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由思想形成的
思想的运用和思想的本身，就能把地狱改变为天堂，或者把天堂改变为地狱。
我在几年以前参加了一个电台的广播节目，他们希望找出“你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思想的重要性”。只要知道你在心里想些什么，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都是由他的思想造成的。我们的命运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理状态。爱默生就曾说：“一个人就是他成天所想象的那种样子……他怎么可能成为另一种样子呢？”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你和我所必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正确的思想——事实上这几乎可以算是我们需要应对的唯一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马尔卡斯·阿理流士——这位曾经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哲学家，把这些总结成一句话——一句可以决定你的命运的话：
“生活是由思想形成的。”
不错，如果我们所想的都是快乐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获得快乐；如果我们所想的都是悲伤之事，那我们就会悲伤；如果我们所想的是一些恐怖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恐惧；如果我们所想的是不好的念头，那我们恐怕就不得安宁了；如果我们所想的全都是失败，那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沉浸在自我哀怜之中，那别人都会有意躲开我们。“你并不是，”诺曼·温森·皮尔说，“你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样子，而你却会是你所想的那种人。”
我这么说，是不是在暗示我们都应该用习惯性的乐观态度去应对一切困难呢？当然不是的。很不幸的是，生命不会像这样简单化，但我却鼓励大家要尽力采取积极正面的态度，而不要采取消极反面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关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不能为此而忧虑忡忡。关注和忧虑之间的区别又何在呢？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吧：例如，每当我要通过交通拥挤的纽约市街区时，我对正在做的这件事就会很注意，可是我并不会忧虑。关注指的是要了解问题出在哪里，然后镇定自若地采取各种办法解决它；而忧虑却是盲目而疯狂地转圈子。
一个人可以关注一些很严峻的问题，但他同时可以将花插在衣襟上昂首阔步。我就曾看过罗维尔·汤马斯这样。
有一次，我协助罗维尔·汤马斯主演一部著名电影，这是有关艾伦贝和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征的内容的。他和几个助手在几个战争前线拍摄了战争的镜头，用影片精彩地记录了劳伦斯和他统率的那支多姿多彩的阿拉伯军队，同时还记录了艾伦贝征服圣地的经过。他那贯穿于整部电影中的著名演讲——“巴勒斯坦的艾伦贝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轰动了整个伦敦和全世界，伦敦的歌剧节也因此而向后推迟了6星期，以便让他在卡尔文花园皇家歌剧院继续讲述这些冒险故事，并放映他的影片。他在伦敦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去了好几个国家旅游。然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拍一部关于在印度和阿富汗生活的纪录片。
不幸的是，在经过一连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之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自己已经破产了。当时我恰好和他在一起。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不得不去街头的小饭店吃很便宜的东西。要不是一位苏格兰著名的画家——詹姆士·麦克贝借给汤马斯钱的话，我们几乎吃不起那点菲薄的食物了。
下面正是这个故事的焦点：当罗维尔·汤马斯面临庞大的债务，并陷入极度失望的时候，他很关切此事，可是他并不忧虑。他知道，一旦他被霉运击垮的话，他在别人眼里就一钱不值了，尤其他的债权人更会这么看他。所以，他每天早上出门办事之前，都要给自己买一朵鲜花插在衣襟上，然后昂首走上牛津街头。他的内心积极而勇敢，绝不让挫折击垮他。对他来说，挫折只不过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是你要攀上高峰所必须接受的有益锻炼。
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力量产生令人难以相信的影响。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德菲曾在他那本只有54页的小册子《力量心理学》中解释了这种情况。“我请来了3个人，”他写道，“以测试心理受生理的影响。我们采用了握力计来测量。”
他要求他们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抓紧握力计。在一般的清醒状态下，他们平均的握力是101磅。第二次实验时，则将他们催眠，并告诉他们说他们非常虚弱。结果，他们的握力只有29磅——而这还不到他有正常力量的1/3.
