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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失败是成功的起点

痛苦的家庭生活

那里根本毫无秩序、条理可言,东西到处乱堆……上面附了这样一张标签:“如果在别处找不到,就在这儿找找看。”

当我待在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镇,闭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当地担任律师的好友亨利·庞德多次对我说:

“你该去看看吉米·迈尔斯叔叔,他的一位舅舅荷恩敦是林肯的合伙律师,他的阿姨经营一家供应伙食的宿舍,林肯夫妇曾在那边住过一阵子。”

于是7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庞德先生和我爬上他的汽车,驶到春田镇附近的迈尔斯农场——当年林肯到春田镇去借法律书籍时,常在这儿驻足,讲讲故事,以便换取一杯苹果汁。

我们到那以后,吉米叔叔把3张摇椅拖到前院的大枫树下面;小火鸡和小鸭吵吵闹闹地在我们四周的草地上啄食,我们畅谈数小时。吉米叔叔说出一件林肯的轶事,是以前从未发表过的,这件事相当可悲而发人深省。事情是这样的:

迈尔斯先生的阿姨凯瑟琳嫁给了一位名叫雅各·M·尔莱的医生。林肯到达春田的一年后,也就是1838年3月11日晚上,一位陌生的骑士来到尔莱医生家门前,敲敲门,叫医生到门口去,用一支双管猎枪射击他,然后骑着马逃走了。

当时的春田是个小地方,找不出谁有谋杀的嫌疑。这桩命案的谜团至今仍未解开。

尔莱医生留下的产业很少,他的遗孀只好收些搭伙的房客来维持生活。亚伯拉罕·林肯夫妇婚后不久就搬进尔莱太太家。

吉米·迈尔斯叔叔告诉我,他常听阿姨——亦即尔莱医生的遗孀——告诉他这件事。有一天早晨,林肯夫妇正在吃早餐,林肯不知哪一个举动触怒了妻子。林肯太太气冲冲地把一杯热咖啡泼到丈夫脸上。当时其他的房客也都在场。林肯一言不发,屈辱地闷坐在那儿。尔莱太太拿来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脸和衣服。这件事足可代表林肯夫妇往后二十几年的婚姻生活。

小小的春田镇就有11名律师,不可能全留在当地开业,于是,他们常骑马由一个县赶往另一个县。大卫·戴维斯法官在第八司法区的管辖内各处开庭,他们便跟着在第八司法区内奔波。其他的律师每星期六总要设法赶回春田镇,与家人共度周末。

林肯却害怕回家。春天的3个月,秋天的3个月,他一直都在外地巡回,从不走近春田镇。

年复一年,他宁愿住在环境很差的乡下旅馆里,也不愿回家听太太唠叨、乱发脾气。“她折磨他,搞得他魂飞魄散”——邻居们这么说;因为她的嗓门和凶悍早已远近闻名了。

毕佛瑞吉参议员说:“林肯太太尖锐的大嗓门连对街都能听得见。凡是住在附近的人全听过她连续不断的怒骂。此外,关于她施暴的传言也很多,似乎是不容怀疑的。”

荷恩敦自认为最了解玛丽的心理,他说:“玛丽把林肯弄得晕头转向,并不断对他发泄怨气,因为林肯粉碎了她骄傲的女性心理,使她自觉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她要报复,强烈的报复意念掩盖了一切理智与情感。”

在她眼中,林肯样样不对劲:驼背、走路笨拙,双脚一上一下,像印第安人似的。她批评他的脚步没弹性,动作不优美;甚至故意学他的步态,还唠唠叨叨地叫他走路时脚趾要朝下,像当年她在梦黛夫人的女校中所学的那样。

她讨厌林肯的一对大耳朵和呈直角往外伸的脑袋。她甚至对丈夫说他的鼻子不够直,下唇突出,面有肺痨之色,两脚两手太长,脑袋则太小了。

林肯本人对仪表倒满不在乎,而玛丽偏偏生性敏感,好面子,荷恩敦说“林肯太太的吵闹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有时候林肯在街上步行,任凭一只裤脚塞进皮靴里,一只垂在皮靴外。他的皮靴很少擦油。硬领早就该换洗,大衣也需要洗刷了。

住在林肯隔壁多年的詹姆士·高莱说:“林肯先生以前常到我们家来,脚上趿拉着一双松垮垮的拖鞋,穿着一件褪色的长裤,只系一条背带。”

天气暖和的时候,林肯走得更远,他“穿一件脏兮兮的亚麻外罩当大衣,背后一块一块的汗斑,活像一张地图”。

有位年轻律师曾在乡村旅馆看过正要就寝的林肯,“穿一件自制的黄色法兰绒睡衣”,长度“在膝盖和足踝之间”,他惊异地说:“他真是我听见过最邪门的家伙。”

林肯一辈子不曾用过剃刀,上理发店的次数远比玛丽所要求的少得多。那头粗糙茂密得像马鬃似的头发,常令玛丽怒不可遏。就算她替他梳好了,没有多久就又乱成一团糟——因为林肯把存折、信函和文件放在帽子的里侧,戴在头上,头发当然被压乱了。

有一天,林肯在芝加哥照相,照相师劝他“整理一下仪容”,他回答说“修饰过后,春田人会认不出来那是林肯”。

他在餐桌上更是自由奔放:餐刀握得不对,用完后摆在盘子上的位置也不对。他完全不懂得用刀叉吃鱼和面包皮的技巧。他有时候把碟子弄歪了,整块猪排滑落到大盘子上。他偏偏要用自己的餐刀来切奶油,气得林肯太太常为此跟他吵架。有一次,他把鸡骨头放在装莴苣的小碟子上,使得玛丽差一点气昏过去。

女士们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既不站起来,也不肯接过她们的大衣;访客告辞了,也不到门口送客,玛丽也为此大发牢骚,痛骂他。

他喜欢躺着看书。一从办公室回来,立刻脱下大衣、鞋子和硬领,解下肩膀上的一根“吊带”,把甬道的一张椅子翻过来,在椅背上垫一个枕头,脑袋和肩膀就靠着椅背,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

他就这样躺着连续阅读数小时——通常是看报。有时候则从《阿拉巴马的脸红时刻》一书中找一则他认为很幽默的故事来看。他还常常读诗。无论读什么,他都会大声朗诵出来。那是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大声朗读”学校养成的习惯。而且他觉得出声朗读可以在听觉和视觉上留下印象,记忆会深刻一点。

有时候他躺在地板上,闭目引述莎士比亚、拜伦或爱伦·坡的诗句。例如:

每当月儿含笑,我就梦见美丽的安娜贝儿·李,

每当星儿升空,我就看到一双明眸,

那是美丽的安娜贝儿·李。

一位在林肯夫妇家住了两年的亲戚说,有一天傍晚,林肯躺在大厅看书。客人来了,他不等佣人去应门,自己只穿着一件衬衫就把来宾请入客室,说他要“愚弄愚弄女人”。

林肯太太在隔壁房间里,眼见女士们走进屋子,听到丈夫说一些滑稽荒唐的话。她立刻发火,把他搞得非常难堪,所以林肯愿意离开家,直到深夜才悄悄由后门溜回去。

林肯太太的醋劲儿很大,她不喜欢林肯的密友约书亚·史匹德。因为她怀疑史匹德曾教林肯逃婚。婚前,林肯写信给史匹德时,总会在信末加一句“代我问候芬妮”。婚后,林肯太太规定这句问候语要改成“问候史匹德太太”。

林肯从来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恩惠。这是他的特色之一。为了表示对好友的感激,他答应将第一个儿子命名为约书亚·史匹德·林肯。玛丽·陶德知道了之后大发雷霆。她认为这是她的孩子,名字该由她来取,不许叫做约书亚·史匹德!要和玛丽的父亲罗勃·陶德取同样的名字,以资纪念。

不用说,那孩子最后当然是叫罗勃!林肯的4个孩子中只有罗勃未夭折。1850年艾迪死在春田镇——年仅4岁。威利死在白宫——年龄12岁。泰德1871年死在芝加哥——时年18岁。罗勃·陶德·林肯1929年7月26日死于佛蒙特州的曼彻斯特——享年83岁。

林肯太太抱怨院子里没有种花草、树木,没有一点儿色彩与生气,于是林肯种了几株玫瑰,可是他对园艺不感兴趣,花木很快就枯死了。玛丽催他开垦一片花园。有一年春天他终于照办,结果花园里却长满杂草。

林肯虽然不喜欢体力劳动,但是他亲自喂养爱驹“老公鹿”,并为它梳理身上的毛;他还“自己喂母牛,挤牛奶,锯木料”。他一直这么做,连当选总统以后都不例外。不过,林肯的表亲约翰·汉克斯曾说“亚伯除了做梦,什么工作都干不好”。而玛丽·林肯也有同感。

林肯时常心不在焉,冥想出神,一副游离于尘世和世间万物存在的样子。星期天,他常把小娃娃放在小篷车里,拖着他在屋前粗糙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有时候小家伙不巧滚下了车,林肯还继续往前走,眼睛直盯着地面,对小娃娃的悲号声充耳不闻,直到林肯太太从门口探头,看到了这一情形,气冲冲地对他大吼,他才恍然醒悟过来。

有时候,林肯在办公室里待了一天,回到家里,见到玛丽却视若无睹,默不出声。林肯对食物也没有什么兴趣;玛丽准备好餐点之后,往往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把他请入餐厅。他人虽坐到了桌前,眼光却像梦游般盯着远方,忘记吃饭,直到太太一再提醒。

饭后,他有时候一言不发地凝视炉火半小时,儿子们爬到他身上,拉他的头发,跟他讲话,他也浑然不觉。后来,当他突然清醒时,才会说个笑话或背首心爱的诗:

噢,人骄傲些什么呢?

