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忧虑撵出你的思想
要是我们在为什么事情担心的话，让我们记住：我们可以把工作当做很好的古老治疗法。
我永远也忘不了几年前的那一夜。我班上的一个学生马利安·道格拉斯告诉我们，他家里遭受到不幸的悲剧，不止一次，而是两回。第一次他失去了他5岁大的女儿，一个他非常宝贝的孩子。他和他的妻子，都以为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打击。可是，正如他说的，“十个月之后，上帝又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小女儿——而她只活了五天就死了。”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重得使人几乎无法承受。“我承受不了，”这个做父亲的告诉我们说，“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也无法休息或是放松。我的精神受到致命的打击，信心尽失。”最后他去看了医生。一个医生建议他吃安眠药，另外一个则建议他去旅行。他两个方法都试过了，可是没有一样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他说：“我的身体好像被夹在一把大钳子里，而这把钳子愈夹愈紧，愈夹愈紧。”那种悲哀给他的压力——如果你曾经因悲哀而感觉麻木的话，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了。
不过感谢上帝，我还有一个孩子——一个4岁大的儿子，他教我们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天下午，我呆坐在那里为自己感到难过的时候，他问我：‘爹，你肯不肯为我造一条船？’我实在没有兴致去造条船。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兴致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的孩子是个很会缠人的小家伙，我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造那条玩具船大概花了我3个钟头，等到船弄好之后，我发现用来造船的那3个小时，是我这么多个月来第一次有机会放松我的心情的时间。
这个大发现使我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他使我想了很多——这是我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思想。我发现，如果你忙着去做一些需要计划和思想的事情的话，就很难再去忧虑了。在我来说，造那条船就把我的忧虑整个击垮了，所以我决定让自己不断地忙碌。
第二天晚上，我巡视屋子里的每个房间，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列成一张单子。有好些小东西需要修理，比方说书架、楼梯、窗帘、门钮、门锁、漏水的龙头等等。叫人想不到的是，在两个礼拜以内，我列出了442件需要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2年里，那些事情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此外，我也使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启发性的活动：每个礼拜，有两天晚上我到纽约市参加成人教育班，并参加了一些小镇上的活动。我现在是校董事会的主席，参加很多的会议，并协助红十字会和其他的机构募捐。我现在简直忙得没有时间去忧虑。”
没有时间去忧虑，这正是丘吉尔在战事紧张到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的时候所说的。当别人问他是不是为那么重的责任而忧虑时，他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忧虑。”
查尔斯·柯特林在发明汽车的自动点火器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情形。柯特林先生一直是通用公司的副总裁，负责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车研究公司，最近才退休。可是，当年他却穷得要用谷仓里堆稻草的地方做实验室。家里的开销，都得靠他太太教钢琴所赚一千五百美金。后来，他又得去用他的人寿保险抵押借了五百美金。我问过他太太，在那段时期她是不是很忧虑？“是的，”她回答说，“我担心得睡不着，可是柯特林先生一点也不担心。他整天埋头在工作里，没有时间去忧虑了。”
伟大的科学家巴斯特曾经谈到“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所找到的平静”。平静为什么会在那儿找到呢？因为在图书馆和实验室的人，通常都埋头在他们的工作里，不会为他们自己担忧。做研究工作的人很少有精神崩溃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享受这种“奢侈”。
为什么“让自己忙着”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就能够把忧虑赶出去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定理——这是心理学上所发现的最基本的一条定理。这条定理就是：不论这个人多么聪明，人类的思想，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想一件以上的事情。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假定你现在靠坐在椅子上，闭起两眼，试着在同一个时间去想：自由女神；你明天早上打算做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你只能轮流地想其中的一件事，而不能同时想两件事情，对不对？在你的情感上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既激动、热诚地想去做一些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又同时因为忧虑而拖延下来。一种感觉不会把另一种感觉赶出去，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发现，使得军方的心理治疗专家们，能够在战时创造这一类的奇迹。
当有些人因为在战场上受到打击而退下来的时候，他们都被称为“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军方的医生，都以“让他们忙着”为治疗的方法。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每一分钟都让这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人，充满了活动：比方钓鱼、打猎、打球、打高尔夫球、拍照片、种花，以及跳舞等等，根本不让他们有时间去回想他们那些可怕的经验。
“职业性的治疗”，是近代心理医生所用的名词，也就是拿工作来当做治病的药。这并不是新的办法，在耶稣诞生的500年以前，古希腊的医生就已经使用了。
在富兰克林的时代，费城教友会教徒也用这种办法。1774年有一个人去参观教友会的疗养院，看见那些患神经病的病人正忙着纺纱织布，使他大为震惊。他认为那些可怜的不幸的人，在被压榨劳力——后来教友会的人才向他解释，他们发现那些病人唯有在工作的时候病情才能真正有所好转，因为工作能安定神经。
随便哪个心理治疗医生都能告诉我：工作——让你忙着——是神经病最好的治疗剂。名诗人亨利·朗费罗在他年轻的妻子去世之后，发现了这个道理。有一天，他太太点了一支蜡烛，来熔一些信封的火漆，结果衣服烧了起来。朗费罗听见她的叫喊声，就赶过去抢救，可是她还是因为烧伤而死去。有一段时间，朗费罗没有办法忘掉这次可怕的经验，几乎发疯。幸好还有3个幼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虽然他很悲伤，但还是要父兼母职。他带他们出去散步，讲故事给他们听，和他们一同玩游戏，还把他们父子间的亲情永存在“孩子们的时间”一诗里。他也翻译了但丁的《神曲》。这些工作加在一起，使他忙得完全忘记了自己，也重新得到思想的平静。就像班尼生在最好的朋友亚瑟·哈兰死的时候曾经说过那样：“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沉浸在工作里，否则我就会在绝望中苦恼。”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在做日常的工作忙得团团转的时候，“沉浸在工作里”大概不会有多大问题。可是在下班以后——就在我们能自由自在享受我们的悠闲和快乐的时候——忧虑的魔鬼就会开始攻击我们。这时候我们常会开始想，我们的生活里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有没有上轨道，老板今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或者我们的头是不是开始秃了。
我们不忙的时候，脑筋常常会变成真空。每一个学物理的学生都知道“自然中没有真空的状态”，打破一个白热的电灯泡空气就会进去，充满了理论上说来是真空的那一块空间。
你脑筋空出来，也会有东西进去补充，是什么呢？通常都是你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忧虑、恐惧、憎恨、嫉妒和羡慕等等情绪，都是由我们的思想所控制的，这种种情绪都非常猛烈，会把我们思想中所有平静的、快乐的思想和情绪都赶出去。
詹姆士·穆歇尔是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的教授。他在这一方面说得很清楚：“忧虑最能伤害到你的时候，不是在你有行动的时候，而是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了之后。那时候，你的想象力会混乱起来，使你想起各种荒诞不经的可能，把每一个小错误都加以夸大。在这种时候，”他继续说道，“你的思想就像一部没有载货的车子，乱冲乱撞，撞毁一切，甚至自己也变成碎片。消除忧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让你自己忙着，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不见得要是一个大学教授才能懂得这个道理，才能付诸行动。战时，我碰到一个住在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她如何发现到“消除忧虑的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着，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当时我正在从纽约回密苏里农庄的路上，在餐车碰到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