然后，哈德菲再让这些人做第三次实验：在催眠之后，他告诉他们，说他们非常健壮。结果，他们的握力平均达到了142磅。当他们在内心里非常肯定地认定自己有这种力量之后，他们的力量几乎增加了50%。
这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理力量。
为了说明心理思想的魔力，我要告诉你一个最离奇的故事，它发生在美国内战期间。这个故事足够写一大本书的，不过让我们长话短说。
现在的信徒们都知道基督教信仰疗法的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然而，她当初认为自己的生命中只有疾病、愁苦和不幸。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抛弃了她，和一个已婚的女人私奔，后来死在一家贫民收容所。她只有一个儿子，却由于家里穷，加上经常生病，不得不在他4岁那年把他送人。她不知道儿子在哪里，在以后的31年当中，她都没有再见到他。
因为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使她对所谓的“信仰治疗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可是她生命中最富戏剧化的转折点，却发生在麻省的理安市。
在一个天气很冷的日子里，她一个人在城里走着，突然滑倒在地，摔倒在结冰的路面上，而且昏死过去。她的脊椎受损，使她不停地抽搐，甚至连医生也都认为她活不了多久了。医生还说，即使出现奇迹而使她活了下来，她也绝不可能再行走了。
玛丽·贝克·艾迪躺在一张看上去像是送终的床上，打开了一部书。后来她说她读到这本书里的一段话：“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瘫痪的人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就对瘫痪的人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被宽赦了。起来吧，拿上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站起来，回家去了。”
她说正是耶稣这几句话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信仰——一种能够医治她的创伤的力量，使她“立刻下了床，开始行走”。
“这种经验，”艾迪夫人说，“就像激发牛顿灵感的那个苹果一样，使我发现自己逐渐好了起来，并且逐渐地也能使别人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你内心的思想，而这一切的影响力都是心理现象。”
也许你会对自己说：“这个家伙大概是在替基督教的信仰治疗法做宣传吧。”不是的，你错了，我可不是这个教派的信徒。但是我活得越长，就越相信思想的力量。我从事成人教育35年，使我知道男人和女人只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就能够消除忧虑、恐惧和很多种疾病，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有这一类的变化，我都亲眼目睹过好几百次，因为我看到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例如，有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转变就可以证明思想的力量，而这事正发生在我的一个学生身上。他曾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原因是什么呢？是忧虑。
那个学生对我说：我对什么事情都忧虑。我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我太瘦弱了，因为我发现我正在掉头发，因为我担心我永远都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娶老婆，因为我担心我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父亲，因为我担心失去我想要娶的那个女孩子，因为我认为我现在的生活不够好，因为我担心我给别人的印象不好，我还担心我得了胃溃疡，于是我无法再工作，就只好辞去工作。我内心越来越紧张，就像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锅炉，内心的压力终于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种情况必然有一个退路——结果真的出事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精神崩溃的话，祈祷上帝，让你永远也不要有这种体验吧，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肉体上的痛苦能够比精神上的那种极度痛苦更厉害的了。
我精神崩溃的情况甚至严重到不能和我的家人沟通。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心里充满了恐惧，只要稍有一点点声响，我就会吓得跳起来。我躲开每一个人，常常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
我每天都难以忍受这些痛苦，觉得我被所有的人抛弃了——甚至连最仁慈的上帝也抛弃了我。我真想跳进河里，一死了之。
但是我后来决定去佛罗里达旅行，希望换个环境，好对我有所帮助。我踏上火车之后，父亲交给我一封信，并告诉我等到达佛罗里达后再拆。我到佛罗里达的时候正值旅游旺季，因为在旅馆订不到房间，我就租了一家汽车旅馆的房子住了下来，我想在迈阿密一艘不定期的货船上找一份差事，但没有找到，于是我把时间都消磨在了海滩上。我在佛罗里达时，比在家的时候更难受。这时，我拆开父亲给我的那封信，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
他在信中写道：‘儿子，你现在在离家1500里远的地方，但你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同对不对？我也知道你不会觉得有何不同，因为你还带着你所有麻烦的根源——也就是你自己。其实，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精神，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一切并不是你所遇到的环境给了你挫折，而是由你的各种想象造成的。总之，一个人的心里想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子。当你理解到这点之后，我的儿子，回家来吧。因为那时你就能医好你自己了。’
