行为一样，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是影响组织成员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反映的是组织中的人们建立在非正式关系基础之上的彼此互相依赖、帮助和交往，并以此获得安全感、所需资源或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解释强调的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因为从本质上讲，人际关系涉及的是人类的复杂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虽然可以提出若干关于人际关系的技能标准，如良好的沟通能力、化解和正确处理冲突的能力等，但由于人与人之间在人际关系标准和理解方面的差异，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具体的评价。如果两个人的标准迥然不同，再怎么沟通都无济于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非正式组织中。因此，对人际关系的关注，需要从正式和非正式的角度两个层面来看待和认识。在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但在实践中，对人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观点，比如将人际关系与“攻关”或公共关系联系在一起，或将其仅仅看做是一种拉关系的手段。此外，人际关系一词在很多场合和环境中都以“人情”代替。我们经常说某人“你的关系很广”，或“别人都买你的账”等，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本章将研究和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如何认识人际关系对职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2.人际关系的类型和特点。
3.人际关系和领导行为的关系。
4.人际关系研究的历史沿革。
5.搞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案例：
我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就有很多前辈告诫我，在工作中要灵光点，要善于察言观色，千万别站错队，否则，辛辛苦苦干多少年都没有什么前途。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为了避免陷入某个帮派，我总是很努力工作，不过多参与办公室的议论，也不跟任何一个人亲密交往，对所有的领导，我都彬彬有礼。经过几年的打拼，我的工作业绩有目共睹，得到了所有领导的认可。有一天，部门一个副总邀请我一起吃午饭，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接受了，很快，办公室就有传言，我跟那个副总私交很好，很快一部分人对我突然很热情，还有一部人开始疏远我，我知道自己遭遇了办公室政治，我该怎么办？
所谓办公室政治，其实质就是为利益而竞争，表现特征为拉帮结派搅小圈子，扰乱正常的人际关系。人在职场，上班除了繁忙的工作，同时还要应对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回家后又要扮演好家庭角色，一天下来体力、心力都消耗巨大，如果不能及时得到休息和调整，时间长了自然影响身心健康，因为长期压抑的情绪得不到释放而容易患上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
职场上，最不能回避的是人际关系，过分限制自己的人际交往、太多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个人内心体验的敏感度过高，都可能产生心理失衡。
办公室是人学习生存之道的最好地方。如何减少办公室政治中的人际冲突，良好的沟通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分析：
原文主人公面对办公室政治采取的应对策略是独善其身，“为了避免陷入某个帮派，我总是很努力工作，不过多参与办公室的议论，也不跟任何一个人亲密交往，对所有的领导，我都彬彬有礼”，这是用消极回避的态度处理事情。事实证明这种应对方式只可能让你自闭或更被动，并不能消除外界对你的关注，比如“部门一个副总邀请我一起吃午饭，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接受了，很快，办公室就有传言，我跟那个副总私交很好，很快一部分人对我突然很热情，还有一部人开始疏远我”，这说明你最常见的人际交往却引来人们异常的心理反应，把平常变成不寻常。
如果我们换一种处理方式，也许有不同的效果。首先，主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是我们在社会实践中与人产生的交往关系，是从属于社会关系的，作为社会人怎能回避呢。其次，主动适应人际环境，人和环境是相互联动的。环境改变，人际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须从个人品德修养做起，再推己及人，扩充于团体之中。最后，扮演好各种角色，因为不同角色会展示不同的功能与态度，人在环境中应认定自己的角色，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消减办公室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1）深度剖析，加强自我认识，接纳自我；
（2）保持诚恳开放的态度；
（3）有一颗谦卑宽容的心；
（4）适度自我表达；
（5）尊重别人并欣赏自己；
（6）寻求共同价值观；
（7）排除人际障碍；
（8）遵守团体规则；
（9）完善人格，融入人际环境。
5.1.1 定义及内涵
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在其著名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对人情、面子、关系做过非常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他指出：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子、关系（命运）和人情（恩典）。林语堂先生的分析，道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中国人的政府和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于是，人情、面子才会大行其道，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研究人情问题，首先必须对人情与人际关系做一区分。人情与人际关系这两个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点。但人情与关系仍有区别。首先，关系是可以彼此互不相欠的；而人情则是可以相欠的，而且欠的人情有时是没法还清的。一旦还清了，也就没有人情了。费孝通先生就讲：亲密社群的团结就依赖于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朋友之间抢着付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再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须往来了。
讲，先有了关系，才会有人情。没有关系，就没有人情。最后，有关系，有人情；有关系，不见得有人情。同事之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是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基于组织设计的要求所必须具备的。一旦完成工作交接，这种关系就可能终止。但同事间也有可能基于同乡、同学、相同的爱好等发展出人情，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总体来看，中国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的“人情”的概念。与我国等东方国家不同，现代西方社会研究的人际关系，其中“情”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国的“人情”与西方人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本书里，为了便于理解，人情与人际关系可以互用。
