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100元
琼恨一个人，她还告诉5岁的儿子：“你这辈子应该永远记住一个人——良，他是我们共同的仇人。”因为良，琼失去了丈夫，5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其实，良并没有罪，他是因为正当防卫杀死琼的男人庆的。那天庆喝了许多酒，在麻将桌上，和良发生了口角，很激烈。庆便提着一把刀，红着眼，满村子找良。
良便跑，他不想生事。和一个酒鬼计较，本身就是一件没意思的事，但是，良发现喝醉的庆已丧失理智了。庆跑到良家里，用刀顶住了良的妻子，良知道后，便发疯似的往家奔……
为了保全妻子和自己，良抓起一根木棒不顾一切地砸向拿刀的庆……
良被判无罪后，完全变了一个人，酒戒了，烟也戒了，而且信了基督教，很虔诚。良想对庆的妻子和儿子做一些补偿，因为他总感觉到良心不安，毕竟是他让人家失去丈夫和父亲的。良来到琼那儿，请她原谅自己，他说愿意拿出一些钱帮助孩子读书。
琼见了良，便发疯似的抓他，骂他是杀人犯，要遭报应的，她和儿子会一辈子记着他，永远恨他。对此，良无言以对，听任一个女人做最恶毒的诅咒。
琼失去丈夫后，生活无着，后来改嫁到很远的一个村子。但是不久，她的第二个丈夫在一次矿山事故中被砸断了腿，只得在集镇上摆一个水果摊赚点生活费，她的生活再一次陷入困境。琼在一个村办的食品厂上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赚6块钱，生活的压力让她像一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她甚至开始慢慢淡忘自己的仇恨了。
琼得为儿子的学费赚钱，得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奔命，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琼的儿子因为在学校里被列为扶助对象，很快就得到一个人的资助，每月100元钱。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说，已是不小的数目了。资助者是一个城里人，从汇款单上的地址可以看出，钱是从城里汇出的。
当琼第十次领钱的时候，她觉得应该认识一下这个人，向对方表示一下谢意。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她到城里去查过，但地址和姓名全是假的。
钱每月按时汇着，一直进行了5年，一共是6000元。孩子读完了初中，升入重点高中。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一个人隐姓埋名资助一个学生5年，这可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素材。
报社让几位记者设法寻找到这个资助者。记者通知了资助人经常汇款的邮局，让他们协助寻找。终于，在一个下雨的傍晚，那个资助者找到了。竟然是一位妇女，一个脸色憔悴的卖菜农妇！
记者问农妇为什么要资助那个学生，农妇硬是不肯说。在记者的多次说服下，她终于说明了原因：“我不是资助者，而是替丈夫赎罪。当年我的丈夫正当防卫杀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一直为此郁郁寡欢，不久便病逝了，他临死前，让我一定替他赎罪。”
记者便问她：“你怎么有能力每月出100元钱呢？”
农妇说：“我学会了种菜，每天挑着菜篮进城卖菜，一个月有200多元的收入。”
最后，农妇对记者说：“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想资助那个孩子到考上大学为止。”
琼知道了钱是当年的“仇家”送的，是一个和她一样不幸的女人卖菜赚下的。琼说她要见见那个女人。
琼带着和她个子一般高的儿子来到那个让她伤心的村子，在村里人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农妇的家。农妇见他们来了，“扑通”一声便跪在了地上。琼和儿子奔过去，想拉起她。农妇说：“我替丈夫给你们赔罪了。”
琼也哭了，她望着“仇人”家破烂的土坯房和这个卖菜供她儿子上学的瘦弱的女人，叫了声“大嫂”，也跪在地上。琼拉着那双粗糙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向上的台阶
我曾在老家一所学校教过一届学生，当班主任。班上有个学生外号叫光老大，人长得齐老师的头了，不读书，爱捣乱，与社会的“二流子”也有联系，成天不是给女同学递字条，就是给男同学剃光头，搞得班上乌烟瘴气。
刚开始，我也给他开小灶补课，单独喊到办公室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却横竖不进“油盐”。后来去他家“告状”，家长说得更气人：“我奈何不了他，全交给老师了，你们要把他教育过来。”再后来，我失去了耐心，对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怒目相向。