这对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儿子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加入陆军。那个女人当时担忧她的独子，而几乎使她的健康受损。他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安全呢？还是正在打仗？他会不会受伤？会不会死亡？
我问她，后来她是怎么克服她的忧虑的。她回答说：“我让自己忙着。”她告诉我，最初她把女佣辞退了——希望能靠自己做家事来让自己忙着，可是这没有多少用处。“问题是，”她说，“我做起家事来几乎是机械化的，完全不要用思想；所以当我铺床和洗碟子的时候，还是一直担忧着。我发现，我需要一些新的工作才能使我在一天的每一个小时，身心两方面都能感到忙碌，于是我到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去当售货员。”
“这下成了，”她说，“我马上发现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行动的大旋涡里：顾客挤在我的四周，问我关于价钱、尺码、颜色等等问题。没有一秒钟能让我想到除了手边工作以外的问题。到了晚上，我也只能想，怎么样才可以让我那双痛脚休息一下。等我吃完晚饭之后，我倒上床，马上就睡着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再去忧虑。”
她所发现的这一点，正如约翰·孝伯尔·波斯在他那本《忘记不快的艺术》里所说的：“一种舒适的安全感，一种内在的宁静，一种因快乐而反应迟钝的感觉，都能使人类在专心工作时精神镇静。”
而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有福气。世界最有名的女冒险家奥莎·强生最近告诉我，她如何从忧虑与悲伤中得到解脱。你也许读过她的自传《与冒险结缘》。如果真有哪个女人能跟冒险结缘的话，也就只有她了。马丁·强生在她16岁那一年娶了她——把她从堪萨斯州查那提镇的街上一把抱起，到婆罗洲的原始森林里才把她放下。25年来，这一对来自堪萨斯州的夫妇旅行全世界，拍摄在亚洲和非洲逐渐绝迹的野生动物的影片。9年前他们回到美国，到处做旅行演讲，放映他们那些有名的电影。他们在丹佛城搭飞机飞往西岸时，飞机撞了山，马丁·强生当场死亡，医生们都说奥莎永远不能再下床了。可是他们对奥莎·强生的认识并不够深，3个月之后，她就坐着一架轮椅，在一大群人的面前发表演说。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她发表过一百多次演讲，都是坐着轮椅去的。当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她回答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让我没有时间去悲伤和忧虑。”
奥莎·强生发现了比她早一世纪的但尼生在诗句里所说的同一个真理：“我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工作里，否则我就会挣扎在绝望中。”
海军上将拜德之所以也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覆盖着冰雪的南极的小茅屋里单独住了5个月——在那冰天雪地里，藏有大自然最古老的秘密——在冰雪覆盖下，是一片没有人知道的、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都大的大陆。拜德上将独自度过的5个月里，方圆一百里内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存在。天气奇冷，当风吹过他两耳边的时候，他能听见他的呼吸冻住，结得像水晶一般。在他那本名叫《孤寂》的书里，拜德上将叙述了在既难过又可怕的黑暗里所过的那5个月的生活。他一定得不停地忙着才不至于发疯。
“在夜晚，”他说，“当我把灯吹熄之前，我养成了分配第二天工作的习惯。就是说，为我自己安排下一步该做什么。比方说，一个钟点去检查逃生用的隧道，半个钟点去挖横坑，一个钟头去弄清楚那些装置燃料的容器，一个钟点在藏飞行物的隧道的墙上挖出放书的地方来，再花两个钟点去修拖人的雪橇……”
“能把时间分开来，”他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使我有一种可以主宰自我的感觉……”他又说，“要是没有这一些的话，那日子就过得没有目的。而没有目的的话，这些日子就会像平常一样的，最后弄得崩解分裂。”
要是我们在为什么事情担心的话，让我们记住：我们可以把工作当做很好的古老治疗法。以前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当教授的、已故的李察·柯波特博士说，“我很高兴看到工作可以治愈很多病人。他们所感染的，是由于过分疑惧、迟疑、踌躇和恐惧等等所带来的病症。工作所带给我们的勇气，就像爱默生永垂不朽的自信一样。”
要是你和我不能一直忙着——如果我们闲坐在那里发愁——我们会产生一大堆达尔文称之为“胡思乱想”的东西，而这些“胡思乱想”就像传说中的妖精，会掏空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行动力和意志力。
我认得纽约的一个生意人，他用忙碌来赶去那些“胡思乱想”，使他没有时间去烦恼和发愁。他的名字叫屈伯尔·郎曼，也是我成人教育班的学生。他征服忧虑的经过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特殊，所以下课之后我请他和我一起去消夜。我们在一间餐馆里面一直坐到半夜，谈到他的那些经验。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18年前，我因为忧虑过度而得了失眠症。当时我非常紧张，脾气暴躁，而且非常的不安。我想我就要精神崩溃了。
我这样发愁是有原因的。我当时是纽约市西百老汇大街皇冠水果制品公司的财务经理。我们投资了50万美金，把草莓包装在一加仑装的罐子里。20年来，我们一直把这种一加仑装的草莓卖给制造冰激凌的厂商。突然我们的销售量大跌，因为那些大的冰激凌制造厂商，像国家奶品公司等等，产量急剧地增加，而为了节省开支和时间，他们都买三十六加仑一桶的桶装草莓。
我们不仅没办法卖出价值50万美金的草莓，而且根据合约规定，在接下去的1年之内，我们还要再买进价值100万美金的草莓。我们已经向银行借了35万美金，既还不出钱来，也没有再续借这笔借款，难怪我要担忧了。
我赶到加州华生维里我们的工厂里，想要让我们的总经理相信情况有所改变，我们可能面临毁灭的命运。他不肯相信，把这些问题的全部责任都归罪在纽约的公司身上——那些可怜的业务人员。
在经过几天的要求之后，我终于说服他不再这样包装草莓，而把新的供应品放在旧金山的新鲜草莓市场上卖。这样做差不多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的困难，照理说我应该不再忧虑了。可是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忧虑是一种习惯，而我已经染上这种习惯了。
我回到纽约之后，开始为每一件事情担忧，在意大利买的樱桃，在夏威夷买的凤梨等等，我非常地紧张不安，睡不着觉，就像我刚刚说过的，简直就快要精神崩溃了。
在绝望中，我换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结果治好了我的失眠症，也使我不再忧虑。我让自己忙碌着，忙到我必须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忧虑。以前我一天工作7个小时，现在我开始一天工作15～16小时。我每天清晨8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等到半夜，我接下新的工作，负起新的责任。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不要几秒钟就不省人事了。
“这样过了差不多有3个月，等我改掉忧虑的习惯，再回到每天工作7～8小时的正常情形。这事情发生在七八年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失眠和忧虑过。”
萧伯纳说得很对，他把这些总结起来说：“让人愁苦的秘诀就是，有空闲来想想自己到底快不快乐。”所以不必去想它，在手掌心里吐口唾沫，让自己忙起来，你的血液就会开始循环，你的思想就会开始变得敏锐——让自己一直忙着，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一种药，也是最好的一种。
要改掉你忧虑的习惯，下面是第一个规则：
让自己不停地忙着，忧虑的人一定要让自己沉浸在工作里，否则只有在绝望中挣扎。
不要让小事使你垂头丧气
人活在世上只有短短几十年，却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愁一些1年内就会被忘了的小事。
不要让小事使你垂头丧气
下面是一个也许会让你毕生难忘、很富戏剧性的故事。说这个故事的人叫罗勒·摩尔。
“1945年的3月，我学到了我这一生最重大的一课。”他说，我是在中南半岛附近276尺深的海底下学到的。当时我和另外87个人一起在贝雅S·S·318号潜水艇上。我们由雷达发现，一小支日本舰队正朝我们这边开过来。在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升出水面发动攻击。我由潜望镜里发现一艘日本的驱逐护航舰、一艘油轮和一艘布雷舰。我们朝那艘驱逐护航舰发射了三枚鱼雷，但是都没有击中。那艘驱逐舰并不知道它正遭受攻击，还继续向前驶去，我们准备攻击最后的一条船——那条布雷舰。突然之间，它转过身子，直朝我们开来（一架日本飞机，看见我们在60英尺深的水下，把我们的位置用无线电通知了那艘日本的布雷舰）。我们潜到150英尺深的地方，以避免被它侦测到，同时准备好应付深水炸弹。我们在所有的舱盖上都多加了几层栓子，同时为了要使我们的沉降保持绝对的静默，我们关了所有的电扇、整个冷却系统和所有的发电机器。
3分钟之后，突然天崩地裂。六枚深水炸弹在我们四周爆炸开来，把我们直压到海底——深达276英尺的地方。我们都吓坏了，在不到1000英尺深的海水里，受到攻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不到五百英尺的话，差不多都难逃劫运。而我们却在不到五百英尺一半深的水里受到了攻击——要照怎么样才算安全说起来，水深等于只到膝盖部分。那艘日本的布雷舰不停地往下丢深水炸弹，攻击了15个小时，要是深水炸弹距离潜水艇不到17英尺的话，爆炸的威力可以在潜艇上炸出一个洞来。有十几二十个深水炸弹就在离我们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我们奉命‘固守’——就是要静躺在我们的床上，保持镇定。我吓得几乎无法呼吸：‘这下死定了。’电扇和冷却系统都关闭之后，潜水艇的温度几乎有一百多度，可是我怕得全身发冷，穿上了一件毛衣，以及一件带皮领的夹克，可是还是冷得发抖。我的牙齿不停地打战，全身冒着一阵阵的冷汗。攻击持续了十五个小时之久，然后突然停止了。显然那艘日本的布雷舰把它所有的深水炸弹都用光了，就驶了开去。这15个小时的攻击，感觉上就像有1500万年。我过去的生活都一一在我眼前映现，我记起了以前所做过的所有的坏事，所有我曾经担心过的一些很无稽的小事情。在我加入海军之前，我是一个银行的职员，曾经为工作时间太长、薪水太少、没有多少升迁机会而发愁。我曾经忧虑过，因为我没有办法买自己的房子，没有钱买部新车子，没有钱给我太太买好的衣服。我非常讨厌我以前的老板，因为他老是找我的麻烦。我还记得，每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总是又累又难过，常常跟我的太太为一点芝麻小事吵架；我也为我额头上的一个小疤——是一次车祸里留下的伤痕——发愁过。