在中国，“人情”是一个很复杂且内容非常广泛的一个概念，它既可以以有形的形式出现，如直接的物质上的支持或帮助，如金钱、服务等；也可以以无形的形式表达，如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还可以表示在特定社会中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做事的社会规范要求。大致讲，“人情”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情是指个人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景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映；人情是指人与人交往时可以用来馈赠的一种资源；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首先，当某个人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景时，人们可能产生的情绪及所反映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是否通情达理。比如，当某人遭遇不幸或得到晋升、加薪等喜事时，如果能够哀其所哀，乐其所乐，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在社会或组织中就会受欢迎。这种人情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情感交流，但要注意的是，虽然是精神交流，但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维系人们之间感情的最常见的方式，特别是同事关系、邻里之间，这种交流是最广泛、最常见、同时也是最合适的一种人情施予方式。其次，人情是一种资源，而且可以馈赠。这种资源不仅包括了无形的成分，也包括有形的成分，比如以金钱、物质或某种具体的支持帮助对方。对人情的这一表述和定义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揭示了“人情”的本质特征和社会需求的方式，有助于改变中国人传统思维中对“人情”和人际关系的负面认识和评价，而且有利于扩展职场人士对竞争优势的认识。即人们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建立自己多方面的资源优势，包括技术专业层面和人际关系层面。只有具备了这种综合优势，你才有“施舍”你的“人情”的“本钱”，别人也才有可能向你求助，同时欠你一份“人情”。今后在你需要他帮助时，他也才可能回报你。它反映了人际交往中对等交换的原则。特别是对政治人物而言，这种对等交换和彼此帮助的原则非常重要。而且，人情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你向求助者施以援手时，要考虑你将要给予求助者的帮助是否值得；而在你向别人求助时，也要考虑求助的事情是否值得你去动用你的资源（即别人欠你的人情），也就是说要在资源的稀缺性与求助事情的重要性之间进行权衡，不要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动用宝贵的关系，特别是别人想通过你向第三方求助时尤其要慎重。最后，在人情的社会规范方面，主要包含两类社会行为，一是在平时要通过互相问候和馈赠礼品与关系网内的人保持联系，二是当关系网内的人遇到不幸事件时，要主动予以关心、问候和帮助。由于关系网中的人彼此都预期将来还会继续交往，因此会以均等法则分配资源，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人际冲突。而且强调“维持团体内的和谐与团结似乎比强调公平分配更为重要”。
这种“人情”法则似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当前大多数组织为什么会采用平均分配利益的方法。
谈到人情，就不能不想到与之有关联的一个词：“友爱”或“友情”。不能说两者之间的性质完全相同，但具有相似的含义。很多人认为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一种“友爱”或“友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职业发展。但他们忘记了“友爱”的实质仍然是一种社会交往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仍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这种关系仍然会被破坏。17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拉罗什福科就曾对“友爱”作过这样的评说：人们称之为“友爱”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一种对各自利益的尊重和相互间的帮忙。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一种交易。揖5铱16而我们友善的对待他人实际上也是出于私利。揖6铱因此，人性善与恶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关系及其信仰所决定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虽然这种交易与通常意义上的纯经济意义的交易有所不同，但就其本质讲，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情”的交换，即对各自利益的尊重和彼此之间的互助。离开了这一点，友爱或友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面子”一词由“脸”而来，“脸”本来是一个人的生理部位和特征，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极其重视自己的“脸面”，因此人们常常对某人的行为做“有脸面”或“不要脸”的评价。事业有成、心胸宽广、言语得当、举手投足间都符合礼仪，且在很多时候都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人，常常获得“有头有脸”的好评，得到人们的尊重；而那些违背社会交往原则或自私自利的人或行为，则常常被人们所不齿。一个人如果厚颜无耻，即使其拥有财富，人们也常常会斥责其“人不要脸，鬼都害怕”。正是在这种社会传统的影响下，“脸”或“面子”成为中国人做人、做事的一种社会影响和制约机制。
总体来看，面子就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彼此的一种尊重，是相关团体或个人对某人评价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影响。费孝通先生讲，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一是彼此的尊重；二是即使大家有过节，但在面对面的交往中，仍然要以礼相待。这第二层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人常讲的“世故”。
面子与儒家文化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上所述，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而所谓礼仪是跟随个人特定身份而来并以此确立人际间的尊卑关系，“礼仪”的通俗化说法就是“面子”。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也早有研究。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1845—1932）曾在中国生活了22年，一生写了10多本书，几乎每本都与中国有关系。其中《中国人的德行》一书，列举了中国人的27种德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面子。该书最早于1890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连载，引起轰动。他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有一种很强的演戏的本能。比如，为了唤起自我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人讲话。如果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的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恰当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行为，就叫有“面子”。而“面子”是一把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面子的内涵和功能。就广义而言，“面子”至少包括两种社会赞许的价值，即个人成就和品德。