有次上课，光老大冷不防越过几张课桌，扇了一个同学一个耳光。我怒不可遏了，走过去揪住他的衣领，狠劲地往办公室里拖，我的另一只手还痒痒的，准备扇他个耳光，但我忍住了。而他更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扬言要喊人来修理我，但他好像也忍住了。此后我们两人视若仇敌，我把他晾在一边，他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想上课就上，不想上来都不来了。
我们学校没有自来水，煮饭洗澡，要到两里外的村里去挑。那天，我打球崴了脚，偏偏缸里滴水不剩。在走廊上，我看到了光老大，忙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你喊我？”
我笑着说：“我不能喊你吗？”
光老大不做声，站在那里不动。我说：“请你帮个忙，我脚崴了，给我去挑担水来。”
光老大挑了满当当一担水，脸上汗珠直淌，却是一脸的笑。我不经意地在他额头上拂了一下，拂去了一些汗珠，光老大不做声，到教室里读书去了。
次日，他主动上门为我来挑水。我脚好了，不要他挑水了，他还争着去挑。在农忙假、暑假里，我在家里割麦打禾挖红薯，他也不请自到，很“哥们儿”。我的话他很听，上课不再吵，与社会上的“二流子”也断了关系。更出乎意料的是，后来他考上了高中，还考上了大学。直到现在，还时不时给我发个短信，打个电话，逢年过节，也来看望我这个老师。
有一次，我问他，我曾对他好过，也对他凶过，“威逼利诱”都不见效，怎么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呢？他说，就是那次喊他挑水。“那时，我的感觉是，老师需要我帮忙，我心里涌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明白了，能给别人帮助，是他当时最需要的一种自信、一种责任感，这让他感觉自己是有用的，触动了他内心善的一面。我不经意的要求，给了他一个向上的台阶。原来，在他心里一直是渴望做好孩子的。
孩子的理想
我和孩子经常在林间小路上散步，从前他总是抓住我的手一甩一甩，边走边跳的，而现在他常常把我的胳膊向上托。
晚上，孩子的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孩子几乎每节课都要去卫生间，而且每次都会迟到。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他在幼儿园曾经有过这个毛病，在医生的帮助下调养了很久才好的。现在怎么会又犯了呢？放下电话，我心急如焚，医生说过，治疗这种病不能有心理压力，我决定先观察几天。
星期六是他的7岁生日，亲友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了一家餐厅，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孩子，几乎每个人都牢记着他的生日。各式各样的生日礼物，金灿灿的王冠，写着祝福的蛋糕，都让他兴奋无比，也让我忘记了他的病。
真是凑巧，这天餐厅里还有两个孩子过生日，于是几家人建议让3个小寿星坐在一起。孩子们兴奋得高呼起来，引得饭店的老板也走出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给他们生日礼物，但要求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孩子们的即兴表演真的很精彩，吸引了许多客人的注意力。
老板的礼物拿出来了，我看见我的孩子眼睛一亮，紧紧盯住其中的一件礼物，那是一支蓝猫枪。他曾经给我描述过许多遍的一支枪。
老板提出，他将问一个问题，回答得最好的孩子，可以第一个挑选他最喜欢的礼物。因为3件礼物是不同的。
问题出乎意料的老套：你的理想是什么？要求说出理由。我看见我的孩子偷偷地笑了，眉目间是藏不住的得意，他以为一定会博得阵阵掌声的。我也笑了，冲他做了一个必胜的手势。
第一个孩子说要成为一名警察，第二个孩子说要做警察局局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轮到我的孩子了，他站起来，烛光如花朵般洒在他的脸上，那一刻，小小的餐厅显得异常安静，亲友们的目光格外殷切。
他用清亮的声音说：“我的理想是，永远和安锐一起上厕所，但理由我不会说的。”
哄笑声，惊呼声，大人们惊诧的眼神，交头接耳的议论，家人尴尬的脸。一些就餐的孩子边笑边做鬼脸，其中一个肆无忌惮地喊着：“他脑子有病啊！”我可怜的儿子，此时还没有把目光从蓝猫枪上收回来。老板不停地干咳，也许他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带我的孩子离开这里。他刚刚7岁，他有权说愚蠢的话，有权做愚蠢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如此伤害他！我牵了他的手，这时候，他的手居然又轻轻地托起我的胳膊。这个习惯性的动作让我的心隐隐一痛，我们一起逃离了餐厅。
“妈妈，你记得安锐吗？我上幼儿园的同学。”孩子握着我的手。