像流星飞逝,流云飞奔,

一道闪电,一朵浪花,

人生苦短,终归青冢。

林肯太太责备他从不教育孩子,他宠坏了他们。“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孩子们的过失。”林肯太太说:“就是孩子们有了好的表现时,他也从来不会夸奖他们,总是说‘我喜欢我的孩子们自由快乐,不受父母的约束。爱是一条锁链,能把小孩和双亲拴在一起。’”

林肯对孩子放任得实在很过分。例如,有一次他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正在下棋,罗勃跑来告诉父亲该吃晚餐了。林肯说:“好,好。”可是他正下得入神,忘记了孩子的话。

儿子再度出现,带来林肯太太的第二道催促令。林肯答应马上回去。结果又忘了。

罗勃来催第三次,林肯答应之后,依旧没有罢手的意思。小家伙突然退后一步,猛踢棋盘一脚,棋盘掀过头顶,棋子散得到处都是。

林肯微笑着说:“好啦,法官,我想我们只好改天再把这盘棋下完了。”

林肯根本没想到该纠正儿子的行为。

傍晚,林肯家的男孩常躲在木篱墙的后面,把一根板条伸出围墙外,将行人的帽子打落在地。有一次,孩子们误打下父亲的帽子,林肯只是叫他们要当心些,说不定有人会生气的。

林肯不属于任何教会,甚至避免跟好朋友讨论宗教问题。不过他曾告诉荷恩敦,有一位姓葛伦的老人曾在印第安纳州教堂集会上演讲,他说:“我行善的时候心情好,我做坏事的时候心情坏,这就是我的信仰。”林肯表示他对宗教的看法和这位老人差不多。

孩子们大一点以后,他常在星期天早上带他们去散步。有一次他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跟林肯太太到“第一长老会教堂”去。半个钟头后,泰德在家里找不到爸爸,就沿着街道跑下去,从布道间冲入教堂里。此时泰德的头发乱糟糟,鞋子未扣好,长袜松垂,面孔和双手则沾满伊利诺伊州的黑土。穿着优美衣裳的林肯太太既震惊又尴尬,而林肯只是静静地伸出一只长手臂,把泰德拉到身边,将他的小脑袋搂在自己胸前。

星期天早晨,林肯偶尔会带孩子们进城,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任凭他们撒野。据荷恩敦说:“他们搜掠书架,乱翻抽屉和饰盒,打坏他的金笔笔尖……将铅笔扔进痰盂;墨水也翻倒,信件撒得满屋子都是,还在上面跳舞。”然而林肯“从未以父亲的身份斥责他们,或者皱皱眉头。他是我所见过最宠孩子的父亲”。

林肯太太很少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也难怪,那里根本毫无秩序、条理可言,东西到处乱堆。林肯曾捆起一堆文件,并在上面附了这样的一张标签:“如果在别处找不到,就在这儿找找看。”

史匹德说得不错,林肯的规矩就是“不讲规矩”。

在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有一巨大的黑斑,那是一位法律学生向同学扔墨水罐的结果。办公室几乎从来不洗刷。堆积着厚厚的尘土,竟使得书架上的一些花种都发起芽来了。

穷苦的律师生涯

1853年,林肯44岁,距离他入主白宫只有八年之久,他在麦克林巡回法庭处理过的4个案子,总共只收了30美元。

玛丽在许多方面都堪称是春田镇最节俭的家庭主妇,但是在某些方面,她倒是十分奢侈的。林肯当时的收入还用不起马车,玛丽不但买了一辆,还以每个下午25美分的价格雇了一个邻家少年为她驾车,载她到镇上去拜访朋友。其实,春田镇只不过是个小村庄,玛丽大可以步行或者雇车到镇上去。但是,她认为那样不符合她的身份。所以,尽管家里穷,她还是照样要买些昂贵的衣裳,来摆排场。

1844年,林肯夫妇以1500美元的代价,买下两年前替他们主婚的查理·德雷瑟牧师的房子。这幢屋子有起居室、厨房、客厅和几间卧室;后院有个柴堆,一个小屋和林肯安置母牛及爱驹“老公鹿”的牛棚。

起初,玛丽把这栋屋子视做人间天堂。与刚刚迁离的那间搭伙宿舍比较起来,确实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再加上产权在握的喜悦和自尊。可是,在玛丽眼中,新居的优点很快就褪色了,她开始不断地挑剔那栋房子的毛病。因为她姐姐住的是一栋两层楼的大洋房,而这栋房子只有一层半。她对林肯说:“住一层半房子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大成就。”

平常,玛丽向林肯要任何东西,他都应允说:“你想要什么,就去买吧。”可是这次他却反驳说:“家里人少,房子够住就行了。何况我是个穷人,结婚的时候只有500美元,现在也没再增加多少。我们没有钱扩建房子。”这一点她也知道,但是仍然一再催促及抱怨。最后,林肯为了安抚她,就叫建筑商来为修建进行估价,并故意叫他把价格估高一点,再把估价单拿给玛丽看,使得她目瞪口呆。林肯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但是,他未免也太乐观了,当他出门作巡回办案时,玛丽竟找另一位工匠来估价,并立刻把房屋重新扩建了。

等林肯回到春田镇,走上第八街,他简直认不出自己的房子。他故做严肃状地问一位朋友:“陌生人,你能不能告诉我林肯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律师的收入并不多。照林肯自己的说法,他常常得为了付账而“辛苦凑钱”。如今又多了一笔庞大和不必要的建筑费用。

对于林肯的抗议,林肯太太以她一贯的方式作答——主动进攻,先发制人,急躁地骂他没有金钱观念,不懂得理财,律师费收得太低。

关于这一点,倒是有很多人都会支持玛丽的说法。别的律师经常为林肯的低收费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说林肯拉低了行情,害得整个律师界穷困不堪。

1853年,林肯44岁,距离他入主白宫只有八年之久,他在麦克林巡回法庭处理过的4个案子,总共只收了30美元。

他说有许多当事人跟他一样贫苦,他不忍心收太多钱。有一次,有人付给林肯25美元的律师费,他却退还10美元,还说对方太慷慨了。

另一次,有一个骗子霸占了一位精神病少女的10000美元的资产。林肯只花15分钟就把这场官司打赢了。一个钟头后,他的合伙人华德·拉蒙来跟他均分250美元的律师费,却遭到林肯的严厉斥责。拉蒙辩解说律师费是事先讲好的,何况少女的兄弟也很乐意付这笔钱。

林肯反驳说:“也许她的兄弟很乐意,可是我不乐意。这笔钱是从一位可怜的疯女孩口袋里掏出来的。我宁愿饿死,也不愿这样诈取她。你至少要退还一半,否则该分给我的钱我一文都不要。”

还有一次,一个抚恤金代办人替一位军人的遗孀争取到400美元抚恤金,要收她一半的钱当酬劳。林肯叫那位年老体衰、一贫如洗的老妇人控告那位抚恤金代办人,并且替她打赢官司,还不收她半文钱。此外他还代付了她的旅馆账单,还拿钱给她买车票回家。

有一天,寡妇阿姆斯登太太的儿子杜夫被控酒醉打死人,她求亚伯·林肯去救那孩子。林肯在纽奥良时就认识阿姆斯一家人,小时候杜夫躺在摇篮里,林肯还曾摇他入睡呢。阿姆斯一家人粗鲁凶暴,但是林肯喜欢他们。杜夫的亡父杰克·阿姆斯登以前是“克拉利丛林少年帮的领袖,曾在一场摔跤比赛中被林肯打败。这件事载在历史,是有记录可查的”。

于是林肯欣然地来到陪审团面前,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演说,把一个年轻人由绞架边缘救了下来。

阿姆斯太太说要把她仅有的40英亩土地过户给林肯。

林肯对她说:“汉纳大婶,多年前我一贫如洗,无家可归,你收容我,给我饭吃,替我补衣服,现在我不能收你一文钱。”

然而,林肯绝非好讼成性之徒,有时候他会劝当事人在庭外和解,化解一场纷争,不收一文律师费。有一次他拒绝指控某一个人,因为他说:“他那么穷,又是跛子,我真的很为他难过。”

仁慈和体贴虽然可贵,但却不能换取现金。玛丽整日为此唠叨,气愤自己的丈夫出不了头,别的律师都能靠律师费和投资发财,大卫·戴维斯法官和洛根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在芝加哥投资房地产,发了大财,甚至捐出10英亩的土地给芝加哥大学建校舍,摇身一变成为众所周知的慈善家。此外,他还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政坛领袖。

玛丽每次一想起他,多么希望当初嫁的是他!她若当上道格拉斯太太,一定会活跃在华盛顿的社交界里,穿巴黎的时装,常到欧洲旅行,与皇亲贵戚们共餐,将来还能会住在白宫里。

当林肯的太太简直是前途黯淡,林肯这一辈子大约就是如此了:每年骑马出巡6个月,把她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既不宠爱她,也不关心她……现实的生活与她求学时代的浪漫幻想相差那么远,真是叫她心酸啊!

“心中有恶魔”的妻子

她发怒的次数与日俱增,脾气也更火爆。林肯的朋友们都深深地为林肯感到难过。

对于自己的精打细算的工夫,林肯太太颇以为荣,她连一日三餐的饮食都要克扣,每天绝不会有足够喂猫的残羹剩菜。

她买过一瓶又一瓶的香水,开封试用几天之后,又退回去,借口说东西不好,或是商家送错了。因为她经常故技重施,结果弄到当地的商人都不肯再送货给她了。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些账本,上面用铅笔记录着:“林肯太太退回的香水。”

和商家争吵对玛丽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例如她觉得食品商梅耶斯送来的货短斤少两,于是她上门尖声大骂,连半条街外的邻居都跑到门口来看热闹。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指控对方了,梅耶斯发誓,就是下地狱也不再卖食品给她。

他说到做到,此后就不肯再送货来。然而食品是非用不可的,而镇上卖食品的又只有他一家。玛丽不得已,只好给一位邻居25美分,请他进城代为谈和,劝梅耶斯继续送货。

林肯的一位朋友办了一份名叫《春田共和主义者》的小报。他在镇上奔走,请求资助,林肯就答应订阅了。当第一份报纸送进家门时,玛丽气得要命,斥骂不休。她拼命节省,林肯竟又浪费金钱订一份没有价值的废纸。为了安抚她,林肯只好说他并没有叫人送报来。这话倒不假。他只答应要付订阅费,并没叫报社送报纸来。他可真是个善辩的律师!

