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近代学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读胡适的时候，心里却清明平易，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风，而且可以从字面纸背看出他的为人。人们通常将他叫作“胡大哥”，仅此称呼就见他的平易近人，比如他对徐志摩等人的照顾，完全是大哥风度。有一次，《国文天地》的记者去访问胡适，张口就说：“大哥大”胡！您好！胡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罗勿助”，怎么叫我大哥大？记者说：您不是胡博士吗？胡说：是啊！我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记者说：胡博士的英文DoctorHu，其音译岂不正是“大哥大胡”吗？胡说：正是！记者说：那么我称您“大哥大胡”，岂不名正而言顺。胡适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礼，失礼。原是彼此对“大哥大”这一语义的理解不同，方生如此误会。
胡适的一生，到临死前都温文尔雅、春风化雨，并不因人身份高低而态度不同。20世纪50年代，经常替他拉洋车的车夫都说，没有见过如此态度平易近人的学者。
但也有例外，鲁迅从认识胡适起，就对胡适怀有戒心。他认为在办《新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说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胡适则像个关着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总让人生疑——所有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夸胡适，为什么鲁迅要这么说，却是奇怪。
反过头来，胡适对鲁迅却是赞誉有加。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对鲁迅早期的杂文表示过极大的赞赏之情。比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写过“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看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也不禁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构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所以那样看胡适，原因大概是因为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能算是不同意见，并非至于结仇。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徐志摩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适作为各方的好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地劝双方停止打此无意义笔仗，此信一出，周氏兄弟从此与胡适绝交，鲁迅再也不和胡适来往了。倒是温和一些的周作人在1929年主动与胡适和好。胡适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写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是不能与胡适和好的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就不时在文章中挖苦胡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见溥仪，是在1922年5月。溥仪宫里刚安电话，他就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所写《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这样写道：“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
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但是溥仪与胡适的相见，却惹起了纷纷的议论，有人说“胡适要做帝师”，胡适不得不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盘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几年后，这件事情又被鲁迅翻起。其实更有甚者，是鲁迅在以一条不实的新闻报道，说胡适为日本侵略者献策。鲁迅在《伪自由书》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但胡适对鲁迅却不以牙还牙。1936年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骂鲁迅，胡适在回信中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这不是因为胡适不知道鲁迅骂过他，他只是不做回应罢了。鲁迅死前说：“—个也不宽恕。”如果有来世，他会宽恕胡适吗？
倒是周作人对胡适有许多的感念。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身处困境的周作人写了一篇回忆名为《回忆胡适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对胡适一句好话没讲，只是细数胡适帮助他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其中他特别提到第三回出版《希腊拟曲》一事：“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未了说道：‘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
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到了文末，周作人特别说起：“《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别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走笔到此，我不禁搁笔远思凝想了小半天。
胡适一生温和，信奉自由主义，强调宽容，这样的态度，在朋友间可以传为美谈，也可以让我辈后人追想不已，但他对中国的政治显然认识不清。只要我们看一段话就清楚了。他说：1919年北大辞退陈独秀，是他最痛心的事，因为陈的离开，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左倾；而《新青年》的分化，则使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陈独秀仍在北大，受胡适和陶孟和影响，就不至于十分左倾。这种话不管对错，让我们看到的却是胡适的心灵。还有，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胡适，同行的有陈寅恪。胡适到南京后又说动政府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他学界的那些朋友，飞机返回，机舱门打开，只有几个人走下来，胡适不由得痛哭失声——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8年，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已是新旧世界之异了。