我当然记得，3年前，安锐从五楼的阳台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许多人自发地到医院去捐款，安锐父母流泪的大幅照片，至今还烙在我的心里。
儿子告诉我，安锐现在是他的同学，但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的腿软弱无力，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总要跪着上，而且他每节课都要去卫生间。有许多同学去帮助他，可是安锐无法忍受老师在表扬那些同学的时候，总是要提到他和“上厕所”这几个字。安锐感到羞耻，他恼怒地拒绝了别人的帮助。我的儿子告诉安锐，他会为他保密，他不要表扬，不要小红花，不要奖状，所以安锐接受了他的帮助。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孩子身体没有病；我也知道了，孩子搀扶安锐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所以才会那样去托起我的手臂，他的善良也成了一种习惯。
为自己储蓄幸福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家。送走了最后一批前来祝贺的朋友后，我与妻子便重重地躺在沙发上休息。
忽然，门铃响了。咦，这么晚了还有客人？我们忙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两位不认识的中年男女，看上去是一对夫妻。
在疑惑中，那男子介绍他们是一楼的住户，特地上来祝贺我们乔迁之喜。
哦，原来是邻居啊！我赶紧将他们往屋里让。李先生连忙摆手：“不麻烦了，不麻烦了，还有一件事请你们帮忙。”
我说：“千万别客气，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效劳？”李先生道：“以后出入单元防盗门的时候，能不能轻点关门，我老父亲心脏不太好，受不了重响。”说完，静静地看着我们，眼里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歉意。
我沉吟了片刻：“当然没问题，只是怕有时候急了顾不上。既然你父亲受不了惊吓，为什么还要住在一楼？”
李太太解释道：“其实我们也不喜欢住一楼，既潮湿又脏，但是老爷子腿脚不方便，而且心脏病人还要有适度的活动。”听完后，我心里顿时一阵感动，便答应以后尽量小心。两口子千恩万谢，弄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我们的单元门与别的单元门的确不太一样，大伙儿开关铁防盗门时，都是轻手轻脚的，绝没有其他单元时不时“咣当”一声巨响，一问，果然都是拜李先生所托。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过去了。有天晚上，李先生夫妻又摁响了我们家的门铃，一见到我们，二话没说，先给我与妻子深深地鞠了个躬，半晌，头也没抬起来。
我急忙扶起他们询问。李先生的眼睛红肿，原来昨天晚上，李老爷子在医院病故了。前些时候，他对儿子交代过：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年对自己的照顾，麻烦各位了，要儿子见到年纪大的邻居叩个头，年纪轻的，鞠一躬，以表示自己对大家的感激。
我用眼睛偷偷一扫，果然在李先生笔挺裤子的膝盖处有两块灰迹，想必是叩头时留下的。
送走了李先生夫妻，我不禁感慨：“轻点关门只是举手之劳，居然换来了别人如此大的感激，真是想不到也担不起啊。”生活就是这样，当你在为别人行善时也在为自己储蓄幸福。
馒头的故事
高一那年，年级组织去千岛湖春游。那时候，我们年轻的班主任新婚度假，于是更为年轻的实习老师成了我们班的带队老师。实习老师一宣布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教室马上被大家的喧闹声所炸响。同学们纷纷问一些关于春游要注意的事项和所交的费用等问题，接着实习老师又问了一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很长的时间，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站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来自山区的那个女孩子，她微举着手，手指却颤抖着没有张开来，颤巍巍的嘴唇一张一合却没有声音。很久很久，女孩子站了起来，用极低的声音问：“老师，我可以带馒头吗？”一阵其实并没有恶意的笑声刺激了女孩子，她的脸通红通红的，低着头默默地坐下，眼泪无声地沿着脸颊流了下来。漂亮的女实习老师走过去，抚摸着她的头说：“你放心，可以带馒头的。”
出发的前一天，女孩子拿着饭票买了6个馒头，然后低着头好像做贼似的跑回宿舍。宿舍里几个女同学正在收拾春游要带的零食，还唧唧喳喳地讨论着什么。女孩子直奔自己的床，迅速地用一个塑料袋把馒头装了进去，女同学的讨论声似乎小了下去，女孩子的眼眶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