当天晚上玛丽背着丈夫写了一封措辞极为无礼的信给报社主编,说出她对这份报纸的看法不好,并要求中止订阅。

主编就在报上的专栏里公开答复她,然后写封信给林肯,要求解释。林肯为这件事难过得甚至生了病。他写了一封屈辱的回信,向主编解释说一切都是误会,并尽量道歉。

有一次,林肯想邀请继母来家中过圣诞节,却遭到玛丽的反对。她看不起老人,更轻视汤姆·林肯和哈克斯家的亲戚。她以他们为耻,这次邀请只好作罢。23年间,林肯的继母就住在春田镇70里外的地方,林肯常去探望她,她却从未走进过林肯的家门。

林肯婚后只有一个亲戚曾到过家里,是一位名叫哈丽叶·哈克斯的远亲,她是个性情怡人又懂事的姑娘,很得林肯的疼爱。她到春田镇上学的时候,林肯请她到家里来住。想不到玛丽却把她当成佣人来支使,因而招致林肯的反对,结果又闹出一场大风波。

林肯太太经常跟“雇来的女仆”发生纠纷。她每发一次脾气,女仆们就得卷铺盖离开,前前后后走掉过一大串仆人。她们纷纷向同行们示警,所以林肯家很快就上了女佣们“拒绝受雇”的黑名单。

玛丽又气又急,写信给亲友大骂所雇用过的“野爱尔兰人”。所有到她家工作的爱尔兰人,马上就被冠上一个“野”字。她公然夸口,若她比丈夫活得长,余生就要住到南部,到她出生的莱辛顿家乡去,那儿才不容许佣人们这么无礼呢。那儿的黑奴如果不好好做事,立刻会被送到公共广场,绑在柱子上鞭打,陶德家的一位邻居就曾活活打死过6名黑奴。

朗·雅各是当时春田镇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有两头骡子和一辆破车,经营一间他所谓的“快车行”。他的侄女到林肯太太家工作。没有过几天,主仆吵翻了,少女一扔围裙,收拾皮箱,“砰”的一声关上门,就离开了。

那天下午,朗·雅各赶着骡子到第八街和杰克逊街的转角处,跟林肯太太说他要来拿侄女的行李。这下子,林肯太太可发火了,她痛骂他们叔侄,扬言他若敢再上门就要把他打出去。雅各非常愤慨,冲到林肯的办公室,要他叫林肯太太道歉。

林肯听完他的控诉,凄然地说:

“我听到这件事很遗憾。不过,坦白地说,15年来我天天忍受这一切,难道你就不能忍耐几分钟吗?”

这番话使得朗·雅各反而同情起林肯来了,他只说抱歉打扰了他。

有一位女佣在林肯家干了两年多没走,邻居都很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林肯曾跟这位女仆暗中约定,他坦白告诉她将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他表示衷心抱歉和无能为力,只请女仆一切都别放在心上。林肯答应,若她肯担待,愿意每周多付给她一块钱。

女主人的脾气依旧,可是女仆有了秘密的金钱支持着,始终坚忍不拔。每次林肯太太痛骂她一顿以后,林肯总会趁没有别人在场的时机,溜进厨房,拍拍她的肩膀劝道:

“没关系。玛丽亚,别退却。继续留在她身边,继续留在她身边。”

后来玛丽亚嫁人了,她丈夫在格兰特手下当兵。李将军投降后,玛丽亚赶到华盛顿去申请其夫的退役令。

林肯见了她很高兴,坐下来跟她话旧,并想请她留下来吃顿饭。由于玛丽不允,林肯于是送她一篮水果和一些钱,叫她第二天再来,以便发给她一张各战区的通行证。可是第二天她并没有去,因为那天晚上林肯就被暗杀了。

这么多年来,林肯太太一再地大发脾气,惹来一大串麻烦与不愉快,有时候她的言行简直像一个疯子所为。玛丽的父母是表兄妹,近亲结婚也许有些影响吧,陶德家的人都有些古怪的癖性。某些人——包括玛丽的医生在内——怀疑她有轻微的精神病。

林肯以基督般的耐心忍受了一切,很少指责她;不过他的朋友们可没有那么驯良。

荷恩敦骂玛丽是“野猫”和“母狼”。

林肯的一位崇拜者透纳·金恩则称玛丽为“恶棍,女魔”,他自称看过林肯一次又一次地被赶出家门。

在华盛顿首府任总统秘书的约翰·海依给她取的绰号更为不雅,因此不宜在此刊出。

春田镇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就住在林肯家附近,和林肯也是朋友。牧师太太说林肯夫妇“家居生活很不快乐,林肯太太常用扫帚赶丈夫出门”。

在隔壁住了16年的詹姆士·高莱说林肯太太“心中有恶魔”,常发生错觉,附近的人全都听得见她像疯子似的又哭又闹,她甚至要人在房子四周守卫,口口声声说有人要暗害她。

她发怒的次数与日俱增,脾气也更火爆。林肯的朋友们都深深地为林肯感到难过。林肯毫无家庭之乐可言,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场面,他从不敢邀请朋友到家里吃饭——连荷恩敦和戴维斯法官等人也不例外。他自己则尽可能躲着玛丽,傍晚常跟别的律师在法律图书馆闲聊,或者在狄勒的店里说故事给人听。

深夜,他一个人乱逛,穿过人烟稀少的街道,脑袋低垂在胸前,沉郁得有如丧家之犬。有时候他说“我讨厌回家”,朋友就会带他回去过夜。

荷恩敦最清楚林肯夫妇悲剧性的家庭生活。他在《林肯传》第三册430~434页中写着:

林肯先生没有心腹之交,心声无处吐露。他从不跟我诉苦,就我所知,他也没跟别的朋友说过。这是很大的心理负担,可是他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他苦闷的时候,不说我也看得出来。早上他很少在九点以前来办公室。我大约总比他早到一个小时。不过有时候他7点就来了——我记得有一回天不亮他就来了。我到办公室发现他在场,就知道准有事情。他不是躺在沙发上看天空,就是弓在椅子里,双足摆在后窗的窗台上。我进门,他连头也不抬,我道“早安”,他只哼一声算是回答。我立刻忙着写字或翻书;可是他那副忧郁、苦闷,异常沉默的样子,搞得我也很不安,于是我就借口要去法院,走出办公室。

办公室的房门装了半截玻璃,上面挂了一截门帘。此时我一定把帘子拉上;我楼梯还没走完,就听见门里的钥匙“咔”的一转,林肯孤单单地把自己锁在暗室中。我到法院的书记办公室待一个钟头,又到邻近的店铺晃了一个钟头,才掉头回去。这时候也许有客户上门,林肯正向他们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也许愁云已散,他正忙着背一则印第安人的故事。午餐时间到了,我回家吃饭。一个钟头后再回来,发现他还在办公室里——其实他家和办公室只隔了几条街——正在吃他从楼下店铺买来的一片乳酪和一堆脆饼干。傍晚五六点的时候,我要休息了,他不是坐在楼梯角的箱子上陪伴几名混混闲扯,就是在法院台阶上打发时间。天黑后,办公室里还有灯光,可见他一直待到入夜,等世间的万物都睡了,这位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高个人在树林和房屋的阴影中逛回家,悄悄溜进一栋朴实的木造房屋——照传统的说法,我们就姑且称其为他的家吧。

有人也许会说我言过其实,渲染得太过分了。若是如此,我只能说他们不知道实情。有一次林肯太太很野蛮地辱骂丈夫,久久都不肯罢休,连他——这个“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全人类怀着慈悲”的林肯——也失去了自制力,抓住她的手腕子,硬把她由厨房推到门口,并说:“你会毁了我的一生。你把这个家弄得像个地狱。现在,天杀的,你给我滚出去。”

他那圣徒般的悲悯情怀

他的“地狱般的哀愁”是由两件事造成的,一为政治上的失意,一为悲惨的婚姻。

假如林肯娶的是安妮·罗特利基,他很可能会幸福一生,却当不上总统。他不论思想和行动都慢吞吞的,而安妮也不是那种会逼他拼命争取功名的女人。反之,玛丽·陶德一心想住进白宫,她嫁给林肯没多久,就一个劲儿地怂恿他争取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

竞选是相当残酷惨烈的,林肯的政敌因他不属于任何教会,而指责他为异教徒;又因为他跟高傲的陶德和爱德华家族联姻,而说他是财阀和贵族的工具。这些罪名尽管可笑,却足以给林肯的政途带来伤害。他对批评者答辩道:“我到春田以后,只有一个亲戚来看过我,但他在刚出城时就被控偷窃手风琴。如果这也可以算是贵族世家的一分子,那我当之无愧。”

林肯落选了。这是他政治生涯上所遭遇的第一次逆流。

两年后他再度出马,终于当选了。玛丽欣喜若狂,她坚信林肯的政治生命才刚刚开始。她订购了一件新的晚礼服,并且刻苦练习法文。等她丈夫一到华府,就立刻写信给“可敬的亚伯拉罕·林肯”,她还想住在华盛顿,她一直渴望跻升社交名流之列。可是当她到东部与丈夫会合之后,才发现实情与她的期望完全不同。林肯实在太穷了,在还没领到政府的第一张薪水支票前,不得不先向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借钱来度日;所以林肯夫妇只得暂住在杜夫格林街史布里格太太的宿舍。宿舍门前的街道未铺石板,人行道上全是由灰土和砂石构成的,房间阴森森的,也没有水管设备。后院里有一栋小屋、一个鹅栏和一个菜园;邻居们养的猪经常闯进来吃青菜,史布里格太太的小儿子不时拿着木棍跑出去赶牲畜。

当时华盛顿市政府没有为市民收垃圾的服务,所以堆积在后巷里的废物,全靠满街乱跑的牛、猪、鹅来吃光。

华盛顿社交圈相当排外,林肯太太根本不被接纳。她受到了冷落,孤零零地坐在凄冷的卧室里,与娇纵的儿子为伴,经常闹头疼——尤其是在听到史布里格太太的小儿子大声地把猪赶出卷心菜园时。

此情此景令人失望,但与当时潜伏着的政治风险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林肯进国会的时候,美国跟墨西哥正在打一场为时20个月的战争——这是一场可耻的侵略战,由国会中主张蓄奴的人故意掀起,旨在让奴隶制度推广到更多地区,并选出赞成蓄奴的参议员。

美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了两项利益:原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割让给美国;而且夺取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改设为新墨西哥州、亚里桑纳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格兰特说过这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邪恶战争,他不能原谅自己也参加了战争。许多美国人都倒戈投向敌方;圣达安那军中就有一营军队是完全由美国逃兵组成的。

和许多自由党人一样,林肯在国会中大胆发言,他谴责总统发起一场“掠夺和谋杀的战争,抢劫和不光荣的战争”,宣布上帝已“忘了保护无辜的弱者,容许凶手、强盗和来自地狱的恶煞肆意屠杀男人、女人和小孩,使这块正义之士饱受摧残”。

林肯是个默默无闻的议员,华府对这篇演说置之不理,可是它在春田镇却掀起了一阵飓风。伊利诺伊州有6千人从军,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为神圣的自由而战;如今,他们选出的代表竟在国会中说这些军人是地狱来的恶煞,是凶手。激动的党人公开集会,指责林肯“卑贱”……“怯懦”……“不顾廉耻”……

