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已成海外富翁的53岁的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由此开始了他以后二十多年的慈善活动。余彭年最初做慈善的冲动来自他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叮嘱。
余彭年幼时家乡水灾,一家八口人及房屋财产全部被洪水冲走,水灾过后,在家乡人的鼎力资助下,父母及他兄弟六人得以团聚,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因此父亲病逝前,千叮万嘱床前几个儿女:“日后若有出息,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的恩德,为家乡做几件好事。”“我喜欢直接帮助穷人,我见不得穷人难过。最早,我在家乡修路、办学。我做这些事,不为青史留名,只因为我自己也吃过苦,我知道穷人的难处,人不能有了钱就忘本。”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当地民众通过电视见到了余彭年脸带歉疚的神色及其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我的资金调动,在建中的彭年大厦需要资金。我只能捐出100万元,对不起……”余彭年对家乡的捐赠,早在1988年就被记载。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角落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详列了余彭年自1981年以来的捐赠项目。
也就在1988年,余彭年还成立了“彭立珊长沙福利基金会”,以更好地将自己捐赠的钱用到实处。捐助家乡之后,余彭年再将捐赠的重点逐步放在深港两地。1989年深圳大火、1991年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1994年深圳大学、1997年深圳社会治安基金、2000年“彭年科技奖”、2003年抗击非典有功医务人员,余彭年均捐赠出数百万元。近几年,余彭年才将自己的慈善范围扩大到全国九省市。2003年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慈善活动,斥资人民币5亿元,计划用5年时间,让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吉林、辽宁等9省(区)1市的2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余彭年的慈善行为特点很明显,一在于他很注重宣传。2004年底,在湖南湘潭市的一条普通街道,当地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余彭年光明行动”帮助白内障患者的广播:“湖南的父老乡亲,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为了街头流动手术的需要,余彭年特意从美国订购了15部手术医疗专用车。
在车身上,除了印有余彭年的照片,还印有“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的大幅标语,都为广泛宣传使用,让更多没钱的患者得到治疗。余彭年做慈善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于他凡事都亲力亲为,决不容忍雁过拔毛。
“光明行动”每到一个省份,70多高龄的余彭年都自带医疗队下乡救治,要亲自把关,严格审核。每次他都首先和当地省政府签约,然后请民政、残联等部门帮助组织患者。即便不带队救治,坚持每天晚上都和“光明行动”进行联络,及时了解进展信息。“我在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内地,我曾捐赠10台配套齐全的救护车,结果被拆得七零八落,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而当年五一广场地道及火车站喷泉建设也不如人意,我要确保我的捐助没有违背我的初衷,确保我的捐助没有人雁过拔毛,从中渔利。”
胡润评价,“他更关心慈善捐款如何花的问题。这是中国慈善事业最困难的一步;同时也给国内其他的慈善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成功了,肯定可以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第一家慈善酒店,彭年酒店从建立之初至今,便一直饱受争议。彭年酒店的兴建之日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香港之时。在一份关于彭年酒店的《新建项目提要》中说,彭年酒店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基建投资1亿,装修投资2亿,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出全资5亿。有消息就曾怀疑余彭年并非独资兴建整栋大楼,“据传,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湖南银行的贷款”。他颇为不爽。“这些钱是我做了50年生意正大光明挣来的。我至今没有同湖南做一笔生意,没有向湖南借一笔钱,没有戴湖南一顶帽子。这个酒店是我亲力亲为盖的,至于我的钱是偷来的,骗来的,你们去调查好了。”
2000年6月2日,离彭年酒店试营业还有26天的时候,余彭年宣布彭年酒店为“慈善酒店”,未营业彭年就已“声名鹊起”。未过多久,2002年6月,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函,请求市人大常委会为他的“慈善酒店”立法,保证他过世后“四不准”的承诺能得以落实:彭年酒店的产权不准抵押、不准转让、不准继承、所得利润不得转作他用,必须捐给社会。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此高调回应,2002年12月9日,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余彭年慈善资产管理规定(草案)》,并计划提交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草案共11条,内容包括余彭年慈善资产界定、保护规定、管理机构等。不过一阵喧嚣后,这项立法最终无果而终。原因在于:“第一、专门为个人列个法规不太妥当。第二、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捐赠方面的法律。”说到具体原因,一位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人士不愿对此多加分析,只说“原因很复杂。”此时就有观点认为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实际并不值20亿元,余彭年实际上“借保护捐赠为名,行私产保护之实”,更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商家惯用的“营销造势”。
时过4年回头看此观点,2004年全国人代会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款写入宪法,即便当年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私心也已成光明正大之事;言及彭年慈善酒店的“营销造势”,其所得纯利润全部投入慈善事业,最终受益者也是需要帮助的人。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观点恰说明“慈善酒店”往深里做并不容易。