“多年前，那些令人发愁的事看起来都是大事，可是在深水炸弹威胁着要把我送上西天的时候，这些事情又是多么的荒谬、微小。就在那时候，我答应我自己，如果我还有机会再见到太阳跟星星的话，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忧虑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也不会！在潜艇里面那15个可怕的小时里，我对于生活所学到的，比我在大学念了4年的书所学到的远要多得多。”
我们通常能都很勇敢地面对生活里面那些大的危机——可是，却会被这些搞得垂头丧气。比方说，撒母耳·白布西在他的“日记”里谈到他看见哈里·维尼爵士在伦敦被砍头的事：在维尼爵士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没有要求别人饶他的性命，却要求刽子手不要一刀砍中他脖子上那块痛伤的地方。
这也是拜德上将在又冷又黑的极地之夜里所发现的另外一点——他手下的人常常为一些小事情而难过，却不在乎大事。他们能够毫不埋怨地面对危险而艰苦的工作，在零下八十度的寒冷中工作。“可是，”拜德上将说，“我却知道有好几个同房的人彼此不讲话，因为怀疑对方把东西乱放，占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我还知道，队上有一个讲究所谓空腹进食、细嚼健康法的家伙，每口食物一定要嚼过28次才吞下去；而另外有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厅里找一个看不见这家伙的位子坐着，才能吃得下饭。”
“在南极的营地里，”拜德上将说，“像这一类的小事情，都可能把最训练有素的人逼疯。”
而拜德上将，你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小事”如果发生在夫妻生活里，也会把人逼疯，还会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事”。
至少，这话也是权威人士说的。比方，芝加哥的约瑟夫·沙巴士法官在仲裁过四万多件不愉快的婚姻案件之后说道：“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满，最基本的原因通常都是一些小事情。”而纽约郡的地方检察官法兰克·荷根也说：“我们的刑事案件里，有一半以上都起因于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酒吧里逞英雄，为一些小事情争争吵吵，讲话侮辱了人，措辞不当，行为粗鲁——就是这些小事情，结果引起伤害和谋杀。很少有人真正天性残忍，一些犯了大错的人，都是因自尊心受到小小的损害、一些小小的屈辱，虚荣心不能得到满足，结果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事。”
罗斯福夫人刚结婚的时候“每天都在担心”，因为她的新厨子做饭做得很差。“可是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罗斯福夫人说，“我就会耸耸肩膀把这事给忘了。”好极了，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的做法。就连凯瑟琳女皇——这个最专制的女皇，在厨子把饭烧坏了的时候，通常也只是付之一笑。
有一次，我们到芝加哥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分菜的时候，他有些小事情没有做对。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而即使我注意到的话，我也会不在乎的。可是他的太太看见了，马上当着我们的面就跳起来指责他。“约翰，”她大声叫道，“看看你在搞什么！难道你就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样分菜吗？”
然后她对我们说：“他老是在犯错，简直就不肯用心。”也许他确定没有好好地做，可是我实在佩服他能够跟他太太相处二十年之久。坦白地说，我情愿只吃两个抹上芥末的热狗——只要能吃得很舒服——而不愿一面听她啰唆，一面吃北京烤鸭跟鱼翅。
在碰到那件事情之后不久，我内人跟我请了几位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饭。就在他们快来的时候，我内人发现有3条餐巾和桌布的颜色没办法相配。
“我冲到厨房里，”她后来告诉我说，“结果发现另外3条餐巾送去洗了。客人已经到了门口，没有时间再换，我急得差点哭了出来。我只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愚蠢的错误，来毁了我整个晚上？’然后我想到——为什么要让它毁了我呢？我走进去吃晚饭，决心好好地享受一下。而我果然做到了。我情愿让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懒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说，“也不要让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神经兮兮，脾气不好的女人。而且，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些餐巾的问题。”
有一条大家都知道的法律上的名言：“法律不会去管那些小事情。”一个人也不该为这些小事忧虑，如果他希望求得心理的平静的话。
在多数的时间里，要想克服被一些小事所引起的困扰，只要把看法和重点转移一下就可以了——让你有一个新的，能使你开心一点的看法。我的朋友荷马·克罗伊是个写过好几本书的作家。他为我们举了一个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好例子。以前他写作的时候，常常被纽约公寓热水灯的响声吵得快发疯。蒸气会怦然作响。然后又是一阵毗毗的声音——而他会坐在他的书桌前气得直叫。
“后来，”荷马·克罗伊说，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露营，当我听到木柴烧得很响时，我突然想到：这些声音多么像热水灯的响声，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声音，而讨厌那个声音呢？我回到家以后，跟我自己说：‘火堆里木头的爆裂声，是一种很好听的声音，热水灯的声音也差不多，我该埋头大睡，不去理会这些噪音。’结果，我果然做到了：头几天我还会注意热水灯的声音，可是不久我就把它们整个的忘了。
“很多其他的小忧虑也是一样，我们不喜欢那些，结果弄得整个人很颓丧，只不过因为我们都夸张了那些小事的重要性……”
狄斯雷利说过：“生命太短促了，不能再只顾小事。”
“这些话，”安德烈·摩瑞斯在《本周》杂志里说，“曾经帮我挨过很多很痛苦的经验。我们常常让自己因为一些小事情、一些应该不屑一顾地忘了的小事情弄得非常心烦……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我们浪费了很多不可能再补回来的时间，去愁一些1年之内就会被所有的人忘了的小事。不要这样，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只用在值得做的行动和感觉上，去想伟大的思想，去经历真正的感情，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因为生命太短促了，不该再顾及那些小事。”
就像吉布林这样有名的人，有时候也会忘了“生命是这样的短促，不能再顾及小事”。其结果呢？他和他的舅爷打了维尔蒙以来最有名的一场官司——这场官司打得有声有色，后来还有一本专辑记载着，书的名字叫《吉布林在维尔蒙的领地》。故事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
吉布林娶了一个维尔蒙地方的女孩子凯洛琳·巴里斯特，在维尔蒙的布拉陀布罗造了一间很漂亮的房子，在那里定居下来，准备度过他的余生。他的舅爷比提·巴里斯特成了吉布林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个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游戏。
然后，吉布林从巴里斯特手里买了一点地，事先协议好巴里斯特可以每一季在那块地上割草。有一天，巴里斯特发现吉布林在那片草地上开了一个花园，他生起气来，暴跳如雷，吉布林也反唇相讥，弄得维尔蒙绿山上的天都变黑了。
几天之后，吉布林骑着他的脚踏车出去玩的时候，他的舅爷突然驾着一部马车从路的那边转了过来，逼得吉布林跌下了车子。而吉布林——这个曾经写过“众人皆醉，你应独醒”的人——却也昏了，告到官里去，把巴里斯特抓了起来。接下去是一场很热闹的官司，大城市里的记者都挤到这个小镇上来，新闻传遍了全世界。事情没办法解决，这次争吵使得吉布林和他的妻子永远离开了他们在美国的家。这一切的忧虑和争吵，只不过为了一件很小的小事：一车子干草。
平锐克里斯在2400年前说过：“来吧，各位！我们在小事情上耽搁得太久了。”一点也不错，我们的确是这样子的。
下面是哈瑞·爱默生·傅斯狄克博士所说的故事里最有意思的一个——有关森林的一个巨人在战争中怎么样得胜、怎么样失败。
“在科罗拉多州长山的山坡上，躺着一棵大树的残躯。自然学家告诉我们，这曾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初发芽的时候，哥伦布才刚在美洲登陆；第一批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它才长了一半大。在它漫长的生命里，曾经被闪电击中过14次；400年来，无数的狂风暴雨侵袭过它，它都能战胜它们。但是在最后，一小队甲虫攻击了这棵树，使它倒在地上。那些甲虫从根部往里面咬，渐渐伤了树的元气，就只靠它们很小、但持续不断的攻击。这一个森林里的巨人，岁月不曾使它枯萎，闪电不曾将它击倒，狂风暴雨没有伤着它，却因一小队可以用大拇指跟食指就捏死的小甲虫而终于倒了下来。”
我们岂不都像森林中的那棵身经百战的大树吗？我们在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狂风暴雨和闪电的打击，但都撑过来了。可是却会让我们的心被忧虑的小甲虫咬噬——那些用大拇指跟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虫。
几年以前，我去了怀俄明州的提顿车家公园。和我一起去的，是怀俄明州公路局局长查尔斯·西费德，还有一些他的朋友。我们本来要一起去参观洛克菲勒坐落在那公园里的一栋房子的，可是我坐的那部车子转错了一个弯，迷了路。等到达那座房子的时候，已经比其他的车子晚了1个小时。西费德先生没有开那扇大门的钥匙，所以他在那个又热、又有好多蚊子叮他的森林里等了1个小时，等我们到达。那里的蚊子多得可以让一个圣人都发疯，可是它们没有办法赢过查尔斯·西费德。在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是不是正忙着赶蚊子呢？不是的，他正在吹笛子，当做一个纪念品，纪念一个知道如何不理会那些小事的人。