聚会时,大家一致决议,宣称他们从未“见过林肯所做的这么丢脸的事”……“对勇敢的生还者和光荣的殉国者滥施恶名只会激起每一位正直的伊利诺伊人的愤慨”。

这股恨意郁积了十几年;直到13年后,林肯竞选总统时,有人还用这些话来攻击他。

林肯对合伙的律师说“我等于是政治自杀”。此刻,他怕返乡面对选民;他想谋求“土地局委员”之职以便留在华盛顿,却未能成功。他想叫人提名他为“俄勒冈州长”,指望在该州加入联邦时,可以成为首任参议员,不过这件事也失败了。

于是他又回到了春田镇那间脏兮兮的律师事务所,再度将爱驹“老公鹿”套在摇摇欲坠的小马车前头,驾车巡回第八司法区——如今,他成了全伊利诺伊州最没精打采的人,他已经决定放弃政治,专心从事法律工作。

为了训练自己的推理和表达能力,他买了一本《几何学》,每次骑马出巡时都带在身边读。

荷恩敦在《林肯传》中说:

我们住乡下小客栈时,通常都共睡一张床。床铺总是短得不能适合林肯的高度,因此他的脚就悬在床尾板外头,露出一小截胫骨。即使如此,他仍然把蜡烛放在床头的一张椅子上。

连续看好几个钟头书。我和同室的另外几个人早就熟睡了,他还以这种姿势苦读到凌晨两点钟。每次出巡,他就这样手不释卷地研究。后来,6册欧氏《几何学》中的所有定理他都能轻轻松松地加以证明。

《几何学》读通之后,他又研究代数,接着又读天文学,后来甚至写了一篇谈语言发展的演讲稿。不过,他最感兴趣的仍是莎翁名作。在纽奥良时杰克·凯尔逊为他养成的文学嗜好依旧存在。

从此时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点,亚伯拉罕·林肯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就是深深的哀愁与忧郁,深得几乎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耶西·维克在帮助荷恩敦准备《林肯传》的资料时,觉得有关林肯哀愁的报道似乎夸张了些;于是他去找几位林肯的老友——例如史都华、惠特尼、马森尼、史维特和戴维斯法官——讨论。

维克这才坚信“没见过林肯的人,不可能体会出他的忧郁性格”,荷恩敦也有同感,他更补充说出我引用过的那段话:“20年间,我未曾见到林肯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永恒的悲容。他走路的时候,忧郁简直要从他身上淌下来。”

骑马出巡的时候,跟他同睡一个房间的律师们,往往一大早被他自言自语的声音惊醒。他会起床生火,然后盯着火光呆坐几小时,或者背诵道:“噢,人类何必骄傲呢?”

有时候他走在街上,连迎面而来的人跟他说话,他都没发觉。跟别人握手时,也是一副茫然的样子。

对林肯近乎崇拜的约纳森·伯区说:

“林肯在布鲁明顿出庭,一会儿把审判室、办公厅或旁听席上的听众逗得捧腹大笑,一会儿却又沉思入神,谁也不敢打扰他……他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把脚放在矮梯上头,小腿弓起,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抱膝,帽子往前斜,眼神中充满悲哀,一副没精打采的阴郁相。我曾看过他这样出神地呆坐几小时,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敢打扰。”

毕佛瑞吉参议员研究林肯的一生,恐怕比任何人都来得透彻,他说:“从1849年到去世前,林肯有着一般人无法估计或测量的深度悲哀。”

不过,源源不绝的幽默感、卓越的讲故事能力也是林肯的特色,与他的悲哀同样突出,令人难以忘怀。

林肯甚至能使得戴维斯法官停止问案,听他说笑话。荷恩敦说:“群众两百人三百人成群地围在他身边,”捧腹大笑几小时。有一位身历其境的人说:“林肯讲到故事的精彩部分,男人‘哈哈’笑得滚下椅子。”

与林肯熟识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他的“地狱般的哀愁”是由两件事造成的,一为政治上的失意,一为悲惨的婚姻。

度过辛酸的六年之后,林肯对于政治前途即将绝望之际,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并使他开始往“白宫”出发。

此事与玛丽的旧情人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将废除奴隶制度”

他对奴隶制度的历史作了一番彻底的评论,并且提出5点切中要害的反对理由。

1819年,密苏里希望加入联邦,成为一个蓄奴州,而遭到北方人士的激烈反对,于是在双方的折中商议之下,成立了“密苏里折中方案”,容许密苏里成为蓄奴州,但是,密苏里南疆以北的西部地区,从此不容许有奴隶制度存在。这个方案在双方同意之下签订,使得奴隶制度之争稍得缓和。

三十余年之后,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为了撤销这一方案,长期地在国会争取了数月之久,哀求、激辩,甚至有议员为此跳上桌面,险见刀光剑影。参议院终于在1854年3月4日通过了他的提案,使得密苏里以西,一块相当13州面积总和的土地再度有奴隶制度横行。

大势已定,报童吆喝着号外的声音,在睡意正浓的华盛顿大街上空回荡,海军造船厂发出的轰隆轰隆炮声,宣布另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一个浴血的新纪元。

道格拉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有人知道。史学家至今仍然争辩不休。不过我们可以确信的是:道格拉斯希望在1856年当选总统。而撤销折中方案正可以帮助他争取南方的选票。

至于北方呢?

他表示:“皇天在上,我知道这一定会在北方掀起轩然大波。”他说得太保守了,此事不但掀起了一场大旋风,搞得两个大政党四分五裂,最后更使全国都卷入内战中。

抗议和不平像野火般同时燃遍了大城小镇。史蒂文生·阿诺德·道格拉斯被斥为“叛徒阿诺德”。大家为他标上“现代犹大”的烙印——给他30块银元就出卖主人的人。有人送他一条绳子,叫他自己去上吊。

教会的反应也很狂热。新英格兰有3050名神职人员以“全能的上帝和圣灵之名”写了一封抗议书,摆在参议院前面。报纸社论中的词句更为大众火上加油。在芝加哥市,就连民主党的报纸都痛责道格拉斯。

国会8月间休会,道格拉斯在返乡途中,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非常惊奇。事后他说民众把他的画像吊起来燃烧的火光,由波士顿一路照耀到伊利诺伊州。

厚颜而又大胆的道格拉斯,竟然还敢宣布要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家乡的父老们对他憎恨到了极点。报界猛攻他,愤怒的教士要他永远不准“以狡诈的气息污染了伊利诺伊州的纯洁空气”。男人们涌向五金店,不到傍晚,全城的左轮枪都卖光了。有人誓言绝不让道格拉斯有机会活着为自己的恶行辩护。

道格拉斯一进城,港口的船只就下半旗致哀;20座教堂敲钟以哀悼“自由”的死亡。

那天芝加哥异常的炎热。男人闲坐在椅子上,依旧汗流浃背。女人则拼命挤向湖边,想在凉凉的沙地上睡觉,有些甚至在半途就晕倒了。套着马具的马儿倒在街上,奄奄一息。

尽管天气这么热,成千上万激动的男人却把枪放在口袋里,赶去听道格拉斯演说。芝加哥没有一座大厅能容得下这么多人。他们全挤在一个广场上,还有几百人就站在附近民宅的阳台或跨坐在屋顶上。

道格拉斯刚开口说话,民众就报以怒吼的嘘声。他想继续讲,观众则吆喝,嘲笑,唱些侮辱性的歌曲,骂他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道格拉斯的党羽激动得想找人打架,但是道格拉斯却表示要由他自己来稳定场面。但是尽管他不断地尝试驯服暴民,群众的情绪却愈益激烈。他贬斥《芝加哥论坛报》,民众就为那家报纸欢呼。他说若民众不让他讲话,他就要整夜站在那里,民众就齐声喝道:“我们不到天亮不回家,我们不到天亮不回家。”

那天正是星期六。道格拉斯白忙了4小时,饱受侮辱之后,他拿出手表,对拥挤的群众大叫说:“现在已是星期天凌晨,我要上教堂。你们不妨下地狱。”然后精疲力竭地走下演讲台。“小巨人”遭到生平头一次的屈辱和挫败。

第二天早上,报纸巨细无遗地刊出全部经过。此时,春田镇有个褐发的中年胖妇看了这篇报导非常得意。15年前,她曾梦想当道格拉斯太太。这些年来又眼看着他步步高升,变成全国最受欢迎、最有权势的政治领袖,而她的丈夫则遭到屈辱和挫败,不平的情绪早就占据了她的心灵。

感谢上帝,现在高傲的道格拉斯可完蛋了。他在家乡这一州搞得天怒人怨,而大选就在眼前。这是林肯的好时机。玛丽相信,林肯有机会夺回1848年失去的民心,东山再起,当选国会参议员。不错,道格拉斯的任期还有4年。可是他的同僚希尔斯再过几个月就要改选了。

骄傲、好斗的爱尔兰人希尔斯,与玛丽也有一本旧账。1842年,为了玛丽所写的一些十分无礼的信件,希尔斯邀林肯决斗。两个人带着佩剑,由助手陪同在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沙洲上会合,准备杀死对方。直到最后一刻,由于朋友出面调停,才未发生流血事件。此后,希尔斯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林肯却直往下沉。

现在林肯沉到谷底,开始反弹。他说“密苏里折中方案”的撤销“唤醒”了他。他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他决心以整个灵魂的精力和信念来搏斗。

于是他开始准备演讲稿,在州立图书馆中埋头苦干了几星期,参考史书,掌握实证,分类、整理,并研究此法案历程中参议院反反复复的热烈辩论。

10月3日,伊州的农业博览会在春田开幕。几千名农夫涌到镇上。男人带来最好的猪和马匹、牲口和谷物;女人带来亲手做的果冻、果酱、糕饼及蜜饯。可是另一项吸引人的节目,使得这些展览几乎被人遗忘了。几星期前,大会宣传道格拉斯要在博览会开幕当天演讲,该州各地的政治领袖都涌进来听。

那天下午,道格拉斯讲了3个钟头,重读他的报告,提出一大堆辩解和攻击。他否认他要“使某一区域的奴隶制度合法化”或者“排除某地的奴隶制度”,而是要让各区域的人民自行决定如何处理奴隶问题。他的论调是:“堪萨斯州或路易斯安那州的人民既有能力自治,一定也能管理好那几个可怜的黑奴。”

林肯就坐在前排的位子,仔细地听着一字一句,并思索着他的每一个论点。道格拉斯一说完,林肯就宣布:“我明天将要指出他的矛盾之处。”