父亲的信令我非常生气——我要的是同情，而不是这种训斥。当时我气得立刻想打算再也不回家。那天晚上，当我正路过迈阿密一条小街的时候，经过一个教堂，里面正在举行礼拜。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好去的，我就晃进了教堂，听了一场布道，题目是‘能征服精神的人，比攻城占地更强’。我坐在神殿里，听到了和我父亲信中所说的同样的想法——于是，我开始清楚而理智地思考，并发现自己确实是一个大傻瓜。看清楚了自己，这一点实在使我非常震惊，本来我还想改变这个世界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人呢——但事实上，唯一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大脑中那架思想相机镜头上的焦点。
第二天一大早，我收拾好行李回了家。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去干我以前的工作。4个月以后，我娶了我一直害怕失去的那个女孩子，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家庭，还有5个子女，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上帝都对我很好。在我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部门的晚班工头，下面有18个工人，现在我成了一家纸箱厂的厂长，管理着450多名员工。和以前相比，生活更充实、更美好了。我认为我现在已经了解了生命的真正价值，每当我感到不安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只要把照相机的焦距调好，一切都好办了。
“我应该坦诚地说，我很高兴我曾经历过那次精神崩溃，因为它使我发现思想对身心两方面所具有的控制力。现在我能够使我的思想为我所用，而不会对我造成损伤。我现在才知道我父亲是对的——使我痛苦的，确实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一旦我了解到这点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完全好了，而且我不再生病了。”
这就是那位学生的亲身体验。
我深信，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我们从生活中所得到的快乐，并不取决于我们在哪里，或我们有什么，或我们是什么人，而只取决于我们的心境如何，外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300年前，密尔顿在双目失明之后，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思想的运用和思想的本身，就能把地狱改变为天堂，或者把天堂改变为地狱。”
拿破仑和海伦·凯勒，就是密尔顿这句话的最好例证。拿破仑拥有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一切——荣耀、权力以及财富——可是他却这样对圣海莲娜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而海伦·凯勒——她既瞎又聋，还是个哑巴——却宣称：“我发现生命是这样的美好。”
如果说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曾使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带来平静。”
我想再重复一次爱默生在他那篇散文《自信》中所写的那句结束语：“不要认为一次政治上的获胜，收入的提高，病体的康复，或是分手许久的好友的归来，或是任何其他纯粹外在的事物，能提高你的兴致，使你觉得你的眼前有许多美好的日子。不要相信它，事情绝不会是这样简单的。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你带来平静。”如果我们想培养快乐和平安的心境，下面是第一条规则：
你先使你的内心变得平静。
培养积极的心态
我挺起胸膛，脸上露出了微笑，尽力让自己表现出似乎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这相当难办，但是我强迫自己很开心、很高兴，这不仅对我的家人有所帮助，也对我自己大有裨益。
伟大的斯多噶派哲学家爱匹克泰德，曾警告我们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消除思想中的错误想法，这比割除“身体上的肿瘤和脓疮”更加重要。
爱匹克泰德在19个世纪之前就说过这句话，而现代医学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理论。坎贝·罗宾博士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收容的病人中，有4/5都是由于情绪紧张和压力过大所引起的，甚至一些生理器官上的毛病也是如此。归根结底，他宣布说：“这些都起源于生活中无法协调的各种问题。”
伟大的法国哲学家蒙田，就以下面的话来作为他的生活座右铭：“一个人因意外事故所受到的伤害，远远不如他对发生事故所拥有的意见深刻。”而我们对所有事物的意见，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作出判断。
当你饱受各种烦恼困扰，整个人的精神都紧张不安的时候，我是否应该大胆地告诉你，你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你的心境。不错，我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可能要花一点精力，可是秘诀却非常简单。
实用心理学权威威廉·詹姆斯，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理论：“行动似乎是随着感觉而来的，可事实上，行动和感觉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们能够将由我们的意志控制的行动规律化，那我们也能够间接地使那些不由意志控制的感觉规律化。”
