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他在威斯康星河畔一个叫“沙郡”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废弃的农场，还有一座由流沙堆成的小秃山。其中唯一的一座建筑物是一个鸡棚，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已陷进泥淖里了。利奥波德便把这个地方买了下来，并开始着手恢复它的生态环境。他还以“沙郡”的木屋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了很多随笔，后汇编成著名的《沙乡年鉴》。这本书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他在书中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他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最早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层次的道德观是为了协调各部落之间的竞争，从而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但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了第三个层次：人和土地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人和土地的关系却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们在习惯和传统上都把土地看做人的财产，只需维持一种特权而无需尽任何义务。奥尔多·利奥波德首次推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而土地道德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任何对土地的掠夺性行为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发现了潜藏在富裕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征服自然带来的环境破坏。大地伦理准则于1990年被写进美国林业工作者的伦理规范中。
《沙乡年鉴》一书，从1941年起就开始寻求出版，直到1948年4月17日，利奥波德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著作，他感到无比欣慰。然而仅仅一周之后，利奥波德的邻居农场发生了一场火灾，他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因为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这一天是1948年4月24日。
4.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
曲格平，1930年6月生于山东肥城，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出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并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回国后，他与代表们把大会列举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环境对照，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比如海洋、森林和天空……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大问题。原来认为只是局部的问题，却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性的、必须从发展战略和总体全局上采取措施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对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时，代表们才发现，当时的中国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而世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斯德哥尔摩大会也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却并不知道还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此，环境保护在中国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环保事业终于蹒跚起步了。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环境保护”被正式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思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曲格平常说，中国的环境保护是从宣传开始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宣传，在他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通过新闻媒介，用舆论工具向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宣战，让环境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1993年，曲格平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开始着手实施“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一炮打响，抓了很多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
曲格平卓越的成就，获得一系列国际大奖。当他获得第一个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后，便将10万美元奖金捐了出来，设立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用一种新的方式投身和促进环境保护事业。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曲格平荣获联合国环境大奖，这是目前世界上在环境领域里的最高荣誉。1999年，获日本国际环境奖“蓝色星球奖”，是目前国际上与联合国环境大奖齐名的最高奖项之一。2007年获第三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
曲格平至今从事环保事业30多年，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创建者和最初领导人之一。为中国环境科学理论的建立，环境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的制定，环境立法建设，环境大政方针和环境管理体制的建立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环保生涯见证了中国环保的发展历程，被称为中国“环保之父”。
5.国内首个民间环保组织创办者——梁从诫
梁从诫，1932年生于北京，1994年创建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成立不久最鼓舞人心的一次环保事件。1995年秋，梁从诫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云南德钦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当地100多平方千米的原始森林。在白马雪山拍摄滇金丝猴的云南林业厅的职工奚志农听到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为金丝猴的命运上下奔走，四处呼吁，却毫无结果。情急之下，奚志农把滇金丝猴面临的危急处境，写信告诉了北京《大自然》杂志的主编唐锡阳。唐先生一面写信向国家环境委主任宋健反映情况，一面又把危情转告了梁从诫。
梁从诫闻讯后，马上通过“自然之友”新闻界的会员，在报纸上迅速报道传播滇金丝猴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事实；然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批示，才制止了云南德钦县对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
1997~1998年，“自然之友”不断收到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被猎杀的消息，同时还收到很多藏羚羊被猎杀的照片，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牵动了梁从诫的心。他决定联合“野牦牛队”一起拯救藏羚羊。1999年5月24日，67岁高龄的梁从诫和几个“自然之友”会员登上可可西里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口，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门前烧毁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373张藏羚羊皮。
2002年《财富》论坛上，梁先生质问全球经济巨头：“为了市场份额，让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给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一切从简约开始，这是梁先生的生活轨迹：名片用废纸复印而成；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坚持用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一次，他骑车去政协开会，让门卫给拦住了。原来，人家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
梁从诫还带领“自然之友”的成员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首次在中国开展了民办的群众环境教育活动，组织面向会员和公众普及环保知识的“绿色讲座”，听众超过2000人次；出版了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环保儿童读物之一的《地球家园》。
（2）首次由民间举办中小学教师环境教育交流培训活动，并曾两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到德国、荷兰就学校环境教育问题进行参观学习。
（3）首次在中国进行了“报纸环境意识调查”。连续3年，对全国主要报纸的环境报道进行了系统统计和分析，对它们的环境意识给予了科学评估。
（4）通过全国政协等渠道，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涉及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江河源生态保护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建议。
（5）首次在中国组织志愿者自费到三北地区植树，并多年坚持。
（6）为宣传保护野生鸟类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组织了第一个群众业余观鸟小组。
（7）为保护生态资源，制止大规模猎杀野生动物的恶潮，1999年组织北京多家环保团体共同发“不买、不做、不吃野味”的倡议书。
（8）与国外环保组织和传媒进行大量交流，宣传中国的环境政策和民间的环保活动。
6.中国大学生绿色营创始人——唐锡阳
唐锡阳，1930年生于湖南汨罗。国家环境使者、著名环保作家、民间环保组织“大学生绿色营”创始人。
1952年，唐锡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分配到北京日报，任编辑、记者。1980年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任主编。此后考察全国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自然保护的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自然保护区探胜》。该书1987年获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被列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书目；其中《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还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以后又相继出版了蒙古文本《天鹅之歌》和台湾版的《珍禽异兽跟踪记》。
1982年，唐锡阳在西双版纳考察亚洲象的时候，结识了美籍文教专家马霞，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合了，并开始了为自然保护事业而奋斗的共同生活。
1996年两人发起和组织“大学生绿色营”，7月25日，就在大学生绿色营出发去云南拯救濒临绝种的滇金丝猴那天，马霞患食道癌去世了，唐锡阳带着马霞的叮嘱和祝福，带领绿色营的成员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远赴滇西北。他们在云南德钦县展开了1个多月的调查，在宋健和“自然之友”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最终保住了这片原始森林和白马雪山上的滇金丝猴。由于第一届大学生绿色营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保住了原始森林及林中的滇金丝猴，更重要的是唐锡阳和绿色营找到了大学生参与环保的一种模式。于是，大学生绿色营从1996年以后一届一届地延续了下来。绿色营每年组织一次，每年选拔一批关注环保的大学生，每年选择一个环保焦点话题，每年选择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以实地调查的形式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活动结束后，绿色营会以考察文集、录像作品、摄影展览和考察报告会的形式总结和展示考察成果，唤起人们对自然保护的更多关注。20多年来，唐锡阳除了组织绿色营的成员去考察外，还积极为环保事业疾呼呐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环保作品。虽然他现在已年过古稀，仍然通过著书、绿色营活动、各地巡回演讲，向公众传播环保理念。
唐锡阳从生态的角度反思人类文明，他说：“文明只是对人类而言；对自然而言，可能就是破坏，就是野蛮！”唐锡阳把自己20多年路途行进中的思索，凝结成16个字：“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他把这16个字，称作自己的自然观。从这16个字出发，唐锡阳整理出自己绿色文化的基本理念，他用最简单的语言总结出：“用大自然的观点，用生态的观点去看问题。”唐锡阳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也是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