第二天早晨,传单在全镇和各展览会场散发,民众对林肯要答辩道格拉斯的兴趣很浓,两点以前,演讲厅全部客满。不久,道格拉斯露面了,他坐在讲台上。照例穿着一尘不染的服装,打扮得十分得体。

早上出门前,玛丽特意为林肯刷净外套,仔细烫过最好的一条领带。可是那天天气热,林肯知道大厅里的空气一定闷得很。于是他不穿外套、不穿马甲、不戴硬领、不打领带,只有一件衬衫松垮垮罩在他骨瘦如柴的身体上,露出又瘦又长的棕色脖子,就这么大步跨上讲台。他的头发乱糟糟,皮鞋又破又脏,一条编织的“吊带”勉强撑住不合身的长裤。

坐在观众席的玛丽一看,气窘得满面通红,又失望又灰心,差一点哭出来。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位使妻子感到羞愧无地的丑男人,在那个炎热的十月下午,开始了使他永垂不朽、使世人永远缅怀的一篇伟大演讲。如果将他以前的演讲词都收编成册,再将那天下午以后的演讲词编成另外一册,你一定不会相信那是同一个人的作品。那天发表演讲的是新林肯——为正义动容的林肯,为受压迫民族求情的林肯,被道德尊严感动的林肯。

他对奴隶制度的历史作了一番彻底的评论,并且提出5点切中要害的反对理由。

可是他仍然表现了相当的包涵度量。他说:

我对南方,不存有任何偏见,若是易地而处,我相信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来。如果奴隶制度原不存在,南方人不会主动去引进;如果奴隶制度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北方人也不会轻言放弃。

“南方人认为不该将奴隶制度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这一点我同意;若说要废除现存的奴隶制度很难,这一点我也能体谅,因为,就算把全世界的权力都给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

他流着汗讲了3个多钟头,继续答辩道格拉斯,指出他立论的错误,证明对方是诡辩。

这次演讲给听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道格拉斯不安地一次又一次站起来打断林肯的话。

选举快到了。激进的年轻民主党员已分头奔走选票,他们猛攻道格拉斯。等伊利诺伊州选民投票后,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员全军覆没。

当时,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举。1855年2月8日,伊利诺伊州议会在春田开会投票。林肯太太特地买了一套新衣服和帽子,她的姊夫尼尼安·W·爱德华也满面红光地安排那天晚上为参议员林肯举办接待会。

第一次投票,林肯领先其他候选人,差数达六票之多。可惜后来就输了;到了第十次投票,他完全败北,由利曼·W·楚门布尔当选。

利曼·W·楚门布尔的太太茱莉亚·雅涅是玛丽·林肯结婚时的女傧相,大概也是林肯太太此生最亲密的朋友。那天下午,玛丽和茱莉亚并肩坐在“代表厅”的阳台上,看代表们选举参议员。当大会宣布茱莉亚的丈夫当选,林肯太太立刻转身跨出那栋建筑。她的火气真大,嫉妒心真强,此后至死都不再和茱莉亚·楚门布尔说话。

林肯伤心失望地回到那间黑压压、墙上有墨水印、书架上长出花枝芽的律师事务所。

一星期之后,他为“老公鹿”套上马具,再次奔波于人烟稀少的原野,在各乡间为法律巡回。可是他的心思已不在法律上。他整天谈论着政治和奴隶问题。他说他一想到有几百万人受到奴役的命运,心里就难过。他的忧郁时刻比以前更长,更深了。

有一天晚上,他跟另一位律师在乡村旅社中同床安歇。黎明时,林肯仍穿着睡衣坐在床边沉思,垂头丧气,自言自语,耽于冥想之中。后来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告诉你,这个国家绝不能永远处在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况。”

事隔不久,春田镇有一位黑种妇人来找林肯,向他诉说一个悲惨的故事。她儿子在一艘密西西比轮船上任职。在船到达纽奥良时,竟被逮捕下狱。他本来是自由之身,可是并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所以他一直被关在牢里。现在轮船开走了,而他将要被拍卖为奴,抵付监狱的开销。

林肯向伊利诺伊州州长提出这个案子,州长却表示无权干涉;林肯写信给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对方也答复无能为力。于是林肯再回头求见伊利诺伊州州长,催他采取行动,州长却摇头不理。

林肯由座位上站起来,特别加重语气说:“皇天在上,州长,如果你无权下令开释这个可怜的少年,那么我将使奴隶制度在本国无处容身。”

第二年,林肯46岁,他向朋友惠特尼承认他“有点需要”眼镜;于是他在首饰店买下了生平的第一副眼镜——价格是37.5美分。

坎坷的政治生涯

“可敬的亚伯拉罕·林肯真是伊利诺伊州从政者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政治上的每一个举动都不顺利,计划经常失败,换了任何人都无法再支持下去。”

1858年夏天,亚伯拉罕·林肯参战了,他参加了美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政治战争。而且从此挣脱了偏狭的观念和默默无闻的状态。

他当年49岁——奋斗多年,有什么成果呢?

事业上他是失败者。

婚姻一点都不幸福。

他虽是个成功的律师,年收入3000美元;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却屡遭挫折与惨败。

他承认:“野心的竞赛我失败了,彻底失败。”

可是从那时开始,事情的进展却快得出奇,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尽管七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而在这5年间,他却赢得不朽的名声和荣耀。

林肯的对手是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那时又已成了全国的偶像,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密苏里折中方案”撤销后的4年间,道格拉斯卷土重来,打了一场精彩又壮观的政治仗,赢回了自己的威望。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堪萨斯敲着联邦的大门,要求成为蓄奴州之一。道格拉斯说“不行”,因为草拟该州宪法的议会不是合法的议会。议员们是靠狡诈和猎枪当选的。反对成为蓄奴州的堪萨斯人摩拳擦掌,准备作战,他们忙着行军、操练、挖战壕、堆掩体,把旅社改为城堡。既然选举不公平,他们就要用子弹来争取。

此后砍杀和射击的事件层出不穷。“流血的堪萨斯”一词自此载在史书上。

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认为由冒牌议会草拟的宪法,根本一文不值,所以他要求再举行一场诚实公平的选举。以投票决定堪萨斯州该成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

他的要求十分正当。可是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和华府那些支持蓄奴的政客们哪里肯容忍这种安排。

于是布坎南和道格拉斯吵了一架。

总统说要把道格拉斯送上政治屠场,道格拉斯反唇相讥:“皇天在上,詹姆斯总统是我一手捧出来的,我也可以毁了他。”这句话,不仅是一句威胁,还真的改变了历史。

道格拉斯为了自己的信念,也为了北方每一个人的信念,无私地奋斗,牺牲了政治的前途,虽然因此埋下1860年民主党的大难,使得林肯有机会入主白宫,却因坚持伟大的原则而得到伊利诺伊州人的爱戴。

在1854年他进城时,曾经下半旗、敲丧钟赶他走的芝加哥市现在派出专车、乐队和接待委员欢迎他返乡。在他进入市区时,德尔本公园发射了150响礼炮,上百人争相和他握手,女人们把成千朵的鲜花抛在他脚下。民众以他的名字来做长子的学名。若说有人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大概也不算夸张。在他死后40年,仍有人以“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员”为标榜。

在道格拉斯光荣地进入芝加哥后几个月,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员自然提名道格拉斯参加国会参议员竞选,而共和党议员推举的是一个姓林肯的无名小卒。

选战中一系列的激辩使林肯渐渐出名。他们的争论充满了火药味。民众越来越激动,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空前庞大的人潮使得任何聚会厅都容纳不下;于是演讲大会只好在树丛或原野中举行。记者忙着采访,报纸更以巨大的篇幅热烈报导这场轰动的竞赛,不久,全国人民的耳朵都竖了起来。

两年后林肯就入主了白宫;这些辩论等于为他做了极佳的宣传。

林肯在竞选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准备;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思想、观点或词汇,他立即写在手边零零星星的纸片上——信封背面啦,报纸边缘啦,破纸袋等等。他把这些纸头放在高顶丝帽内,随身携带。最后再重新誉写下来,边写边念,一再地修正、改写。

第一篇演讲初稿完成后,晚上他邀了几位密友到州议会的图书馆里,关起门来听他念演讲稿,每念完一段就停下来,要求朋友们批评指教。这篇讲稿中有几句传诵一时的佳句:

“内部分裂的房屋不可能屹立。”

“我们的政府不能容忍奴役与自由共存的状态。”

“虽然我不喜欢国家发生内战致使联邦瓦解,但是,我更不喜欢国家继续分裂下去,为了更长远和平与团结,为正义而战是值得的。”

林肯的朋友们听到这种言论,既惊讶又惶恐。他们说,这些话太激进了,“是天大的傻话”,一定会把选民吓跑的。

最后,林肯慢慢站起来,向大家表明他的心意已决,他再度强调“内部分裂的房屋不可能屹立”,是人间至理,颠扑不破。

林肯说:“这是举世皆知的真理。我要用最简单的话表现出来,让人们了解时局的危险性。现在已到了该摸着良心说真话的时候,我决定不再改变我的主张。必要时我愿意为伸张正义而死。如果这次演说使我失势,那就让我与真理一同沦丧吧。”

8月21日,第一次大辩论在芝加哥城外75里的奥泰华镇举行。前一天晚上民众就陆续抵达。不久,旅店、私人住宅和马车行都人满为患;方圆一里内的山谷和低地都是宿营地,篝火熊熊,仿佛小镇是被军队包围了似的。

道格拉斯乘着6匹白马拉的高级马车,在城镇中穿行。民众叫好的呼声震天响。

林肯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他们以两头白骡子拉着一个干草台,载着候选人满街跑。后面的一个干草台上则坐着32位姑娘。每位姑娘身上挂一个写着州名的大标语:

“帝国之星往西走,母亲离不开土地,姑娘们与林肯携手。”

演说家、顾问团和记者挤了半小时,才越过人山人海,走到演讲台。

讲台上搭着木制遮阳棚。20多人爬上凉棚顶,把凉棚都给压垮了,木板落在道格拉斯一方面的顾问身上。

这两位演讲人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截然不同。

道格拉斯身高5尺4寸,林肯是6尺4寸。

大块头嗓门细细的,属于次中音。小个子反而声音嘹亮,是男中音。

道格拉斯举止优雅殷勤;林肯又难看又笨手笨脚。

道格拉斯具有大众偶像的风采;而林肯那没有血色又布满皱纹的面孔则充满忧郁,他的外表丝毫无吸引力可言。

道格拉斯的打扮像个富裕的南方农场主人,身穿褶纹衬衫、深蓝外套、白长裤,头戴一顶白色宽边帽;林肯的打扮粗野,令人忍俊不禁:陈旧的黑外套太短,袋状的长裤太短,高高的烟囱帽饱经日晒雨淋,早已脏破不堪。