2004年,余彭年与国际知名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签订协议,由希尔顿全面接管彭年酒店的日常管理工作,彭年酒店每年向对方交纳2000万元管理费。按余彭年的说法是,“外国人办事靠得住,他们不会乱来,能让彭年酒店这只‘母鸡’不断产蛋。”但当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正式接管彭年酒店一年多后,因“利润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10%目标”,2006年3月,余彭年立即终止双方合作。彭年酒店学会做增值的慈善,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几年前,余彭年被确诊患上了糖尿病。每天早晨,他都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由于年事渐高,身体变得越来越差,除了每天要打两次针外,他还要早晚服七次药。余彭年对员工很关照,对湖南来的亲戚也不错,有在酒店工作的亲戚,由于“跟不上手”,余彭年把他们送回家,工资照发。只是对儿孙来说,余彭年是“残酷”的。在余彭年的产业中,子孙们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面对30多亿的家产,他们却没有继承权。很多媒体报道,余彭年的儿孙对此都很少有微词。孙子彭志兵说,“不理解也要理解,只得看自己能不能学到他的一点东西,之后自己去赚钱。”而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更是对父亲经商的本领赞不绝口,“和他相比,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差这么多。”“君子富,好行其德。”为富且仁的人是社会文明道路上重量级的领跑者。
4.贫贱不移
吕东莱说:“一般人处在贫贱中,他最感到不公平的,就是别人的凌辱。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富贵的时候,其他人前来奉承,不是来奉承我的,是来奉承富贵的;贫贱的时候,有人凌辱,也不是凌辱我的,是凌辱贫贱的。为何知道是这样呢?假使我先富贵后贫贱,我没有变成什么两样;原来奉承我的人,却立即转变成凌辱我的人。再回头看看以前奉承我的人,是真心奉承我吗?假使我先贫贱后富贵,我本人没有什么变化;而原来凌辱我的人,却转脸来奉承我。再想想他以前的凌辱,是真的凌辱吗?他自去奉承他的富贵,我为何要高兴?他自去凌辱他的贫贱,我为何要发怒?心情,是我的心情,只要调整我的心情就可以了。哪有闲工夫去助长富贵人的快乐,贫贱者的烦恼呢?”这话非常有道理。能存在这个想法,还有哪儿去不得呢?
《人生必读书》说:“读书人在贫困时,乡里人不知道他以后要富贵,而不去尊重他;一旦发达了,就把乡里人看作仇人,认为他们开始时对我轻慢。也不想想乡里人中也有日后要富贵的而我不知道,我何曾去尊重过他?不知自我反省,只去责怪他人,是多么错误啊!”
《杂著》说:“读书人掂笔读书,思量作秀才;一旦作了秀才,就傲然在乡里行走,一点小气就去争,一点小利就去夺。把自己看得这么轻贱,怎么能得到长进?若是有志之士,就要考虑我作为秀才,怎样度过这一生?必然不肯贪图小利,必然不肯与小民计较。无论什么名利,即便是作为宰相,也要胸怀坦荡,不欺负别人。能让乡里人觉得可敬可爱,让后代人觉得可以学习,才显出作秀才的分量。又有一些人,仗着门第高,在一些小事上,就要摆阔气,说是要撑撑门面。实在不懂门面高大,是因为有好人好样子。如像这样支持门面,只不过消除元气,在乡里结怨,有什么好处呢?”
贫寒弱小的人家,骤然间发达了,回想以前让自己不称心如意的人和事,今天想着报什么仇,明日考虑着泄什么忿,称什么心,必然会使得人人怨愤指责,不久就可看到他家的势力消散,人气大减。
步骘在江东躲避战乱,与广陵人卫旌友善,都以种瓜来生活。会稽人焦征羌,是一郡中的豪霸,而步、卫二人在他势力范围内求求生存。害怕他来侵害,就把最好的瓜带着献给他。焦征羌正在睡觉,等了有一个时辰,卫旌要离开回去,步骘劝阻他说:“咱们今天来,就是因为畏惧他的强横;离开确实很好,但恐怕他生气啊。”很长时间后,焦征羌开窗时看见他们,把儿子放在床帐内,设了酒席,让步、卫二人坐在外面。卫旌更感到羞耻,而步骘神色如常。焦某自己享用大桌的美味佳肴,步、卫二人只给一般的茶饭。卫旌吃不下去,步骘一直吃饱才告辞。卫旌愤怒地说:“你怎么能忍下去?”步骘说:“我们是贫寒的人,主人像对待贫寒的人来对待我们,这很正常,有什么地方可耻的呢?”
5.忍贫起家
在现代社会,贫贱不移,白手起家,忍住贫贱,战胜自己的故事很多,李嘉诚的故事就是成功的代表。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父亲李云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以教书为职业。李嘉诚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3岁就开始读唐诗,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红楼梦》、《老残游记》、《资治通鉴》了。
可是,李嘉诚3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几次被迫丢下教鞭,到南洋去做生意,然而都没赚到钱,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来教书,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李嘉诚放学后,常常到码头边去捡煤屑。父亲生了病,也没有钱去医院,还要坚持工作,有时候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一边大口大口地吐血,使小嘉诚深感心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先后在汕头、惠阳、广州等地流浪,经常露宿车站。父母和小嘉诚都不得不到大街上卖香烟、糖果、针线挣点钱,忍饥挨饿过日子,最后一家人逃到香港避难。李云经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床。1943年,还不到40岁的李云经就离开了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从此失学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
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有一次,因为太疲倦了,他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当时他很紧张,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可是那位客人反而为他开脱,不准老板开除他。这件事给李嘉诚的印象很深,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后,还感慨地说;“如果能找到那位客人,我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他还说:“这也是一次教训,谁叫自己不谨慎?父亲曾多次告诫我,要作男子汉,就要‘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要会吃苦。”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这时练出的本领,对他生的事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地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