二、名家晚年治学
古往今来，大凡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名家，即使步入晚年，仍然谦虚且勤勉、用功。此文撷取部分名家晚年治学的趣话，以飨读者。
焚诗毁稿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晚年在审阅自己平生的诗作时，凡认为不满意的，统统付之一炬。本来他留存的诗作约1000余首，结果烧得只剩下200多首。幸亏其外甥还保存了200余首，杜牧诗作才有400多首得以存世。
精心修改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晚年潜心修改平生所写的文章，常为了寻找一个更贴切的词语，苦苦思索，反复斟酌。夫人见他用功过度，劝道：“何必自苦到如此程度，难道你的文章还怕那些老先生骂吗？”欧阳修笑道：“我倒不怕老先生骂，却怕后生耻笑啊！”
苦练书法南宋爱国诗人陆游，74岁始学书法。他在《学书》一诗中写道：“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值，窗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陆放翁晚年不怕被人“讥评”，以“瘦蛟出海”的雄心和“老蔓缠松”的韧劲，哪怕“自用十年功”，也要把书法练好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题座右铭老革命家吴玉章，81岁时题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吴老这种愈老愈爱做学问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不闲一日国画大师齐白石85岁时，一天上午连作4张条幅后，中午仍不停笔，坚持又画一张。画完题词曰：“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巧署笔名大学者钱钟书晚年时，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总是热情地解答和帮助。一次，有个叫吴庚舜的青年写了一篇关于《长恨歌》的论文，请钱老指导。钱老认真地字斟句酌，帮助充实修改。当论文发表时，吴庚舜请钱老署名，他不同意。经再三央求，钱老只好署了个笔名——郑辛禹。何以署这样一个笔名呢？钱老为此动了一番脑筋：《百家姓》中，“郑”在“吴”后；天干排列中，“辛”在“庚”后；而古代圣贤中，“禹”在“舜”后。由此可见，钱老在扶掖后辈治学方面，是多么谦虚而笃诚啊！
一再重复桥梁学专家茅以升八旬高龄时，仍可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以后100位的精确数值。当人们赞佩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茅老回答：“重复，重复，再重复！”看来，“重复是学习之母”这句话对老年人更为适用。
夕不甘死美学家王朝闻年轻时曾向自己提出“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求知要求。他70岁时，请人刻了一枚“夕不甘死”的印章，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闻道未详，夕不甘死；壮志未酬，夕不甘死。”
直到90多岁时，他仍勤于读书，笔耕不辍。他说：“晚年有两件大事，就是勤奋地读书和写作。”
百岁上学著名的棉花专家钱立坤，百岁时还觉得自己知识不足，于是他又报名上了老年大学。并为此赋诗：“初学棉花弱冠年，现逾百岁心留连；更新知识进‘老大’，退休不忘跑田园。”
免得流传著名画家吴冠中晚年时，有人问他：“吴老，最近忙些什么？”答曰：“一是坚持创作，二是撕画儿。”见对方不解，又解释道：“趁现在活着，赶紧把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撕掉，免得流传出去。”
希望误会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80多岁时，为了集中精力搞点学术研究，多次贴告示于门上，谢绝客人来访。但上门的人仍络绎不绝。启功老又贴出这样一个告示：“启功遗体，告别去了。”友人建议他将“遗体告别”4字连在一起，并加上引号，以免引起误会。启功却说：“我就希望误会。”
三、读书与阅世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然而，人并非天生就是会思想的动物，如果缺少了后天的培养与学习，再聪明的人也不会有思想。而学习，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读书与阅世。
读书是重要而必须的。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可以说为人人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和发现人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之所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是因为人类已经创造和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只有通过接受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来掌握，这是毫无疑义的。进一步说，一个人即便是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后，其学习的过程也并没有结束，而将是伴随其生命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里，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人一旦停止了读书学习，也就意味着缺少了生存竞争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
读书让一个人面向了知识世界，也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浅薄。于是理解思考、谦虚谨慎以及精益求精，才可望被学习者当作一种品质和境界来追求。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骄傲与自满，或者说狂妄与自大，都是因为他背离了知识世界，面向了愚昧和无知，以致最终成为“无知者无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衣食无忧却从不读书而“面目可憎”者，其实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