道格拉斯讲起话来一点都不幽默;林肯却是有史以来最诙谐的人物之一。

道格拉斯翻来覆去说的总是那几句同样的老话;林肯则绞尽脑汁,话题不断翻新。

道格拉斯十分讲究排场,善于虚张声势。他乘一辆披着旗帜的专车,车尾架上一门铜炮,所到之处,大炮响一声,似乎向大家宣布大人物来了。

林肯则很讨厌“烟火和爆竹”,他只乘普通客车和货车,手提一个松松垮垮的旧绒毡手提包和一只把手断落的绿色棉布伞——那把伞还必须用一条带子绑着,以免弹开。

道格拉斯是个机会主义者。正如林肯所说,他没有“固定的政治理论”。求胜——就是他的宗旨。

林肯则是为一个大原则奋斗,只要正义能够施行,谁赢他都觉得无所谓。

林肯说:

“人家说我有野心。天知道我是多么诚挚地祈求这场野心战根本就不要展开。我不敢自诩不在乎荣誉;但是,今天密苏里折中方案若能恢复,原则上反对奴隶制度的扩张,只是暂时容忍现存陋规,那么,我衷心赞同道格拉斯法官永不退位,我永不任职。”

“道格拉斯法官或我本人当不当选国会议员都不成问题,我们根本无足轻重,但是问题本身远比任何人的切身利益或官运重要多了。即使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离开人世之后,问题依然存在。”

道格拉斯在辩论中一再强调:如果大部分州的民众都主张蓄奴,不论何时何地任何一州都有权蓄权。他不在乎蓄奴与否。他最著名的口号是:

“让每个州管自己的事,别干涉别人。”

林肯则明确地站在反对立场。他说:

“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奴隶制度是对的,我认为它不对,这是整个论战的差异所在。”

他主张任何地区想要蓄奴就可以蓄奴。如果蓄奴没有错,那当然很好。如果蓄奴是错的,为什么可以任由人们做错事?

“道格拉斯不在乎蓄奴制度的存废,以为这就好像邻居要在农场上种烟草还是养牛羊一样,可以凭个人高兴。可是大多数人跟道格拉斯法官不同:他们有是非观念,他们认为蓄奴是不道德的大坏事。”

道格拉斯往来各地,一次又一次说林肯主张让黑人获得和白人同样的社会地位。

林肯则反驳道:“不,我只是替黑人提出一个要求:你若不喜欢他们,就随他们去吧。如果上帝只肯给他很少的福佑,那就让他们享受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福佑。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跟我们不平等,但是至少他们也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享有自己赚来的口粮放进嘴里的权利……这一点他们是跟我平等,跟道格拉斯法官平等,跟每一个人都平等的。”

道格拉斯多次指控林肯要使白人“和黑人通婚”。

林肯只得一次又一次否认说:“若说我不要一个黑人女子为奴,就表示我一定要娶她为妻,我反对这种推论法。我活到50岁,从未用过一名黑奴,也没娶过黑人为妻。世上有足够的白种男女可以匹配;有足够的黑种男女可以嫁娶;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他们顺其自然吧!”

道格拉斯企图回避重点,混淆人心。林肯指责他的论据薄弱。说他用“似是而非、异想天开的言辞,指鹿为马,鱼目混珠”。

林肯又说:“答复道格拉斯这些根本不算辩辞的辩辞,使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道格拉斯没有说真话,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林肯说:“如果有人主张2加2不等于4,而且反复这么说,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他。我不能塞住他的嘴巴不让他说。我不愿指责道格拉斯法官扯谎,可是除此之外,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话可形容他。”

论战一周又一周进行下去。许多人也都加入了混战。利曼·楚门布尔说道格拉斯撒谎,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厚脸皮的人”。著名的黑人演说家菲德烈·道格拉斯也来到伊利诺伊州,加入攻击的行列。布坎南派的民主党员恶狠狠地贬斥道格拉斯。火爆的德裔改革家卡尔·舒兹则在外国选民面前告发他。共和党报纸以大字标题称道格拉斯为“伪造者”。政党分裂,又腹背受敌的道格拉斯以寡敌众,四面楚歌。他在绝望中打电报给好友伍秀·F·林德说:“我有恶犬尾随。拜托林德,来帮我对抗他们。”

发报员把这一份电报的抄本卖给共和党议员,上了20家报纸的头条新闻,成为极大的笑柄。

道格拉斯的政敌乐昏了头,从此以后,伍秀·F·林德至死仍被戏称为“拜托林德”。

选举之夜,留在电报局阅读统计表的林肯知道自己落选了,就动身返家。当时外面下着雨,一片漆黑,通往他家的拱形小径滑溜溜的。突然间,林肯的一只脚绊住另一只脚,他迅速平衡住身子,并说:“失足却没有摔跤。”

不久以后,一份伊利诺伊报的社论中提到林肯。说:

“可敬的亚伯拉罕·林肯真是伊利诺伊州从政者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政治上的每一次举动都不顺利,计划经常失败,换了任何人都无法再支持下去。”

林肯看到有那么多人涌去听他和道格拉斯辩论,自以为可以靠演说赚一点钱,所以他准备以“发现与发明”为题发表演说。在布鲁门顿租一间大厅,又派一位小姐在门口卖票——结果没有人去听,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

于是他再度回到黑压压、墙上有墨水印,书架上长出花枝芽的事务所。

他回来得正是时候,他已撇下律师业务六个月之久,没赚到一文钱。现在他的基金用光了,手头的现金甚至不够支付面包房和杂货店的欠款。

于是他又将“老公鹿”套上破马车,再度在原野中巡回出庭。

当时是11月,天气突然转寒。野雁越过头顶的灰色天空往南飞,大声啼叫;兔子冲过路面;狼在树林里悲号。可是马车上的忧郁男子对四周的情景视若无睹。他继续往前赶路,头垂在胸口,沉思入神,充满了绝望。

他生命中的“黄金分割点”

……电报员突然冲下来叫道:“林肯先生,你获得提名了!你获得提名了!”

1860年春天,新成立的共和党在芝加哥开会,要提名总统候选人,谁也没想到亚伯拉罕·林肯还会有机会上榜。就在不久以前,他自己还写信给一位报社编辑说:“坦白说,我认为自己不适宜当总统。”

当时大家一致看好英俊的纽约人威廉·H·西华。前往芝加哥的代表,在火车上试验投票,结果西华得到的票数是其他候选人加起来的两倍。许多车厢中根本没有一张票是投给亚伯拉罕·林肯的。某些代表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大会恰好与西华59岁生日同一天召开。他很笃定自己将会获得提名,预以此作为生日贺礼。

他自信十足地跟国会参议院的同事们道别,并邀请亲密好友到纽约奥本城的家里参加庆祝宴会;还租好一门礼炮,拖进前院,装上礼炮,朝天空翘起,准备届时向镇民报喜讯之用。

如果大会从星期四晚上开始投票,那门礼炮一定会发射,美国的历史也会改写。可是为了等计票所需的纸张,而那位负责发票的印刷员在前往会场途中,大概停下来喝了一杯啤酒吧。总之,他迟到了,结果星期四晚上所有与会者全都坐在那儿干等。大厅里蚊虫猖獗,又热又闷,饥渴交加的代表们决定延到第二天早晨10点再开会。

中间耽搁的17个小时,虽然不长,却足以毁掉西华的前途,把林肯送上宝座。

西华的垮台主要该归咎于荷瑞斯·格里莱。

格里莱并非真心拥护林肯,但是他心存怨恨,威廉·H·西华和西华的竞选顾问梭尔罗·韦德曾在一个公开场合里侮辱过格里莱。

对此格里莱一直怀恨在心,苦等了6年,如今报复的良机终于来了。共和党提名大会在芝加哥举行,休会的那个星期四晚上,他彻夜未眠;逐一拜访每个代表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兼威胁利诱,一直由日落跑到天亮。他主持的《纽约论坛》报销路遍及北方,比其他报纸更具有影响力。他也算是个名人,所到之处,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说话。

他由各个角度提出论据,指出西华曾一再抨击共济会;1830年依靠反共济会的票源当选为州参议员,结果造成长远而广泛的不平。

后来西华当纽约州州长时,赞成废掉公立小学基金,主张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分别设立学校,结果又引起另一次熊熊的憎恨之火。

格里莱指出,往日曾经很强大的“无知派”曾强烈反对西华,宁愿投票给一只猎犬,也不投给西华。

不仅如此,格里莱还指出这位“奸诈的鼓动者”一向过于急躁,曾提出“血腥计划”,说要制定高于宪法的法规,把边境各州的人吓坏了,他们一定会反对此人。

格里莱保证说:“我可以带边境各州的州长候选人来见你们,他们会证实我的话。”

他说到做到,把群众的情绪都鼓动了起来。

宾夕法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候选人,握拳怒目地说他们这几个州一定不支持西华,提名西华,共和党将会惨败。

而共和党议员觉得:若想胜利,一定要稳住这几个州的票源。

突然间,拥护西华的人潮开始退却。林肯的朋友们依次拜访各个代表团,劝那些反对西华的人转而支持林肯。他们说民主党一定会提名道格拉斯,全国没有一个人比林肯更适合迎战道格拉斯,他的准备最周全,应付起来驾轻就熟,何况林肯是肯塔基人,他可以为立场不明的边境各州赢得选票。而且他也是西方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他从劈木条、垦荒地奋斗起家,最了解百姓。

这些论点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又改用别的说辞。他们以答应让卡勒布·B·史密斯在内阁任职,说服了印第安纳那州的代表们;又保证西米昂·卡美龙会坐在林肯的右首,因此争取宾夕法尼亚州的56张代表票。

星期五早晨,投票开始了。

第一次投票,西华领先,第二次,宾夕法尼亚州投了52票给林肯,情形逆转了。第三次,林肯势如破竹。

全城欣喜若狂,荷瑞斯·格里莱看见以前趾高气扬的梭尔罗·韦德心酸地落泪。格里莱终于报了旧仇。

此时,春田镇的情形如何呢?那天早晨,林肯照旧到律师事务所处理某个案子的资料。他心绪不宁,无法专心,遂将文件推开,到一家店铺后面去玩了几分钟的球,然后打一两局弹子,再到《春田日报》去听消息。电报局就在报社的楼上。林肯正坐在一张椅子上讨论第二次投票的成绩,电报员突然冲下来叫道:“林肯先生,你获得提名了!你获得提名了!”

