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防中国人的防范意识特别强烈。在传统处世训语中，教人防人的警句比比皆是，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须防绵里之针，宜远刀头之蜜”，“人心隔肚皮”，“人心难测，海水难量”，“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总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朋友，也要“相知犹按剑”，加以防备。为了“防患于未然”，国人有种种防人之道。如慎言，“言必有防”，切忌“交浅而言深”，“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慎行，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以防他人猜疑滋事。再如慎交游，以防备“损友”之危害，等等，不一而足。
（五）自居谦下“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国人的信条，因为自古以来“人道恶盈而好谦”。张牙舞爪，自我夸耀，其结果必然是“自夸自败”，故古人一直告诫：“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以谦接物者强”。
（六）藏锋中国人主张为人处世应收敛锋芒，含蓄不露。人们赞赏“真人不露相”，“善行无辙迹”，“大智若愚”，“至人贵藏辉”。“难得糊涂”，“喜怒不形诸言色”的处世手段被视为“高人一筹法”。
贵柔、不争、善忍、重防、好谦、藏锋，其总的风格是内向、平和、深沉、宁静、安详，此种偏于阴柔的处世性格与西方人充满张力与动感的、外向的处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并反过来参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铸。
四、坚守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注重人生的实践理性精神，孕育了中国人深谙智谋三昧的传统，几千年来，有关谋略的论著和警语无以数计，有关“智囊”、智慧人物的故事播扬久远，由此映现出中国人对智术的推崇心态。这一特点反映于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上，便是：处世待人，惯于深思熟虑，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运用心智。
中国处世之道运用智性，首先表现于中国人把处世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清人魏禧言：“涉世处即是自己作学问处”，“涉世便是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处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操习，自然会有心得，会有总结，进而会有智术的运用，亦即运用心智控制事物的进程，达成有利于自身的预期目标。
中国处世之道中智谋的具体运作，可谓千形万态。如下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1.以退为进中国人处世，十分强调忍、让、退一步、吃亏，但这样做的目标不是使自己利益受损，而是获得更大利益。洪应明的《菜根谭》指示其中精义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正因为如此，退让、吃亏的结果是不吃亏，甚至受大益，诚所谓“必有忍，其乃有济”，“吃小亏占大便宜”，“忍辱至三公”。
2.以柔胜强以柔胜强的命意前文已有论述，其意义在于通过“守雌”、“贵柔”保存自己，积蓄力量，最终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这无疑也是一种运用心智的处世手段。
3.藏巧示拙《说文》云：“拙，不巧也”，把自己的巧掩藏起来，对外示以不巧，是中国人心领神会的处世谋略。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这一智术论述甚多。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孙子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苏轼的《贺欧阳修致仕启》言：“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若用民间大众的语言来表达，便是“装蒜”。装蒜亦即藏巧示拙，其目的是以愚拙的外观使对方轻视自己，懈怠疏忽，从而保护自己或击败对方。这既是一种高明的处世手段，也是一种“出手不凡”的兵法。
4.以诚取信诚属于道德范畴，其内涵是内心诚恳，品性诚实。“以诚取信”则不仅仅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富于智慧的处世方法，一种通过道德表现使对方信服的手段。中国古代，多有智者以实话实说的诚实谋略达到比巧诈更成功的效果，其中包括的智慧与道德并重的二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5.因人制宜人情世故的复杂性、变异性，使中国人十分注重在人际交往中运用心智因人制宜。所谓因人制宜，实际上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韩非深刻揭示知人达意的重要性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矣。”因此，与人交际，必须掌握对方的心理倾向，对自身语言进行调节，以达到良好效果；二是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三是对不同的情景下的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态度。如：“对忧人勿乐，对哭人勿笑，对失意人勿矜”，“当着矮子，别说矮话”，这些议论显然深得交际心理学的要谛。
6.知己知彼“知己知彼”作为一项兵法，千古著名，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并不仅仅用于用兵打仗。吕坤的《呻吟语》说：“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金兰生的《格言联璧》所说：“处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处事不可任己见，要悉事之理。”说的是相似的意思。因此，中国人将知人当做处人的首要法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充分表现出处世的大智慧。
7.“定、静、安、虑、得”所谓定、静、安、虑、得，即镇定、沉静、安然、思虑、适当。《呻吟语》说：“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此五个方面的养成，不仅能使人从容应付天下事，而且自然生成一种温雅和平的大家气派。其所蕴藏的心智无疑是高水平的，第一流的。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用智性，事实上是一个难以穷尽的题目，如上所列，仅是千丝一缕，已足可表现中国人在处世之道中运用心智是何等娴熟，何等精微。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生成物，几千年来，它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处事态度。今天，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中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有理由去改造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使它富于开放性和现代性，然而，这种改造只能是一种传统的转型，而不是推倒重来，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永远是该民族生存发达的根。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一、处世养生之道
