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总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说得好不好，说话人是否有口才，不仅要看话语是不是恰到好处表达了说话人的思想情感，尤其要看别人能不能够准确理解，乐于接受。如果说的话别人听不懂，或者压根儿不想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说话要看对象。
毛泽东出身农村，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长期的农村根据地斗争中，他养成了说话看对象的习惯。例如对待农民，他就会常常利用拉家常、叙农事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群众疾苦，体察民情，与群众打成一片。
1953年6月28日，毛泽东到了北京市郊区鱼池村视察，他走访的第一家，就是解放前给有钱人看坟的张振的家。当时张振的妻子那淑贞正怀孕，一听说毛泽东来她家做客，哪顾得收拾，一手抱个娃娃奔出院子，抬头一看，毛泽东刚好正迎面走来。见到她，毛泽东风趣地说：“嗬，大嫂你真行，一边一个，中间还一个。”这诙谐的语言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一走进院里，毛泽东就问寒问暖，他摸着院子里晾的一床露棉花的破被套问，冬天盖这样的被子薄不薄？又走进屋里问，冬天烧炕不烧炕？还问家里几口人？都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小孩子上学没有？庄稼长得好不好？当问到粮食够吃不够吃时，张振如实回答：“过去吃野菜，现在有吃的啦，不过还不大好，荒月还要吃些白菜团子。”
毛泽东点点头，安慰他说：“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1）
领袖，在人们心目中，那是只能在屏幕上见到的，即使他真的走到人们中间来，人们也往往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或都敬而远之，或者虽在一起，也总觉得局促不安，但毛泽东深知群众的心理，说话有强烈的对象意识，区别对象，有的放矢，对乡亲拉家常，因此效果很好。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常常一声“大哥”，一声“大嫂”，一句地方话，一句知心话，就能使人感到平易、亲切、温暖，气氛立即就活跃起来。
与乡亲拉家常，毛泽东对不同的人也擅长说不同的话，既讲究话语的形式与自己和对方的身份相符，既得体又恰当，更把自己与乡亲的距离拉近了。
1954 年，毛泽东北戴河住室的客厅里，坐着来自湖南的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县供销合作社的干部，一个叫毛继生，20 多岁，身材单瘦，粗眉大眼，另外两人叫邹祖培、庞菊中。
毛泽东亲切地向客人们打听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组的情况，可是，局面很尴尬。毛继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两腿并得铁紧，两手紧紧放在膝盖上，一动也不动。邹祖培和庞菊中，虽然都是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这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坐在他们三人的对面，问一句，答一句，气氛很不活跃。
本来，他们是来北京参加全国供销社工作会议的。到了北京，见了世面，还想见见毛主席，于是三人合计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想不到会议一散，他们的愿望果然被毛主席同意了，一辆小轿车就把他们拉到了中南海。此时此刻，三个人也在不约而同地埋怨自己：“没有用，讲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毛泽东探测着大家的神情，然后与他们拉起了家常，他总把目光注视着年轻人毛继生，用十分纯熟的韶山话亲热地朝他问道：“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不？”
毛继生知道，毛主席说的枞树，就是那两棵长在韶山毛主席旧居下面的大枞树。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回答说，同时两手做了个全抱的姿势。
他自己也纳闷，手还没放下，情绪却顿时好多了，于是反问：“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这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神秘地笑笑，风趣地说：“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哪，哪有不记得的？”
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一个爱树如命的女主人邹四阿婆，屋旁种着不少枇杷树、梅子树、桃子树，管理很严，孩子虽然眼馋，但不敢“轻举妄动”。一天，毛泽东和几个伙伴下课后去偷果子，被邹四阿婆发现了，她挥动着一根长长的、软青皮竹竿，把他们从树上轰下来紧追不舍。她一面追，一面喊着：“好呀，石三伢子（毛泽东的乳名），你充头领，我就先逮住你！”毛泽东先是纵身跳进一条土沟里，后又翻出沟外，爬到高高的枞树上，笑着、喘着冲邹四阿婆做鬼脸儿，弄得邹四阿婆无可奈何，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听着毛主席用一口家乡话，讲述小时候的故事，客厅内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活跃起来，欢声笑语亲如一家。
午饭时，毛泽东又把孩子们叫出来认识客人，还让孩子叫毛继生为“叔公”。毛继生涨红着脸，一面摆手，一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亲切的乡俗，真切的民风，纯正的家乡话，使拘谨的气氛、尴尬的局面一扫而光。这正是毛泽东因人而异说话方法的结果。
临行时，三个人激动地同毛泽东一一握手，说：“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毛泽东动情地说：“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路不容易呀！”（2）
话语里，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情，对故园的神往，但是，几位来自韶山冲的人却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还是他们韶山冲的人，他还是那里的儿子。
说话要看对象，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与人谈话得体，准确，易为人们接受，就是因为他讲究了这一点。
毛泽东能够因人而异说话，这是以他了解、熟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习性为基础的。他和农民讲农民的话，是因为他和农民相处得很好。毛泽东熟悉农民，了解农民，认识农民，尊重和依靠农民。他遇到不认识的农民，如果是男的，他便走到跟前亲热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大哥？”遇上妇女，他便说：“大嫂，怎么称呼你？”称呼前的一个“大”字，既是毛泽东口才的体现，也凝聚着毛泽东对农民地位的肯定和对农民阶级的尊重，这种称呼也反映了东方社会在人际关系上讲究远近亲疏的民族特征。听到他这样热情的称呼，对方那种陌生感和紧张情绪很快就不见了，很快就会接上话题。
在转战陕北时，有天夜里住进田家湾。十几个人与毛泽东挤入一个窑里睡。房东大嫂不安地一再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
看见大嫂不安的样子，毛泽东依着大嫂说话的节律喃喃：“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说得大嫂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3）
在话语交际过程中，要力求说话的形式体现说话人的气质、水平，甚至于对方的性格、精神境界与特征以及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情况相符合。因为这些因素就决定了说话的语言强力。毛泽东在与乡亲们讲话中常常能把握自己的强力，反应灵敏，因人而异，把语言发挥得自然、真切又幽默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