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第二个规则：
不要让自己因为一些应该丢开和忘记的小事烦心，要记住：“生命太短促了，不要再为小事烦恼。”
平均率可以战胜忧虑
当我们怕被闪电打死、怕坐的火车翻车时，想一想发生的平均率，会把我们笑死。
我从小生长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上。有一天，在帮母亲摘樱桃的时候，我开始哭了起来。我妈妈说：“嘉里，你到底有什么好哭的啊？”我哽咽地回答道：“我怕我会被活埋。”
那时候我心里是充满了忧虑。暴风雨来的时候，我担心被闪电打死；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我担心东西不够吃；另外，我还怕死了之后会进地狱；我怕一个叫詹姆怀特的大男孩会割下我的两只大耳朵——像他威胁过我的那样。我忧虑，是因为怕女孩子在我脱帽向她们鞠躬的时候取笑我；我忧虑，是因为怕将来没一个女孩子肯嫁给我；我还为我们结婚之后我该对我太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而操心。我想象我们会在一间乡下的教堂里结婚，会坐着一辆上面垂着流苏的马车回到农庄……可是在回农庄的路上，我怎么能够一直不停地跟她谈话呢？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在犁田的时候，常常花几个钟点在想这些惊天动地的问题。
日子一年年地过去，我渐渐发现我所担心的事情里，有99%根本就不会发生。比方说，像我刚刚说过的，我以前很怕闪电。可是现在我知道，随便在哪一年，我被闪电击中的机会，大概是三十万分之一。
我怕被活埋的恐惧，更是荒谬得很。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在发明木乃伊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在1000万人里可能只有一个人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却曾经因为害怕这件事而哭过。
每八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死于癌症，如果我一定要发愁的话，我就应该去为得癌症的事情发愁——而不应该去愁被闪电打死，或者遭到活埋。
事实上，我刚刚谈的都是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所忧虑的事。可是我们很多成年人的忧虑，也几乎一样的荒谬。要是我们停止忧虑的时间够长，我们将可根据平均率评估我们的忧虑究竟值不值得，如此一来，我想你和我应该都可以把我们的忧虑消掉9/10了。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险公司——伦敦的罗艾得保险公司——就靠大家对一些根本很难得发生的事情的担忧，而赚进了数不清的几百万美元。伦敦的罗艾得保险公司是在跟一般人打赌，说他们所担心的灾祸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不过，他们不叫这是赌博，他们称之为保险，实际上这是以平均率为根据的一种赌博。这家大保险公司已经有200年的良好历史了，除非人的本性会改变，它至少还可以继续维持5000年。而它只是替你保鞋子的险，保船的险，利用平均率来向你保证那些灾祸发生的情况，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常见。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所谓的平均率，就常常会因我们所发现的事实而惊讶。比方说，如果我知道在5年以内，我就得打一场葛底斯堡战役那样惨烈的仗，我一定会吓坏了。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加保我的人寿险；我会写下遗嘱，把我所有的财物变卖一空。我会说：“我大概没办法活着撑过这场战争，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过剩下的这些年。”但是事实上，根据平均率，在平时，50岁到55岁之间，每一千个人里死去的人数，和盖茨堡战役里十六万三千士兵每一千人里阵亡的人数相同。
有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洛矶山区里弓湖的岸边碰见了何伯特·沙林吉夫妇。沙林吉太太是一个很平静、很沉着的女人，给我的印象是：她从来没有忧虑过。有一天夜晚，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前，我问她是不是曾经因忧虑而烦恼过。
“烦恼？”她说，我的生活都差点被忧虑毁了。在我学会征服忧虑之前，我在自作自受的苦难中生活了11个年头。那时候我脾气很坏，很急躁，生活在非常紧张的情绪之下。每个礼拜，我要从在圣马提奥的家搭公共汽车到旧金山去买东西。可是就算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也愁得要命——也许我又把电熨斗放在熨衣板上了；也许房子烧起来了；也许我的女佣人跑了，丢下了孩子们：也许他们骑着他们的脚踏车出去，被汽车撞死了。我买东西的时候，常常因发愁而弄得冷汗直冒，冲出店去，搭上公共汽车回家，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很好。难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结果。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律师——一个很平静、事事都能够加以分析的人，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忧虑过。每次我神情紧张或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不要慌，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平均率，看看这种事情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
举个例子来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我们从阿布库基开车到卡世白洞窟去，经过一条土路，在半路上碰到了一场很可怕的暴风雨。
车子直滑着，没办法控制。我想我们一定会滑到路边的沟里去，可是我的先生一直不停地对我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什么事的。即使车子滑进了沟里，根据平均率，我们也不会受伤。’他的镇定和信心使我平静下来。
有一个夏天，我们到加拿大的洛矶山区托昆谷去露营。有天晚上，我们的营帐扎在海拔七千尺高的地方，突然遇到暴风雨，好像要把我们的帐篷吹成碎片。帐篷是用绳子绑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的，外面的帐篷在风里抖着，摇着，发出尖利的声音。我每一分钟都在想：我们的帐篷会被吹了，吹到天上去。我当时真吓坏了，可是我先生不停地说着：‘我说，亲爱的，我们有好几个印第安向导，这些人对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这些山地里扎营，都扎了有60年了，这个营帐在这里也过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被吹掉。根据平均率来看，今晚上也不会被吹掉。而即使被吹掉的话，我们也可以躲到另外一个营帐里去，所以不要紧张。’……我放松了心情，结果那后半夜睡得非常熟。
几年以前，小儿麻痹症横扫过加利福尼亚州我们所住的那一带。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惊慌失措，可是我先生叫我保持镇定，我们尽可能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方法：我们不让小孩子出入公共场所，暂时不去上学，不去看电影。在和卫生署联络之后，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加州所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儿麻痹症流行时，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只有1835个孩子染上了这种病。而平常，一般的数目只在200～300.虽然这些数字听起来还是很惨，可是到底让我们感觉到：根据平均率看起来，其一个孩子感染的机会实在是很少。
“根据平均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这一句话就摧毁了我90%的忧虑，使我过去20年来的生活，都过得我意想不到的那样美好和平静。”
当我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时，我发现我大部分的忧虑也都是因此而来的。詹姆·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经验也是如此。他是纽约富兰克林市场的格兰特批发公司的大老板。他每次要从佛罗里达州买10～15车的橘子等水果。他告诉我，他以前常常想到很多无聊的问题，比方说，万一火车失事怎么办？万一我的水果滚得满地都是怎么办？万一我的车子正好经过一座桥，而桥突然垮了怎么办？当然，这些水果都是经过保险的，可是他还是怕万一他没有按时把他的水果送到，就可能失掉他的市场。他甚至自己忧虑过度而得了胃溃疡，因此去找医生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太过于紧张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他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些问题。我对自己说，‘注意，詹姆·格兰特，这么多年来你处理过多少车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两万五千多车。’然后我问我自己，‘这么多车里有多少出过车祸？’答案是，‘噢——大概有5部吧。’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一共25000部车子，只有5部出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比率是1/5000.换句话说，根据平均率来看，以你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你车子出事的可能率是五千比一，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然后我对自己说：‘嗯，桥说不定会塌下来。’然后我问我自己，‘在过去，你究竟有多少车是因为桥塌而损失了呢？’答案是：‘一部也没有。’然后我对我自己说，那你为了一座根本从来也没塌过的桥，为了1/5000的火车失事的机会居然愁得胃溃疡，不是太傻了吗？”
