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末，台北建安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赵昌平、李梦生二先生主编的《三百首系列丛书》十种，均以《新译》为书名，本书即其中的一种。书出版发行后，颇受宝岛内学者、教授们的关注，有从海峡彼岸特地打来电话，与我讨论宋词版本文字异同等问题的。我想，此书倘有机会在大陆修订出版，当更能满足广大诗词爱好者的需要。现在，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我自然感到十分欣喜。
本书的台北版“前言”中，我已把诸如词的兴起、名称、体裁特点、与诗的区别，其发展演变过程、名家流派，以及对自号上彊村民的朱祖谋（孝臧）其人、《宋词三百首》选本特色和选取标准等，都一一作了概括介绍，该说的话，似乎都说了，读者可以自己去看。
1954年春，我读完大学，留校任教，同时继续随恩师夏承焘（瞿禅）教授进修唐宋诗词，后来我指导的研究生，也都是唐宋文学专业。现在算起来，已逾半个世纪。虽然，在“文革”期间，因外在原因，又与红学结了缘，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还被冠以“红学家”的头衔，但我始终未放下过诗词老本行。
在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中，爱好古典诗词的不少，且喜欢词的人数或许还超过诗，尤其是女士们。我想，这也不难理解，毕竟词本是音乐文学，其长短错落的句子形式，有音乐感的节奏，比起大部分句式整齐的诗来，更显得自由活泼，富于变化，长于抒情。只是要掌握每一词调的不同格律，比诗要复杂些、麻烦些，所以今天学填词的人还超不过学写诗的。如果从写新诗要在语言形式上借鉴传统诗词来说，词能给人以利用的借鉴价值，也许还超过了诗。
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只找宋词选本而不找唐宋词选本呢？倘加入唐五代词，不是更能够完整地让人看到词的兴起和发展成熟的全过程吗？我的回答是：首先，选题的确定，往往不是作者个人想怎样就怎样的，还要看客观的社会需求（市场）和出版社的整体计划安排；更主要的是选本没有必要都去考虑“全过程”，正如选唐诗，就没有非要将汉魏六朝诗也加入进去不可的道理。此外，既非自选，而是选用前贤现成的本子，那么，能与《唐诗三百首》相配的，唯有徐调孚先生所竭力推崇的“《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一种，只是后者晚出，时代环境已有改变，故不及前者普及而已。
《宋词三百首》，今天看来，自然也有可议之处。这一点我在初版的“前言”中已有提及。朱祖谋无论是其词学观，还是文学观、社会观，都应该说是保守派。他选词数量最多、最看重的是吴文英，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梦窗词》研究，并多次为其作笺，故有所偏爱有关。这姑且不说，即如《放翁词》存词百余首，在南宋也列为名家之一，刘克庄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后村诗话》续集卷四），其推崇可知。而朱孝臧仅录其《卜算子·咏梅》小令一首，倒是成就远不如放翁的小词人，常常也选有数首，给人的感觉是选花间尊前、离愁别恨题材的词较宽，而选有严肃思想内容的词较严。当然，我们不能尽用今人的眼光去苛责前贤，《宋词三百首》毕竟是一个很有见地也很有个性的优秀选本。
原版用的是繁体字，如今改用简体字，这一改变过程常常容易出错，在校对上恐怕要花费不少工夫了。我还注意到原版有一些异体字，若保持原样，会不方便阅读。举例说，“阑干”一词，通常有二义：一是同“栏杆”，一是纵横；二者本子里都有，倘不加区别，易滋混淆，所以这次将前者改用“栏杆”，后者仍保留原样。还有“沉沉”“深沉”的“沉”，原版都用“沈”字，在大陆的年轻人看来，像是错字，所以也改了。又“着”都用“著”，“樽”都用“尊”，也不符合当今我们通用的习惯，尚不及订正，希望在校对时也能改过来。此外，原版中生僻字多未注音，这次有所增加以方便读者，采用的是注常用同音字的办法。至于此书中与其他本子有异文或断句不同，甚至偶有字数多少不一者，必要时也在注释中说明。
期待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