林肯的下唇微微颤抖,面孔泛红,屏息数分钟。

这真是最精彩的一刻。

经过了19年凄凉的挫败,他突然被捧上令人炫目的胜利高峰。

男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大声地互传消息。镇长下令发射100响礼炮。

几十位老友们围着林肯又笑又嚷,与他握手,将帽子抛到空中,兴奋狂喊。

林肯不得不哀求说:“伙伴们,请原谅,第八街还有个小妇人等着听这个消息呢!”

他飞奔而去,任凭外套的下摆在身后晃动。

春田镇的街道上燃起柏油桶和木篱烧成的庆祝火焰,满镇红光,酒店通宵营业。

不久,有大半个镇子的人都在唱道:

老亚伯·林肯来自荒野,

来自荒野,来自荒野;

老亚伯·林肯来自伊利诺伊的荒野。

小地方走出来的大总统

林肯有些迷信,他相信未来的情势会显现在梦境和预兆中……他望望镜中人,看见自己有两张脸——其中一张脸是惨白的。

林肯能够踏进白宫,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的功劳比谁都来得大,是他造成民主党的分裂,使得情势对林肯有利。

由于对手的严重分歧,在选战初期林肯就知道他会赢。让他担心的反而是自己家乡的人不投他的票。有个委员会曾在事先挨家挨户奔走,调查春田人打算投谁的票。结果令人非常震惊:镇上的23名牧师和神学学者大都反对林肯,只有3个人例外。林肯怨道:“他们假装信仰《圣经》,总说自己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投票却显示他们毫不在乎奴隶制度的存废。我知道上帝会在乎,重视人道的人也在乎。谁不在乎,一定是没把《圣经》读通。”

林肯的父系亲戚全投对方的票,母亲的亲戚中只有一个人例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党员。

林肯是以低于半数的票当选的。对方得票总数几乎相当于他的一倍半。他的胜利是区域性的,200万张票中只有2.4万张来自南方。如果有1/20的票改变,西北就是道格拉斯的天下,这么一来,将由众议院决选,南方必然会获胜。

南方9州没有投一张票给共和党。想想看,整个阿拉巴马、阿肯瑟、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得克萨斯州没有一个人选亚伯拉罕·林肯。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要明了林肯当选后美国国内的情势,我们得回顾一个像飓风般传遍北方的运动。有一个一心想消灭奴隶制度的狂热团体,30年来始终为内战作准备。无数煽动性的小册子和宣传书籍由他们的出版社源源流出;演说家到北方的每一座城市、小镇和村庄做巡回演讲,展示奴隶们穿的肮脏破衣服,展示他们的锁链和手铐,展示血迹斑斑的鞭子、尖钉领以及其他刑具。他们还劝逃跑出来的奴隶现身说法,巡游全国,激动地叙述他们所见的血腥场面和所受的残酷暴行。

1839年,美国反蓄奴协会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美国奴隶制度现状1000名目击者的证言》。内容包括:奴隶双手被浸在滚水里,身体被烧红的铁块打上烙印,牙齿被敲掉,或者挨刀刺,被警犬撕下皮肉,被皮鞭打死,或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母亲一边尖叫一边眼看着儿女被带到奴隶市场上拍卖。女人因为不多生小孩而遭到鞭打,筋骨粗大强壮的白人若肯跟黑女人同居,就可以得到25美元的酬劳,因为肤色稍浅的黑种孩子可以多卖一点钱,女孩尤其如此。

废奴主义者最爱用的控诉词是:“种族混淆”。他们指控南方人维持奴隶制度是为了“放纵淫欲”。

文戴尔·菲利普嚷道:“南方是一个大妓院,有50万女人在皮鞭的逼迫下卖淫。”

当时废奴主义者在小册子中讲述一些令人恶心的荒淫故事,甚至指控奴隶主人强暴自己的混血女儿,再把她们卖给别的男人当姘妇。史蒂芬·S·佛斯特说,南方的卫理公会中有5万黑人女信徒被鞭子逼得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他还说该区的卫理公会牧师喜欢奴隶制度,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想要侍妾。

林肯在跟道格拉斯辩论时也说过:1850年美国有455751个黑人混血儿,几乎全是黑奴和白种主人生的。

由于宪法保护奴隶主人的权利,因此废奴主义者诅咒这部宪法是“与死神的盟约,与地狱的协议”。

有一位赤贫的神学教授太太在餐桌旁所写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掀起了废奴主义文学的高潮。她边写边哭,在情绪激昂的情况下述说故事。最后,她自称这个故事是上帝所写的。文中生动地叙述着奴隶制度下所发生的悲剧,激起数百万读者的热情。此书的销路和影响力都胜过有史以来的任何小说。

林肯经由别人介绍,认识了作者哈丽叶·毕契儿·斯托,称她为掀起大战的小妇人。

北方废奴主义者发动这种善意而荒诞的夸张运动有什么结果呢?南方人是不是因此承认他们不对?正相反。废奴主义者徒然激起了双方的恨意。南方要跟这些傲慢、多管闲事的批评家翻脸。真理在政治或情绪化的气氛中总是被埋没的,在“悔逊与狄克逊分界线”(自由州与蓄奴州的分界线)的两侧都发生过悲剧,甚至演变成流血事件。

1860年,“黑色共和党”提名林肯竞选总统,南方人开始感到奴隶制度就要完蛋了,他们必须在废奴和退出联邦之间作一选择。何不选择退出联邦呢?他们不是有权如此吗?

这个问题已反复激辩了半世纪,各州都曾先后说过要退出联邦。例如,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各州很认真地说要成立一个国家;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康涅狄格州是自由、主权独立的邦国。

连林肯都曾主张州政府有脱离联邦的权利。他在国会演讲中说过:“任何地区的任何人民,只要他们喜欢又办得到,便有权起来摆脱现存的政府,成立较适合他们的新政府。这是最珍贵最神圣的权利——我们希望并相信这种权利足可解救全世界。”

1848年时,他曾说过这种话。可是现在是1860年,他不再提倡这种观点了;而南方人却坚持着这种观点。林肯当选6周后,南卡罗来纳州就通过“分离条例”。查尔斯敦城大奏军乐,点燃烟花和爆竹,民众在街头跳舞,庆祝新“独立宣言”。另外6个州也迅速跟进;就在林肯由春田动身前往华盛顿的前两天,杰弗逊·戴维斯还被选为新国家的总统,而新国家是根据所谓“大真理——奴隶正是黑人最自然最正当的身份”理论建立的。

由于即将退职的布坎南总统所领导的政府被人收买,而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阻止措施,林肯只得一筹莫展地在春田枯坐3个月,眼看联邦分解,合众国面临毁灭的边缘。眼看南方联邦买进枪械,建设碉堡,训练士兵,林肯知道唯有领导人民通过内战——惨烈烈、血淋淋的考验,才能挽救这个国家。

他苦恼万分,晚上睡不着;因忧虑过度而瘦了40磅。

林肯有些迷信,他相信未来的情势会显现在梦境和预兆中的。1860年,在他当选后的第二天下午,他回到家里,坐在一张马毛沙发上,对面有个装了旋转镜的写字台;他望望镜中人,看见自己有两张脸——其中一张脸是惨白的。他吓了一大跳,刚站起来,幻影就消失了。他再坐下,鬼影又出现了,而且更加苍白。他为此忧虑不安;玛丽则一口咬定这是连任的征兆,而其中一张脸白如死人,则表示他将在第二届任期未满时就会死掉。

不久林肯便相信他到华盛顿是去领死。他收到几十封画有绞架和刀剑的信,每一封都威胁着要取他的性命。

大选后,林肯对一个朋友说:

“我急着处理房子。我不想卖掉,搞得自己将来无家可归,可是租出去,将来屋子一定会旧得不堪使用了。”

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他认为会妥善照料房子的人,以每年90美元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他,并在《春田日报》上登了如下的广告:

“第八街和杰克逊街转角住宅的家具——包括客厅和卧室的地毯、沙发、椅子、衣橱、写字台、床铺、炉子、瓷器、奶油色威治伍德陶器、玻璃器皿等——全部出售。请即洽商。”

邻居们纷纷来看。某人要几张椅子和一个火炉,某人打听床铺的售价。

林肯一概答道:“你们要什么尽管拿,你们认为值多少就付多少。”

他们付了很低的代价。

大部分家具是被“西部大铁路”的局长L·L·提尔顿买去;后来携往芝加哥,于1871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

留在春田的几件,几年后,被一位旧书商收购,带到华盛顿,摆在林肯去世前居住的公寓中。那栋房子大约就在福特剧场的对面,现在已经变成国立圣殿和博物馆——是美国政府的财产。

当年,林肯的邻居以一块半的低价买到的旧椅,如今的身价可比等重的黄金还要高。只要林肯亲身碰过的东西现在都身价百倍,备受尊崇。他被布尔斯射杀时所坐的黑色胡桃木摇椅于1929年卖得2500美元。他任命胡克少将当“波多马克军总司令”的手书,最近在一场公开的拍卖会上卖了10000美元,战时他所拍发的485封电报原稿如今归布朗大学所有,价值达到25万美元。最近有人以8000美元购得一份他未签名的普通谈话手稿,林肯亲笔写的葛底斯堡演说辞则可换得几十万美元。

1861年的春田居民,并未体会出林肯会有多大的才干和气势,也不知道他会变得如何。

多年来,未来的大总统——林肯,几乎每天早上都挽着菜篮、围着领巾上街,到杂货店和肉铺去买日用品。他每天傍晚到城郊的牧场去赶母牛回家,亲自挤牛奶,照料爱驹,清洗马厩,砍柴带回去烧火。

林肯在动身前往华盛顿前3个星期,开始准备第一次的就职演说。他需要一个人单独静一静,于是就把自己锁在一间杂货店楼上的房间里工作。他的书不多,但是他的合伙律师有一间图书室,林肯请荷恩敦为他带一份“宪法”、安德鲁·杰克逊的“反对各州不服从国会法令宣言”、亨利·克雷1850年的演说,以及韦伯斯特的“答海涅书”。在脏兮兮的杂物堆中写出那篇著名的演说稿,那段请求南方各州的结尾十分感人:

“我不愿与你们交战。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千万不能彼此仇视。情绪虽可损伤感情,却不能拉断我们的关系。神秘的记忆之弦由全国每一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延伸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善良的本性一经触动,每一座炉灶边,就会洋溢着团结的合唱曲。”

离开伊利诺伊州以前,他特意步行70里到该州的查尔斯敦向继母道别。他照旧叫她“妈妈”;她抱紧他,边哭边说:“亚伯,我不要你竞选总统,我不要你当选。我知道你会出事,今生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要等来日在天堂重逢。”

待在春田的最后几天,林肯常常想起往事,想起纽奥良和安妮·罗特利基,再作些远离现实的梦。有位来自纽奥良的拓荒者到春田镇来与他叙旧并告别,那个人提到安妮。林肯诚挚地说:“我曾深深爱她,现在还时常想起她。”

永别春田的前夕,林肯最后一次去探访那间黑压压的律师事务所,处理几件业务上的琐事。

据荷恩敦说:

事情都处理完以后,他走到房间的另一侧,躺在墙边的旧沙发上,脸朝天花板躺了一会儿,我们俩都没说话。接着他问道:“比利,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回答说:“超过16年。”

“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彼此没说过一句气话吧?”我答道:“没有,的确没有。”

接着他回忆几件他执业初期发生的事,又叙述出当时许多官司有多么荒唐,说得津津有味……他收拾好一捆要带走的书籍和文件,打算离开;临行前,他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叫我不要摘下楼下那块有些生锈的牌子。

他压低了嗓门,意味深长地说:“让它挂在那儿,别去动它,让我们的客户明白:总统当选了,林肯和荷恩敦事务所并没有改变。我若活着,迟早会回来,到时候我们照旧执业,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他逗留片刻,似乎想再看旧窝最后一眼,然后走进窄甬道。我陪他下楼时,他谈起总统职务不愉快的地方。他抱怨说:“我对担任公职已经厌倦了。一想到眼前的任务,我不禁发抖。”

当时林肯的财产大概有10000美元左右;可是他缺少现金,只得向朋友们借钱来支付华盛顿之行的旅费。

林肯一家人留在春田镇的最后一星期是在“契奈瑞宾馆”度过的。动身前夕,皮箱和盒子都拿到旅馆楼下的门厅,由林肯亲自捆扎。他从职员那儿要来几张旅社的卡片,翻过来在背面写上:“华盛顿市总统官邸A·林肯”,并将卡片附在行李上。

第二天早晨7点30分,破破烂烂的旧巴士开到旅馆,林肯全家人上了车,一路颠簸地驶往瓦巴许火车站,那边有一列专车等着载他们去华盛顿。

天上下着雨,可是月台上挤着一千多位老邻居。他们排成一列,慢慢地挨到林肯身边,握一握他骨瘦如柴的大手。最后,引擎的铃声响了,上车的时间到了。林肯由前台阶走进专用车厢,但是1分钟后又出现在后平台上。

他本来没有打算要演讲,也已经通知报社记者们不必到车站去,因为他没什么话要说。可是他最后一次凝视着老邻居的面孔,觉得有几句话非说不可。那天早上他在雨中所说的话虽不能与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或者第二次就职发表的杰作相提并论,可是这篇道别演讲美得像“大卫王赞美诗”,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和哀愁,远胜过任何一篇演讲。

林肯一生只在演讲时哭过两次,那天早上就是其中之一:

“朋友们:不是处于我这种情况的人,绝对无法体会我心中的悲哀。我所有的一切都该归功于这个地方,以及此地人的善意。我在这儿住了1/4世纪,由一个年轻人长成一个老头子。我的孩子都在这里出生,其中之一且长埋于此。我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会不会再回来都不知道,眼前的任务比华盛顿时期更为艰难。若没有上帝帮忙,我不可能成功。有了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失败。信赖他吧,他会与我同行,也会留在你们身边,永远无所不在,让我们怀着信心,祝愿一切平安。我将你们托付给他,也希望你们在祈祷中祝福我,我诚恳地跟你们道别。”

秘密进入白宫

……几分钟后,火车就载着他前往费城——哈利斯堡的电报线立即被切断,以免消息传进刺客耳中。

就在林肯前往华盛顿就职途中,美国的特工人员和私家侦探都发现了一个阴谋,他们相信在林肯通过巴尔的摩的时候,有人要暗杀他。

林肯的朋友十分惊慌,求他放弃预定的行程,连夜化名溜进华盛顿。

这个办法实在太怯懦了,一定会招来冷嘲热讽,林肯坚决反对。但禁不住大家苦劝数小时,他终于决定秘密地完成剩下的旅程。

林肯太太听到计划要改变,坚持要跟林肯一起走。众人都说她应该要坐后面一班车,她大发脾气,高声抗议,差一点泄露天机。

有关方面已宣布林肯将于2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利斯堡演讲,并且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动身前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

他依照预定的时间在哈利斯堡发表演说,但是却不在那里过夜,傍晚6点,他由旅社后门溜出来,穿一件旧外套,戴一顶从未戴过的软羊毛帽,赶搭一节没有灯光的火车,几分钟后,火车就载着他前往费城——哈利斯堡的电报线立即被切断,以免消息传进刺客耳中。

共和党的同志们在费城苦候一个钟头,等着安排换车。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林肯和名侦探亚兰·平克顿乘一辆暗蒙蒙的出租马车,在市区街道上穿梭。

10点55分,林肯靠在平克顿的手臂上,由侧门走进车站,特意弯着身子,以降低高度。脑袋向前弯着,旧围巾裹得很紧,几乎盖住了面孔。他就这样乔装地坐上最后一节卧铺车厢的后段——平克顿的一位女助手已在车厢后段拉起一块厚布帘,与前段隔开,谎称是为她“生病的兄弟”而准备的。

林肯收过几十封恐吓信,威胁他不可能活着进白宫,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史考特将军很担心林肯会在就职演说时遭到枪杀——另外有成千的人也为此担忧着。

华盛顿有很多人不敢参加典礼。

于是史考特将军派了60名士兵站在林肯要宣读就职演讲词的国会厅东侧平台下;国会厅的后面也有卫兵站岗,又派卫兵在前面围着观众。

典礼结束后,新总统踏进一辆马车,由宾州大道回去,四周的建筑物都安排有穿绿衣的狙击手,街上则有一排排带刺刀的步兵。

最后,他未挨枪弹地进入白宫,有很多人感到惊讶。

也有人感到失望。

1861年以前,国家陷入财政衰退的情况中已有好几年,甚为凄惨,政府被迫派兵到纽约市阻止饥民闯进国库。

林肯就职时候,有几千个憔悴、绝望的人仍在找工作;他们知道共和党首度上台,一定会辞退所有民主党公务员,连周薪10美元的小职员也不例外。

每一份工作都有几十位求职者抢着争取。林肯走进白宫还不到两小时就被求职的人围住了。他们在大厅穿梭,挤在走廊上,完全占据了东室,甚至侵入私用客厅。

乞丐们缠着他讨一顿午餐费。有一个人要求林肯送他一件旧短裤。

有个寡妇来替一位男子求职——因为她若能替他找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就答应娶她为妻。

有几百个人只是来找林肯签名留念。一位开旅馆的爱尔兰妇人冲进白宫,求林肯帮她向一位政府雇员催讨伙食钱。

只要一有公务员生病,立刻就有几十个人来找林肯,要求“万一他死了”就把职位派给他们。

人人都带了求职证明书,可是林肯当然连1/10都不可能看完。一天,有两个人申请同一个职位,他们把大捆信件塞进林肯手中,他未拆封,就将两个包裹放在天平上,派包裹较重的人担任公职。

有几十个人一再来见林肯,要求工作,因遭到拒绝而痛骂不绝。其中有很多人是一无是处的游民。有个女人来替丈夫找工作,因为她丈夫醉得太厉害,自己不能来。

他们的自私、贪心令林肯吓一大跳。他们在林肯要去吃午餐时拦截他,在林肯走过街道的时候冲上他的马车,拿出学历证件,要求一份工作。直到林肯当了一年的总统,全国已打了10个月的内战,成群的人民依旧缠着他。

他惊叹地说:“他们永远不肯死心吗?”

泰勒当总统不足一年半,就被疯狂的求职者害死。蒂比坎诺·哈里逊4星期就忧愁死去。林肯一方面要忍受这些求职者,一方面还得领导战争,铁打的身子也得累垮。后来他染上了天花,他说:

“叫所有的求职者马上来吧,现在我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他们每一个人。”

林肯进入白宫不到24小时就遇到一个严重的大问题。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敦港的苏姆特堡守卫队粮食没有了。若不立即供应粮食,该堡就会落入南方联盟的手中。

陆军和海军顾问对林肯说:“别送粮食去,你一送去对方就会开火。”

7位阁员中有6位都这么说,可是林肯知道如果他放弃苏姆特堡就等于承认并鼓励南北分离,使联邦瓦解。

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他曾郑重“向上帝发誓”要“保存、保护和保卫”联邦。他一定要遵守誓言。

所以他下令美国轮船“宝哈顿”号载着咸肉、豆子和面包前往苏姆特堡;但是没有枪械、人员和弹药。

杰弗逊·戴维斯听到消息,拍电报叫鲍里贾德将军在必要时攻击苏姆特堡。

围困该堡的指挥官安德生少校传话给鲍里贾德将军说:他肯等4天,守备队将因饥饿而撤退,因为他们除了咸猪肉以外,已经没东西可吃了。

鲍里贾德将军为什么不肯等呢?

大概因为他的顾问们觉得“若不当着人民的面洒几滴血”,退出联邦的几个州也许会重回联邦的怀抱。

只有射杀几名北佬才能激起南方联盟的热诚和团结。

于是鲍里贾德下了一道悲剧性的命令,4月12日早晨4点30分,一颗子弹嗖嗖地穿过了空中,掉进要塞附近的海里。

攻击连续34个小时没有间断。

南方联盟把这件事当成一场社交盛事。勇敢的青年穿着新制服,猛射礼炮,社交名媛在码头和营地散步,热烈地为他们喝彩。

星期天下午,联邦军人把城堡和4桶咸猪肉交给敌军;在招展的星条旗和“笨瓜北佬”的军乐声中,乘船撤往纽约。

查尔斯敦堡尽情地庆祝了一星期。他们在大教堂齐唱“谢恩赞美歌”,排场甚大;群众举行游行,在酒店和客栈饮酒、唱歌、狂欢。

炮轰苏姆特堡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可是这场战役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它为一连串空前惨烈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揭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