“当我这样来看这件事的时候，”詹姆·格兰特告诉我，“我觉得以前自己实在很傻。于是我就在那一刹那决定，以后让平均率来替我担忧——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为我的‘胃溃疡’烦恼过。”
当埃尔·史密斯在纽约当州长的时候，我常听到他对攻击他的政敌说，“让我们看看纪录……让我们看看纪录。”然后他就接着把很多事实讲出来。下一次你若再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忧虑，让我们学一学这位聪明的老埃尔·史密斯，让我们查一查以前的纪录，看看我们这样忧虑到底有没有什么道理。这也正是当年佛莱德雷·马克斯塔特害怕他自己躺在坟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故事。
“1944年的6月初，我躺在奥玛哈海滩附近的一个散兵坑里。当时我正在九九九信号连服役，而我们刚刚抵达诺曼底。我看了一眼地上那个长方形的散兵坑，就对我自己说：‘这看起来就像一座坟墓。’当我躺下来准备睡在里面的时候，更觉得那真像是一座坟墓，我忍不住对我自己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坟墓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德军的轰炸机开始飞了过来，炸弹纷纷往下落。我吓得人都僵住了。前3天我简直没有办法睡得着，到了第四还是第五天夜里，我几乎精神崩溃。我知道要是我不赶紧想办法的话，我就会整个人疯掉。所以我提醒自己说：已经过了5个夜晚了，而我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我们这一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只有两个受了轻伤。而他们之所以受伤，并不是因为被德军的炸弹炸到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的高射炮的碎片打中。我决定做一些有建议性的事情来停止我的忧虑，所以我在我的散兵坑上造了一个厚厚的木头屋顶，来保护我自己不至于被碎弹片击中。我计算了我这个坑伸展开来所能到达的最远地方，告诉我自己：‘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才可能被打死在这个又深、又窄的散兵坑。’于是我算出直接命中的比率，恐怕还不到1/10000.这样子想了两三夜之后，我平静了下来，后来就连敌机来袭的时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稳。”
美国海军也常用平均率所统计的数字，来鼓励士兵的士气。一个以前当海军的人告诉我，当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这艘油轮运的都是高标号汽油，因此他们都相信，要是这条油轮被鱼雷击中，就会爆炸开来，把船上的每个人都送上西天。
可是美国海军有他们的办法。海军单位发出了一些很正确的统计数字，指出被鱼雷击中的100艘油轮里，有60艘并没有沉到海里去，而真正沉下去的40艘里，只有5艘是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沉没。那就是说，如果鱼雷真的击中油轮，有足够的时间让你跳下船——也就是说，死在船上的机会非常小。这样对士气有没有帮助呢？“知道了这些平均数字之后，就使我的顾虑一扫而光。”住在明尼苏达州保罗市的克莱德·马斯——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人，说：“船上的人都觉得好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机会，根据平均的数字来看，我们可能不会死在这里。”
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第三个规则：
让我们看看以前的纪录，让我们根据平均率问问自己，“我现在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机会如何？”
适应不可避免的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地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间荒芜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戴着一个戒指。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戒指勾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拉脱了下来。
我尖声地叫着，吓坏了，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再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3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之前，我碰到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齐腕砍断了。我问他少了那只手会不会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要穿针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情来。”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然后就整个忘了它。
我常常想起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间15世纪老教堂的废墟上的一行字。那行字刻的是：“事情是这样，就不会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你我一定会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况，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毁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可能会弄得精神崩溃。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给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点。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我们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另外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对我很好，我有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看来，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有很好的收获……然后却来了这通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粉碎了，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个好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为什么他应该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我的家乡，把我自己藏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经忘了的信——一封从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那里寄来的信。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来给我的一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就能让你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你教我的美丽的真理：不论活在哪里，不论我们分离得有多么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承受一切发生的事情。’
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向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撑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藏在微笑底下，继续过下去。’
“于是，我再回去工作。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我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继续地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要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连那些在位的皇帝们，也要常常提醒他们自己这样做。已故的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房里墙上挂着下面的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后悔。”同样的这个想法，叔本华是这样说的：“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的，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是不快乐，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胜过它们。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说：“人生加诸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只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忍受的。”然而，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低头看着地上的地毯，彩色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发现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离瞎也为期不远了。他所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在他的身上。