换一句话说，威廉·詹姆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凭“下定决心”就改变我们的情感——可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而当我们改变行为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我们的感觉。
“于是，”他解释说，“如果你感到不快乐，那么能找到快乐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振作起来，使你的行动和言词好像已经感觉快乐的样子。”
这种简单的办法是不是有效呢？你不妨亲自试一试：在你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挺起胸膛，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唱一首小曲。如果你不会唱，那就吹吹口哨；如果你不会吹口哨，那就哼一首歌。很快你就会发现威廉·詹姆斯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也就是说，当你能够用行动显示出你的快乐时，根本就不会再忧虑和颓丧了。
这就是大自然的基本真理之一，它能在我们生活中创造奇迹。我认识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女人——我在这里不想提她的名字——如果她知道这条秘诀的话，就能在一天之内抛弃所有的哀愁。
她已经很老了，又是一个寡妇——我承认这一点太悲惨了——可是她有没有试过让自己变得快乐些呢？我看没有。如果你问她觉得怎样，她总是会说：“哦，我还不错。”但她脸上的表情和声音中隐含的那种无病呻吟的迹象，就好像在说：“哦，老天爷啊，要是你遇到了我所遇到的烦恼，就能明白一切了。”似乎你很快乐地站在她面前都会使她讨厌你。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比她的情况还坏。尽管她的丈夫给她留下了足以维持生计的保险金，她的子女也都已经成家，而且能够奉养她，但是我很少见她笑。她总是埋怨，说她的3个女婿对她很不好——事实上她每次去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她还抱怨说她的女儿从来不送给她礼物——但她却不舍得掏出自己的钱，她说是“替未来作打算”。
对她自己和她那些不幸的家人来说，她的确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但事情确实会这样吗？这才是最可怜的地方——她本来可以使自己从一个既忧愁、又挑剔、而且很不开心的老妇人，变成她家里受人敬重和喜爱的成员——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她如果想实现这种转变，那只需她高高兴兴地活着，觉得她还有一点点爱可以给别人，而不是老谈她自己的不快和不幸，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我认识一个住在印第安纳州的人，他名叫英格莱特。他现在之所以还活着，正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秘密。
10年前，英格莱特先生患了猩红热病，当他康复以后，又得了肾脏病。他去看过许多医生，“甚至去找江湖医生。”他告诉我。但谁也没能治好他。
然后，不久前他又得了另一种并发症，血压变得很高。他去看了一个医生，医生说他的血压已经达到214的最高值。医生说他已经没救了，情况太严重，最好是马上准备料理后事。
“我回到家，”他说，查清楚我已经付清了所有的保险费之后，向上帝忏悔我以前所做过的各种错事，坐下来默默沉思。是我害得所有人都很不开心，我的妻子和家人都非常难受，我自己则更是深深地陷入了悲观的情绪里。然而，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自我怜悯之后，我对自己说：‘你这副样子，简直像个大傻瓜。你在1年之内可能还不会死，那何不趁你还活着的时候，快快乐乐地生活呢？’
于是，我挺起胸膛，脸上露出了微笑，尽力让自己表现出似乎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这相当难办，但是我强迫自己很开心、很高兴，这不仅对我的家人有所帮助，也对我自己大有裨益。
“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感觉好多了——几乎好得和我呈现出来的一样好。这种进步持续不断，而到了今天——原以为已经躺在坟墓里几个月后的今天——我不仅很快乐，还很健康，我活得很好，而且我的血压也下降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一直想到自己会死、会垮掉的话，那么那位医生的预言就会实现了。可是我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使我的身体得以自行恢复。别的什么都没有用，除了改变我的心情。”
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是让自己觉得快乐、充满勇气而且健康的思想拯救了这个人的性命，那你和我为什么还要为那些小小的不快和颓丧而折磨自己呢？如果让自己快乐就能够创造出愉快来，那我们又为什么要让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不高兴而遭受痛苦呢？
许多年以前，我曾看过一本小书，它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长远而良好的影响，这本书名叫《人的思想》，作者是詹姆士·艾伦。下面是这本书里的一段话：
“当一个人改变对事物和其他人的看法时，他会发现，事物和其他人对他来说将会发生改变……要是一个人把他的思想朝着光明的一面，他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由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不能吸引他们所要的，却可以吸引他们所有的……能改变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也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正是他自己思想的直接结果……只有具备了奋发向上的思想之后，一个人才能振奋，充满欲望，并能有所成就。如果他不能振作他的思想，他永远只能陷于衰弱和愁苦之中。”