一种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但个人成就和品德并不必然相配，一个人可能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但并未将其成就内化为与之匹配的道德行为。以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为例，此人具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由于在干细胞问题上涉嫌造假，最后被韩国检察机关起诉，其“面子”也一落千丈，从国家英雄急转直下成为民族罪人。从一般意义上讲，个人成就和品德能够匹配的人，面子显然就大，在社会上的号召力也就高。反之则面子就小，号召力也低。其次，从面子的功能上看，它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即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
个人功能包括获得人际吸引、敬重赞美的回报、获得权力或影响力、自我能力和价值的肯定等，其作用在于满足人们的自尊需求；社会功能主要指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的作用，满足的是人际交往中通过社会控制以达成彼此间平等交往的目的。面子的社会控制功能体现在，道德可以约束少数的真君子，法律可以约束少数的真小人，而面子则可以约束绝大多数的伪君子。法律是有形的规范，道德和面子则是无形的约束。道德约束的是人的里子，道德的不善产生的是罪恶感；面子约束的是人的架子，面子的不善产生的是难堪和羞耻感。中国人“臭要面子”的心理，使“面子”成为了重要的社会约束机制和控制机制。
所谓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一词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因为它与一个人的社会影响、社会地位有关。因此在中国，“关系”一词与中国人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关系的种类很多，比如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和同乡关系、同事关系，等等。不同的关系，构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的社会网络。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的社会格局时讲：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会、商会、朋友圈子，等等，最终形成的就是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的网络。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就像林语堂先生指出的，甚至连当年中国人的政府和法律的概念都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
关系是需要建立和维持的。建立关系的途径和方法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拉关系”。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拜“姥爷”，就是“拉关系”的一个典型。又如两个老乡在异地相见，要么高兴，杯盏相见，酒逢知己千杯少；要么悲伤，“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关系由此而得以建立。在社交场合中，即使那些本没有血缘关系但同姓的人，也往往通过同姓来认亲。两人见面，一介绍，都姓张，“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结果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下就成了一家人。因此在中国，“家人”是一个含义非常广、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谓“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就是一个典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常讲，关系是“拉”出来的原因所在。其次，关系需要维持，而维持关系最普遍的做法就是“你来我往”。逢年过节，中国人都喜欢串门，南方的农村经常有“走人户”、吃“九斗碗”一说，就是通过“走”，在亲戚朋友之间保持来往。大凡遇到红白喜事，更是中国人联络沟通感情的场所。
5.1.2 人情、面子、关系的文化基础
“人情”、“面子”这类概念不单是中国民间对伦理的一种通俗表述和实践，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概念，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能够了解和掌握这种关系，就等于找到了“社会中普遍流行而具有社会规范作用的文化概念”，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系统的性格和社会安定的原因，以及中国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结构性与规律性，发展。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通过对儒家伦理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人情、面子、关系等概念和现象的深刻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他说，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重在分别，是有差等的次序。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的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而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因此，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相关的研究也指出，儒家伦理、社会取向和集体主义等等抽象层次甚高的概念，其实都是通过一套由“人情”、“面子”、“关系”和“报”所构成的社会机制而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是儒家一套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规范的存在。这套规范可以说是广泛而深入地为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可与遵行的。而儒家社会规范中被通俗化了且极有力度的则是人情的概念。儒家的社会理论主要是要在人间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的基本骨架是伦理。所谓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儒家学说给予其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忠恕之道。而人情不过是忠恕思想通俗化了的流行观念。所谓忠恕，就是推己及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忠恕有两种，一种是道德的忠恕观，一种是待人接物的忠恕观。施于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忠恕都是推己及人。第一，忠恕之道的好处在于其行为的标准在一个人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待人接物的忠恕观则强调做人要通情达理，合乎礼仪，多说好话、劝善规过，尊重他人。通情达理是说做人要通人情。什么叫人情呢？冯友兰先生说，一个人来看我，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去看他，一个人送礼物给我，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回赠礼物。这是人情。如果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故。第二，礼仪是一种忠恕之道的工具。人际交往要合乎礼仪，有来有往，因为“来而不往，非礼也”。通人情的人，会根据人情制定出行为的规矩，让人照着这些规矩去做，免得遇事思索。这是礼之本义，是任何社会都必须具备的。第三，行忠恕之道的人会说客气话、吉利话。人的善恶大致都是相同的，是人就都喜欢听好话。所以讲好听的话也是合乎人情和忠恕之道的。第四，对人劝善规过，即进忠言，也是合乎人情和忠恕之道的。中国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这个道理。第五，行忠恕之道要懂得尊重他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最强调尊重的，尊老爱幼、礼贤下士等，都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示。在现在的一些典礼、迎宾、颁奖等仪式上，主办方致辞时都会介绍到会嘉宾，以“尊敬的某某某”为题对对方的到来表示感谢。