塔金顿对这种“所有灾难里最可怕的”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会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了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空，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终于完全失明之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我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要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1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受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动了些什么手术——他只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要忍受十二次以上的手术和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病了。可是塔金顿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验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这件事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富尔顿所说的：“瞎眼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瞎眼。”
要是我们因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使我失眠好几夜而痛苦不堪。我让我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1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母牛因为草地缺水干枯，天气太冷，或者是哪条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光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我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不是这样子的，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让我们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郝基斯院长告诉我，他曾经作过一首打油诗当做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也数不了。
有的可以救，有的治不好。
如果还有救，就该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好几个美国有名的生意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能接受那些无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过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的。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尽我可能地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老天爷了。”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让它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只要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就去做。要是干不成的，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来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所以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十九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差不多。“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诉罗马人，“就是对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忧虑。”
莎拉·班哈特可以算是最懂得怎么去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女人了。五十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后来，她在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断。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碰到暴风雨，摔倒在甲板上，使她的腿伤得很重，她染上了静脉炎、腿痉挛，医生觉得她的腿一定要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脾气很坏的莎拉。然而，当他告诉她的时候，他科不敢相信，莎拉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她朝他挥了下手，高高兴兴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回来。”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她一直背着她演出过的一出戏里的一幕。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提起她自己的精神，她说：“不是的，是要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受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手术完成、健康恢复之后，莎拉·班哈特还继续地环游世界，使她的观众又为她疯迷了7年。
“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受尔西·麦可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就能节省下精力，创造出一个更丰富的生活。”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两个中间选择一样，你可以在生活中那些无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下身子，或者你可以因抗拒它们而被摧折。
我在密苏里州我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事情。我在农场上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然后一阵冰雹下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重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反抗着，终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过长达好几百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的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的挺立”。
你知道你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起初，制造轮胎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切成了碎条；然后他们做出一种轮胎来，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够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而去反抗生命中遇到的挫折的话，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的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我们就会忧虑、紧张、急躁和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所虚构的梦幻世界里，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了。
在战时，成千成万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或在压力之下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流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在加入海岸防卫队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的一个单位。他们叫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几千几万吨TNT顶上，就把一个卖饼干的店员的骨髓都吓得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东西让我内心更充满了恐惧。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下着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码头。
