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智慧的口才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进行讽刺，运用反语对讽刺对象进行讽刺，或鞭挞。
1943 年六七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调集28个师6个旅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为此，毛泽东在延安一次会议发表演讲，其中，用反语质问国民党，动员抗日的各方面舆论和各方面力量，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打退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他问道：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的“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地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1）
毛泽东这篇演讲，最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作为社论，揭露了讽刺蒋介石制造内战，破坏抗日的罪行，赢得了国际国内抗日舆论的支持。在边区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未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大规模进攻，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评战犯求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篇目中，毛泽东不断运用反语对反动派进行尖锐的讽刺。
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通过披露蒋介石的声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谎言予以讽刺。他说：
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2）
这之中，毛泽东其杰出的口才对蒋介石进行了讥讽。蒋介石气势汹汹地进攻、“围剿”，结果连连失败，转而变为防御，又不得已转入退却、收缩，而现在连这种局面也维持不下去了，才求和。但蒋介石却打肿了脸充胖子，硬是吹嘘自己军事、政治、经济如何如何强，力量如何如何大，又如何超过共产党多少倍。但问题却出在既然这么强大，“为什么求和呢？”结果只好以“为民请命”为遮羞布来遮挡一番，这一番拙劣的把戏，一经毛泽东点破，就显示十分令人可笑。
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还说，只要“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毛泽东则揭露说：
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而要这样，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3）
在这番话中，毛泽东辛辣的对蒋介石进行讥讽：把剥削阶级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建筑在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反过来人民还要称“可爱的蒋总统”，还要“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如果把蒋介石自我吹嘘视为可笑的话，那么，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伎俩简直可以说是可恶了。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称司徒雷登是“滚蛋大使”，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时，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看，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通过对司徒雷登的形象的描述和对他心理的剖析，嘲讽了司徒雷登那种穷途末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可怜相，实则是对美国侵华政策的鞭笞和暴露。
在《“友谊”，还是侵略？》中，毛泽东称艾奇逊是“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在揭露他的白皮书时，毛泽东说：“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这些地方都是以反语达到讽刺的目的。此外，如说艾奇逊“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晦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等都属这种情况。
最后，毛泽东针对艾奇逊的一派谎言给予了揭露讽刺。他在文中说：“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这里“友谊”、“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用的是艾奇逊的原话，反映的却是相反的意思。
接着，毛泽东又用嘲弄的口吻，摆出事实予以揭露。他说：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这里用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封锁的事实，揭穿了艾奇逊“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的表白不过是荒言罢了。艾奇逊说的是“门户开放”，搞的是“门户封锁”，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象样子了。”“叨光”即沾光，可沾光的只“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其余地方都沾不上光，而沾光的恰是美国及其扶持的蒋介石占领区，其余地方则是共产党的解放区，所以，其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则不保证“依然维持”。这就是“美国老爷的逻辑”，而且“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毛泽东还通过美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的罪行来嘲讽艾奇逊的谎言。他说：“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美国却将皮尔逊送回美国无罪释放。毛泽东用这一铁的事实来揭露美国艾奇逊们所标榜的中美“友谊”。
艾奇逊还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对此，毛泽东批驳说：“看呵，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中国人用“外来者带来了”的“进取性”却得不到进取，而是屡屡失败，而这种失败又恰恰是失败在“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手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4）
总之，毛泽东以卓有成效的反语讽刺艺术，入木三分地剖析和嘲讽了美国艾奇逊们的无耻伎俩，使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把它们标榜的“友谊”的遮羞布扯得精光。
王明是对中国共产党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长期影响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4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又从“左”倾跳到右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并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推行这一投降主义，又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
对王明这样的人物应当怎么看待呢？
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这样对他们说：“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接着，毛泽东又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5）
这之中，毛泽东用王明“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买都买不到”，“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等反语对王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显示出了杰出的讥讽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