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则从交换的角度，把中国人讲究伦理与“拉关系”的社会行为结合起来。他说：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这是由于它缺乏集团生活，势不可免之缺点。但他所发挥互以对方为重之理，却是一大贡献。这就是：不把重点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际关系精髓的深刻把握和准确描述。
5.1.2 人情、面子、关系的作用
如前所述，既然人情、面子、关系体现了中国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那么其作用自然十分重要。大致来讲，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它可以作为制度的补充和替代。当制度不能为人们的正常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时，人们就会转而寻求人际关系的帮助。这时，面子、关系（命运）和人情（恩典）这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便会发挥作用，私人关系便可以代替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情、面子、关系在中国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现代社会，法律和制度日趋完善，但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们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第二，在中国社会中，“人情”和“面子”是个人影响家庭以外其他人的重要方法。“人情”、“面子”以及相关的“关系”、“报”和“缘”等概念，构成了一套文化制约而成的社会机制。
和睦的同时，客观上也达到了维持社会和谐的目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是以伦理组织社会；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伦理社会所贵者，就是尊重对方。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在这个组织中，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尊重，自然有助于维护人际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他又讲：“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一个人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
下，讲人情、顾面子、拉关系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违背这些原则的人或事，都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第三，人情、面子、关系是达成和显示个人成就的重要社会资源，体现个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就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每个人做的工作都只是整个组织工作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分工专业化的效率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际关系协调和合作的程度。也就是说，个人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其中，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人职业的成功具有决定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助于工作氛围的改善，提高工作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达成我们的职业目标。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人权力游戏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当然，面子、人情、关系这一类的东西也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事情做得过分了，就会出问题。小至家庭，大到国家，都是如此。就如同林语堂先生所讲，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中国人的政府和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如果对它们不加以控制，小到交通体系，大到司法制度、行政制度，都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5.1.3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分类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揖10铱。这种社会和谐的理念在今天仍然得到重视，并上升到了政策和制度的层面，成为规范和影响社会管理者、利益集团以及普通民众的重要手段。同样，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得到组织中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成为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要素之一。
学术界把人际关系分为既有关系与交往关系两种类型。
是由血缘、地缘与业缘等非个人互动因素形成的关系，如亲属、亲戚、同学、同事、师生、上下级、邻居等关系；交往关系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通过实际交往建立的各种关系，如朋友、熟人等关系，这类关系往往是人们主动选择和建立的。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联系的紧密程度与情感深度称为关系质量。这种联系可以是情感性的，也可以是工具性的。在本研究中，人际关系指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和同事之间的交往关系。
杨国枢把中国人际关系划分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来处理这三类关系。对家人，人们遵循义务原则，家庭内实行按需分配；对熟人，人们遵循对等的交往原则，人情与面子是人们发展熟人关系的两个重要机制；对生人，人们往往采取功利性原则。
翟学伟提出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位一体理论，认为中国人人际关系是由“缘”、“情”、“伦”构成的三位体。人情是核心，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情为基本的心理模式。人伦则是这一基本模式的制度化，它为这一样式提供一套原则和规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遵循一定的秩序。人缘是对这一模式的设定。以天命观、家族主义和儒家为心的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人人际关系中最基础的文化基础。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光国教授根据中国文化重视“人情”和“面子”的特点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将中国的人际关系分为三种类型——情感型关系、混合型关系和工具型关系，并对这三种关系作了详细的区分和描述。