我奉命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得和5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两千到四千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的TNT，足够把那条老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滑溜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妈呀！我可真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个膝盖发软，心跳得很厉害。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子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想船随时都会被炸掉。在我担惊受怕、紧张了一个多钟点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好好地谈了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要被枪毙，所以你还不如做得开朗点。’
我这样跟自己讲了几个钟点，然后开始觉得轻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我的忧虑和恐惧，让我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逢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忧虑的时候，我就耸下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欢呼三声，再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多欢呼一声。
“对必然的事，且轻快地去承受。”这几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但是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的人比以往更需要这几句话：“对必然的事，且轻快地去承受。”
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第四个规则是：
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
使忧虑“到此为止”
如果我们以生活来付忧虑的代价，付得太多的话，我们就是傻子。
我真希望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学会了把这种“到此为止”的限制，用在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和所有精神和情感的压力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要抓住每一个可能会摧毁我思想平静的情况呢？为什么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不能再去多管”呢……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沿着华邓湖畔的林子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他自己做的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付出得太多了的话，我们就是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歌谱，可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快乐。他们写过很多使世人非常喜悦的轻歌剧，却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只不过为了一张地毯的价钱，他们却争吵了好多年。
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密之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我们的忧虑有50%可以立刻消除，只要我们能够定出一种个人的标准来——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起来，什么样的事情才值得的标准。
所以，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第五条规则：
任何时候，我们想拿出钱来买的东西和生活比较起来不算好的话，让我们先停下来，用下面3个问题问问自己：
1.我现在正在担心的问题，到底和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
2.在这件令我忧虑的事情上，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放下“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然后把它整个忘掉。
3.我到底应该付这支“哨子”多少钱？我的付出是不是已经超过它的价值呢？
保持你自己的本色
“保持本色的问题，像历史一样古老，”詹姆斯·高登·季尔基博士说，“也像人生一样普遍。”不愿意保持本色，即是很多精神和心理问题的潜在原因。
我有一封伊笛丝·阿雷德太太从北卡罗来纳州艾尔山寄来的信。
“我从小就特别敏感而腼腆，”她在信上说，我的身体一直太胖，而我的一张脸使我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胖得多。我有一个很古板的母亲，她认为把衣服弄得漂亮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她总是对我说：‘宽衣好穿，窄衣易破。’而她总照这句话来帮我穿衣服。所以我从来不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做室外活动，甚至不上体育课。我非常害羞，觉得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完全不讨人喜欢。
“长大之后，我嫁给了一个比我年长好几岁的男人，可是我并没有改变。我丈夫一家人都很好，也充满了自信。他们就是我应该是而不是的那种人。我尽最大的努力要像他们一样，可是我办不到。他们为了使我开朗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是令我更退缩到我的壳里去。我变得紧张不安，躲开了所有的朋友，情形坏到甚至怕听到门铃响。我知道我是一个失败者，又怕我的丈夫会发现这一点。所以每次当我们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我都假装很开心，结果常常做得太过分，事后我会为这个而难过好几天。最后不开心到使我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道理了，我开始想自杀。”
出了什么事才改变了这个不快乐的女人的生活？只是一句随口说出的话。
“一句随口说出的话，”阿雷德太太继续写道，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有一天，我的婆婆正在谈她怎么教育她的几个孩子，她说，‘不管事情怎么样，我总会要求他们保持本色。’……‘保持本色’……就是这句话！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才发现我之所以那么苦恼，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试着让自己适合于一个并不适合我的模式。
“在一夜之间我整个改变了。我开始保持本色。我试着研究我自己的个性，试着找出我究竟是怎样的人。我研究我的优点，尽我所能去学色彩和服饰上的学问，尽量以能够适合我的方式去穿衣服。我主动地去交朋友，我参加了一个社团组织——开始是一个很小的社团——他们让我参加活动，把我吓坏了。可是我每一次发言，都能增加一点勇气。这事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今天我所有的快乐，却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可能得到的。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时，我也总是把我从痛苦的经验中所学到的结果教给他们：‘不管事情怎么样，总是保持本色。’”
“保持本色的问题，像历史一样古老，”詹姆斯·高登·季尔基博士说，“也像人生一样普遍。”不愿意保持本色，即是很多精神和心理问题的潜在原因。安吉罗·帕屈在幼儿教育方面曾写过13本书和数以千计的文章，他说：“没有人比那些想做其他人，和除他自己以外其他东西的人，更痛苦的了。”
这种希望能做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的想法，在好莱坞尤其流行。山姆·伍德是好莱坞最知名的导演之一。他说在他启发一些年轻的演员时，所碰到的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这个：要让他们保持本色。他们都想做二流的拉娜·透纳，或者是三流的克拉克·盖博。“这一套观众已经受够了，”山姆·伍德说，“最安全的做法是：要尽快丢开那些装腔作势的人。”
最近我请教素凡石油公司的人事室主任保罗·包延登，来求职的人常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他应该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和六万多个求职的人面谈过，还写过一本名为《谋职的6种方法》的书。他回答说：“来求职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保持本色。他们不以真面目示人，不能完全地坦诚，却给你一些他以为你想要的回答。”可是这个做法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没有人要伪君子，也从来没有人愿意收假钞票。
我知道有一位公共汽车驾驶员的女儿就是很辛苦才学到这个教训的。她想当歌星，但不幸的是她长得不好看，嘴巴太大，还长着龅牙。她第一次在新泽西的一家夜总会里公开演唱时，直想用上唇遮住牙齿，她企图让自己看起来显得高雅，结果却把自己弄得四不像，这样下去她就注定要失败了。
幸好当晚在座的一位男士认为她很有歌唱的天分，他很直率地对她说：“我看了你的表演，看得出来你想掩饰什么，你觉得你的牙齿很难看？”那女孩听了觉得很难堪，不过那个人还是继续说下去，“龅牙又怎么样？那又不犯罪！不要试图去掩饰它，张开嘴就唱。你越不以为然，听众就会越爱你。再说，这些你现在引以为耻的龅牙，将来可能会带给你财富呢！”
凯丝·达莱接受了那人的建议，把龅牙的事抛诸脑后，从那次以后，她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观众身上。她开怀尽情地演唱，后来成为电影及电台中走红的顶尖歌星，现在，别的歌星倒想来模仿她了。
威廉·詹姆士曾说过：
