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
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
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
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这种精神训练训导队伍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
他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扬，而后可以言战也。
”
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
什么是仁，这就是曾国藩常说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
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
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什么是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
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
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
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
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国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
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
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
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
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
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
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
所谓有勇知方耶。
”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正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
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
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仁礼待兵“精诚感召”的军中处世之道。
5.让别人搭梯子，自己攀升
借梯，就是借别人搬架的梯子，顺势而上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样，既可省力，还可省时。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巧妙。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
“朝中有人好做官”是为官之道的首着。
“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
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
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
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
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曾氏行动机密：让别人搭梯子。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曾国藩的“借梯术”：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
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讠斤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
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
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
穆彰阿与肃顺是这样，肃顺与恭亲王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
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
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
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
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
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
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
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
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
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
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力于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沂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
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
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
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
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
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极受曾国藩器重，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敬礼有加”。
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
”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
其他如郭嵩焘、王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
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
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
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
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
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
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
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
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
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
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
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
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
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
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
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
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
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
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
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
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
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
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
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
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
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信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
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
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
高白于肃顺，肃然之。
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
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
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
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
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
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
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
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
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
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
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
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鲜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
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
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
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
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此外，曾国藩借朋友的力量上升也是出了名的。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一要靠你帮助他人解决困难，满足他人的一些愿望，二也要靠他人帮助你排忧解难，把握住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大好时机。
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里，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
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
这次回籍，开始了他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生涯，由业绩不显的文吏，成为咸同两朝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
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
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多了。
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
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
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
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焘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
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养病的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团练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办团练。
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
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
就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
咸丰二年（1852）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
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
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