情感型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这种关系建立的基础主要是血缘关系以及部分的朋友关系，家庭、亲密的朋友等都属于这种关系，即包含了亲情和友情两个方面，但主要以亲情为主。它的特点是，个人与他人建立这种关系的目的就在于维持这种关系本身。在这种关系中，实行的是需求法则，即不是按照贡献大小，而是按照接受者的合理需求分配利益或资源。
工具型关系是一种比较短暂和不稳定的关系，它是指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要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它的特点是，将这种关系作为获得资源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医生和患者、商店和顾客等就是属于这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一般以公平法则进行交往，即按比例贡献大小获得回报或以等价原则进行交往。其本质是人际交往的普遍性和非个人性，即使交往双方可能再次相遇，也不会考虑将来他们会进行更进一步的情感交往。由于这种关系中的情感成分较小，因此人们在以公平法则与他人交往时，就能够按照比较客观的标准，作出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决策。特别是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或与人初次接触时，经常会使用这种方式。当人们发现交易的结果对自己不利时，通常会采取讨价还价、严词拒绝或停止交往等方式。
混合性关系是指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这种情感又没有深厚到像真正的情感性关系那样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在这类角色中，由于交往的双方或多方分别与不同的群体保持联系，因而结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二是时间上的延续性，由于圈子里的人彼此认识并互相需要，因此主要通过长期的礼尚往来来维持这种关系，这也是中国人过年过节要彼此送礼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即交往双方今后可能会再次或多次进行情感的交往，并通过这些频繁的交往影响与之有联系的其他关系网中的人员。
以上虽然提及的是三种关系，但在这三种关系中却只有两种成分，即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两者之间互为依存。每一种关系都并非以其独特的特点单独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具性关系的人具有情感性关系的成分，而情感性关系的人也具有工具性的成分，只不过不同的关系所占的比例不同。其中，工具性关系的人比较容易转变成混合性关系，但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的转变则比较困难。这三种关系均反映了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组织作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功能性，特别是混合性关系，其复杂性和功能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这种人际交往能力的人，既能够以“情感”笼络感情，并以此建立和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又不会陷于所谓的“人情困境”，懂得回避不必要的或过度的人际交往。因为过度的交往往往会导致自己所掌握的资源的枯竭，而且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要关系网中有一方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可能会带来对自己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以“人情”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中，具有这种关系特征的人一方面会利用这种能力提高自己在关系网中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以达到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所需资源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有效地规避不必要的“人情困境”，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在以上三种关系类型的基础上又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首先，情感性关系的基础和范围在扩大，原来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以血缘和密友为基础的人群之中，现在在一些相关利益群体中也逐渐发展出较明显的情感性关系。比如，原来基于工具性基础之上的以公平法则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由于双方多次的合作加深了彼此的熟悉和了解，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或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从而使彼此关系中的情感成分逐步增加，在原来公平法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需求法则的影响。其次，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渠道和范围在扩大，传统的渠道和手段主要是宴请和送礼，通过一个熟人或朋友的引见，得以认识一些掌握所需资源或帮助自己的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这两种方式现在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在发展人际关系网络方面，手段和方法则有了新的变化，主要包括学习、培训和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很多人现在热衷于到高校读MBA或各种形式的课程班、研修班，其动机固然包括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但利用同学关系或校友会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仍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这种同学关系主要体现的是情感性的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目的既包括传统的目的，即维持和珍惜这种关系本身，也包括在此基础上促成参与各方实现各自的利益。此外，通过参加各种培训结交朋友，建立联系，扩大影响，也成为一个建立关系的途径。通过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或公益事业，则是当今另外一个塑造和提升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权利地位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企业界的人士，往往通过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参与人大、政协等组织，以扩大企业或个人的影响。利用教育发展人际关系的方法也被商学院或工商管理学院所采用。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有6万个遍布全世界的校友会，世界500强公司中有不下1/4的董事是哈佛大学的校友。法国商学院INSEAD的校友会拥有2.25万名成员，遍布全世界120多个国家。进入商学院的人们不仅是为了学习知识，通过加入校友会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商学院则要求他们提供固定的捐赠作为回报。有学者指出，在商业世界的孤立和暧昧混沌中，俱乐部、校友会等组织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我肯定，以及一种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