一般人的心智能力使用率不超过10%，大部分人不太了解自己还有些什么才能。与我们应该取得的成就相比，其实我们只运用了身心资源的一小部分。人往往都活在自己所设的限制中，我们拥有各式各样的资源，却常常不能成功地运用它们。
保持你自己的本色，像欧文·柏林给已故的乔治·盖许文的忠告那样。当柏林和盖许文初次见面的时候，柏林已经大大有名，而盖许文还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作曲家，一个礼拜只赚35美金。柏林很欣赏盖许文的能力，就问盖许文要不要做他的秘书，薪水大概是他当时收入的3倍。“可是不要接受这个工作，”柏林忠告说，“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二流的柏林，但如果你坚持继续保持你自己的本色，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一流的盖许文。”
盖许文接受了这个警告，后来他慢慢地成为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卓别林、威尔·罗吉斯、玛丽·玛格丽特·麦克布蕾、金·奥特雷，以及其他好几百万的人，都学过我在这一章里想要让各位明白的这一课，他们也学得很辛苦——就像我一样。
卓别林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那些电影导演都坚持要卓别林去学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德国喜剧演员，可是卓别林直到创造出一套自己的表演方法之后，才开始成名；鲍勃·霍伯也有相同的经验。他多年来一直在演歌舞片，结果毫无成绩，一直到他挖掘出自己的喜剧本事之后，才有名起来；威尔·罗吉斯在一个杂耍团里，不说话光表演抛绳技术，继续了好多年，最后才发现他在讲幽默笑话上有特殊的天分，于是开始在耍绳表演的时候说笑话，因此成名。
玛丽·玛格丽特·麦克布蕾刚刚进入广播界的时候，想做一个爱尔兰喜剧演员，结果失败了。后来她发挥了她的本色，做一个从密苏里州来的、很平凡的乡下女孩子，结果成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广播明星。
金·奥特雷刚出道的时候，想要改掉他得州的乡音，穿得像个城里的绅士，自称是纽约人，结果大家都在他背后笑话他。后来他开始弹五弦琴，唱他的西部歌曲，开始了他那了不起的演艺生涯，成为全世界在电影和广播两方面最有名的西部歌星。
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新角色，应该为这一点而庆幸，应该尽量利用大自然所赋予你的一切。归根结底说起来，所有的艺术都带着一些自传性质；你只能唱你自己的歌，你只能画你自己的画，你只能做一个由你的经验、你的环境和你的家庭所造成的你。不论好坏，你都得创造一个自己的小花园；不论好坏，你都得在生命的交响乐中，演奏你自己的小乐器。
就像爱默生在他那篇《论自信》的散文里所说的：“在每一个人的教育过程之中，他一定会在某个时期发现，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不论好坏，他必须保持本色。虽然广大的宇宙之间充满了好的东西，可是除非他耕作那一块自己的土地，否则他绝得不到好的收成。他所有的能力是自然界的一种新能力，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他能做些什么，他能给什么，而这都是他必须去尝试求取的。”
下面是一位诗人——已故的道格拉斯·马罗区所说的：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的一株松，
就做一丛小树生长在山谷中，
但须是溪边最好的一小丛。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
就做灌木一丛。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灌木，
就做一片绿草，
让公路上也有几分欢娱。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只麝香鹿，
就做一条鲈鱼，
但须做湖里最好的一条鱼。
我们不能都做船长，
我们得做海员。
世上的事情，多得做不完，
工作有大的，也有小的，
我们该做的工作，就在你的手边。
如果你不能做一条公路，
就做一条小径。
如果你不能做太阳，
就做一颗星星。
不能凭大小来断定你的输赢，
不论你做什么都要做最好的一名。
忠于自我，才是快乐的人生。
看每一件事理想的一面
罗根·皮尔萨尔·史密斯用很简单的几句话，说了一番大道理。他说：“生活中应该有两个目标：第一，要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第二，在得到之后要能够享受它。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第二步。”
我认识哈洛·阿伯特好几年了。他住在密苏里州的韦布城，曾当过我的演讲经纪人。一天，我在堪萨斯城碰见他，他好心带我回密苏里的贝尔顿农场。途中，我问他如何免除忧虑，他便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曾是个多虑的人，”阿伯特说道，“但是，1934年的春天，我走过韦布城的西多提街道，有个情景扫除了我所有的忧虑。事情的发生只有十几秒钟，但就在那一刹那，我对生命意义的了解，比在前10年中所学的还多。这两年，我在韦布城开了家杂货店，由于经营不善，不仅花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债累累，估计得花7年的时间才能偿还。我刚在上星期六停止营业，准备到商矿银行贷款，以便到堪萨斯城找份工作。我像只斗败的鸡，没有了信心和斗志。突然间，有个人从街的另一头过来。那人没有双腿，坐在一块安装着溜冰鞋滑轮的小木板上，两手各用木棍支撑前行。他横过街道，微微提起小木板准备登上路边人行道。就在那几秒钟，我们的视线相遇，只见他坦然一笑，很有精神地向我招呼：‘早安，先生，今天天气真好啊！’我望着他，体会到自己是何等富有。我有双足，可以行走，为什么却如此自怜？这位缺了双腿的人仍能如此快乐自信，我这个四肢健全的人还有什么不能的？我挺了挺胸膛，本来预备到商矿银行只借100美元，现在却很有信心地宣称：我要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工作。结果，我借到了钱，也找到了工作。”
现在，我把下面一段话写在洗手间的镜面上，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都念它一遍。
“我闷闷不乐，因为我少了一双鞋，直到我在街上，看到有人缺了两条腿。”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露西莉·布莱克，在学会同样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不为她所缺少的而忧虑之前，几乎濒临悲剧的边缘。
我在多年以前认识露西莉，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选修短篇小说写作。9年前，她遭遇生活上的剧变。当时她正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杜森城，下面就是她告诉我的故事。
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忙乱，在亚利桑那大学学风琴，在城里开了一间语言学校，还在我所住的沙漠柳牧场上教音乐欣赏的课程。我参加了许多大宴小酌、舞会或在星光下骑马。然而有天早上我整个垮了，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你得躺在床上完全静养1年。’医生对我说。他居然没有鼓励我，让我相信我还能够健壮起来。
在床上躺1年，做一个废人，也许还会死掉。我简直吓坏了。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我做错了什么，该受这样的报应呢？我又哭又叫，心里充满了怨恨和反抗。可是我还是遵照医生的话躺在床上。我的邻居鲁道夫先生，是个艺术家。他对我说：‘你现在觉得要在床上躺1年是一大悲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有时间思想，能够真正地认识你自己。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你在思想上的成长，会比你这大半辈子以来多得多。’我平静了下来，开始想充实新的价值思想。我看过很多能启发人思想的书。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无线电新闻评论员说：‘你只能谈你知道的事情。’这一类的话我以前不知道听过多少次，可是现在才真正深入到我的心里，生根起来。我决心只想那些我希望能赖以生活的思想——快乐而健康的思想。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强迫自己想一些我应该感激的事情：我没有痛苦，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我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收音机里播着的优美音乐，有时间看书，吃得很好，有很好的朋友，我非常高兴，而且来看我的人多到使医生挂上一个牌子说，我的房间里每次只许有一个探病的客人，而且只许在某几个钟头里。
“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我现在过着很丰富又很生动的生活。我非常感激能在床上度过那一年，那是我在亚利桑那州所度过的最有价值、也是最快乐的一年。我现在还保持当年养成的那种每天早上算算自己有多少得意事的习惯，这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我觉得很惭愧，因为一直到我担心自己会死去之前，才真正学会怎样生活。”
我亲爱的露西莉·布莱克，你也许并不知道，你所学到的这一课正是撒姆耳·约翰生博士在二百多年前所学到的。“养成看每一件事理想的一面的习惯，”约翰生博士说，“比每年赚1000多英镑更值钱。”
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些话可不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所说的，说这话的人曾经历经痛苦，乏衣缺食地过了20年——最后终于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名的作家，也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思想家。
罗根·皮尔萨尔·史密斯用很简单的几句话，说了一番大道理。他说：“生活中应该有两个目标：第一，要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第二，在得到之后要能够享受它。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第二步。”
从现在开始，学会看每一件事理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