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誉为“超标准的健康老人”。他博学多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儒佛文化的研究上可谓“泰斗”级的人物，有外国学者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家”。
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在一些小事和故事里，无处不发现在他博学的背后蕴含着养生“处方”。
说起来，梁漱溟从小就羸弱多病。五六岁时，患上了头晕目眩症，发作起来，天旋地转，坐立不稳，苦不堪言，只有卧床不动才能得到安宁。
梁漱溟发育也很缓慢，十几岁时看上去也就五六岁的样子。七八岁时，他看见别的小朋友玩双杠得心应手非常开心，他十分羡慕，一时兴起，也攀上双杠玩，谁知两臂酸软，力不从心，竟从双杠上摔下来，摔得不省人事。从此，他再也不敢参加小朋友的蹦跳踢球等强运动量活动了。有时同班同学们一起玩，往往他只能在一旁观看。由于他不爱活动，却爱动脑筋，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俨然一个“小老哥”，所以连他的长辈们都担心他命不长，活不久。
在十四五岁时，他突然对佛经大感兴趣起来，到处搜寻佛教经典，苦思苦读。20岁时，竟想入佛门，由于家人再三劝阻，虽未能出家，但却开始遵守佛家戒条吃起素来。
当然，他坚持吃素，并不刻板，有一次，他的儿子见他在吃一小碟羊肝，大为吃惊，问起来，才知道这羊肝原来是医生开的治病良药。有时在外就餐，无素菜时，他就只吃荤菜中的蔬菜，以免麻烦人家，但自己绝不动荤腥。这一点也能体现他的为人。即使与毛泽东在一起吃饭，也是如此。
一次毛主席在家里宴请梁漱溟等人。梁先生说：“我是素食者，有一两样素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请自便，不碍我的事。”
他吃饭，绝不吃饱，也绝不因食物品种多少和味道好坏而有所增减。他一生未从事体力劳动，食量一生很少，一日三餐饮食总量在230克左右。对于酒是绝少上口的，只因晚年受失眠困扰，时而在临睡前饮一小杯葡萄酒。平时很少饮茶，更不饮浓茶，而且饮茶量少，一天两杯就算多的了。在他50岁生日时，一位朋友一再向他敬酒，他皆勉强应付。有人问他：“先生能饮？”他答道：“平日绝不饮，但亦可应酬，多饮似不醉。吾尝谓：“吃饭是应酬自己，饮酒是应酬人家。”
少吃多动，并持之以恒，这是梁先生的生活规律。他的活动主要有：
静坐
他从小由于“瘠瘦多病”，又爱动脑，因此从年轻时代，就有失眠之苦。1919年，他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不久，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不得已只好向蔡先生请假。他来到西直门外的“极乐寺”休养，找到省元老和尚。经他指点以静坐来治疗失眠，效果颇佳，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1956年他到北戴河疗养，在刘贵珍气功师指导下再习静坐。静坐可无思无虑，全身放松，使身心得到休息。
打太极拳
梁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练太极拳后，兴致一直很高，一招一式，都认真习练揣摩，从不间断。而练太极拳的地方，也不拘泥，庭院、公园、过道他都能静心习练。
散步
他常说：“俗话讲‘人老腿先老’，我现在对此深有体会。腿的衰老比其他器官要早，因此老年人越是懒得动，越是要活动。”他信奉百练不如一散之说，认为人进行各种有套路与规范的锻炼，都必然使大脑处于回忆与思维之中，使人落于被动，惟散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活动，听之自然，无所思索，处于主动。去公园畅游，是梁先生多年的喜好。北京各大公园都有他的足迹。就是在90高龄之后，除外出郊游需要搀扶外，仍坚持在楼前楼后散步。
自我按摩
这是他数十年来持之以恒的锻炼项目。每天早上5点左右醒来，就在床上进行。他的按摩步骤是：
1．双手搓热两眼，再搓脸，然后坐起，背靠软垫。此法可明目、防感冒、防皱。2．以双手掩双耳，以食、中指弹击后枕部，称之“鸣天鼓”，可防耳聋。3．双腿放平，低首弯腰以双手攀足趾，可以伸腰活动筋骨。4．双手在背后肾腧穴，也称腰眼，上下搓摩，到热方止。此举可生精固阳并防腰痛。5．双手抚两膝，球行揉搓，有利于关节活动。6．以双手拇指按压足三里穴，可以调脾强身体。7．以双手分别摩擦两足底涌泉穴至热方止，可以通肾气固真气。
梁先生到耄耋之年，仍坚持多读多思，笔耕不辍。1987年，他对友人说：“李商隐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一个九五老人，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我丝毫没有颓唐、悲凉之感。语云：‘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止，思考不息’。只要我脑子还能用，我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愉快而充实地送走这最后一段岁月。”
梁先生的养生处世之道更得益于他精神上的恬淡无我的境界。他一生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生性淡泊而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对名利看得很淡。1986年，他的一些学生表示要给他塑像时，他坚决不允：“吾要明白表示，塑像一举，切不可行，我断然拒绝，吾人在世，只当‘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我与同学诸弟共勉之。有违此旨者，非吾门徒。”他常说：“一个人遇事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锻炼的一项功夫。”
“文革”时他也未能幸免。红卫兵冲进他的家，不容分说，就翻箱倒柜，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梁家三代珍藏的古书、明清名家书法绘画以及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都被付之一炬。还勒令梁先生每日打扫院里院外和厕所，还要他随时检查交待自己的“罪行”，不许乱说乱动。然而就是在这一片“勒令”、“打倒”、“油炸”的喧嚣声中，梁先生竟然萌发了继续研究东方文化的念头，立即着手撰写起《儒佛异同论》来。他原先已写就的一万余字的手稿及有关资料此时早已化为灰烬，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丰厚的学识，白天被批斗，夜晚伏案，奋笔疾书，前后只用了20多天时间就完成了达5万余字的论文。然而天天清晨，他仍坚持散步、打太极拳。“文革”虽然轰轰烈烈，口诛笔伐虽然气势汹汹，但并不在他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