《圣经·创世纪》中说，是上帝让人统治整个世界。这实在是一份相当贵重的礼物，可是我实在对这种特权没有什么兴趣。我所希望得到的，只是控制我自己的能力——它能控制我的思想，能控制我的恐惧，能控制我的内心和精神。我知道我在这方面的成绩非常惊人。不论何时，我总是想：只需控制我自己的行为，就能够控制我的反应。
所以，让我们记住威廉·詹姆斯的话：“通常，只要把受苦者的内心感觉由恐惧转变成奋斗，就可以把我们所谓的大部分邪恶转变为有所裨益的东西。”
让我们为自己的快乐而奋斗吧！
让我们设计一个能给每天带来快乐，并且富有建设性思想的计划，使我们得到快乐吧。下面就是这个计划，名字叫“只为今天”。我认为这种计划非常有用，所以复印了几千份送给别人——这是由36年前已故的希贝尔·帕屈吉拟定的。如果我们能够照它去做，我们就能消除大部分的忧虑，从而大大增加“生活上的快乐”。
只为今天
只为今天，我要很快乐。如果林肯所说的“大部分人只要下定决心，都能很快乐”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快乐是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于外界。
只为今天，我要使自己适应一切，而不是企图调整一切来适应我的欲望。我要以这种态度来接受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和我的运气。
只为今天，我要爱惜我的身体。我要多运动，照顾好自己，珍惜自己，不损伤身体，不忽视身体，使它成为我获取成功的良好基础。
只为今天，我要加强我的思想。我要学一些有用的知识，绝不做一个胡思乱想的人。我要看一些需要思考，更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看的书。
只为今天，我要做三件事来锻炼我的灵魂：我要为别人做一件好事，但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还要做两件我并不想做的事，这就像威廉·詹姆斯所建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
只为今天，我要做个受人欢迎的人。我的外表要尽量修饰，穿着要尽量得体，说话要低声，行动要优雅，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对任何事都不挑毛病，也不干涉或教训别人。
只为今天，我要试着只考虑如何过好今天，而不是在一次解决我一生的问题。因为我虽然可以持续12小时地做一件事，但我若一辈子这样做下去的话，就会毁了我。
只为今天，我要制订一个计划。我要写下每小时该做些什么，也许我不会完全照着它去做，但还是要订下这个计划，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两种缺点——过于匆忙和犹豫不决。
只为今天，我要为自己留下半小时的安静，让自己轻松下来。在这半小时里，我要想到神使我的生命更充满希望。
只为今天，我要内心毫无惧怕。我尤其不能害怕快乐，我要去欣赏一切美，去爱一切，相信我所爱的那些人也会爱我。
如果我们想培养平安和快乐的心境，下面是第二个规则：
有了快乐的思想和行为，你就会感受到快乐。
不要报复敌人
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旅行途经黄石公园。一位森林管理员骑着马，告诉了我们这群兴奋的游客许多有关熊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有一种大灰熊几乎可以击倒西方所有的动物，除了水牛和另一种黑熊之外。但在那天晚上，我却注意到有一只小动物——只有一只——那只大灰熊不但让它从森林里跑了出来，还与它在灯光下共进晚餐。那是一只臭鼬！大灰熊很清楚，只需扬起它的巨掌，就可以一掌打死这只臭鼬，但它并没有那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它从经验里学到，那样做对它来说很划不来。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在密苏里州的农庄抓过这种四只脚的臭鼬；当我长大成人后，在纽约的街头也碰过几个像这种臭鼬一样的两只脚的人。我从这些不幸的经验中发现：无论招惹哪一种臭鼬，都不是明智之举。
当我们痛恨我们的仇人时，就等于给了他们取胜的力量。那种力量能够影响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食欲、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快乐。如果我们的仇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让我们担心，让我们烦恼，让我们一心只想报复的话，他们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我们心中的恨意完全伤害不到他们，可是却使我们的生活变成地狱。
你猜这是谁说的？“要是自私的人想占你的便宜，就不必理睬他，更不必报复他。当你想跟他扯平的时候，你对自己伤害的，远比对那家伙的伤害更多……”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所说的，其实不然。这段话来自一份警察局通告。报复为什么会伤害你呢？它对你伤害的地方可多了。根据《生活》杂志的一篇报道，报复甚至会损害你的健康。“高血压患者的主要特征，就是容易愤怒，”《生活》杂志说，“愤怒不止的话，长期性高血压和心脏病就会随之而来。”
现在你该明白耶稣所说的“爱你的仇人”，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教导，而且是在宣扬一种医学。当他说“要原谅70个7次”的时候，他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避免患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和其他许多疾病。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严重心脏病发作，他的医生要求他躺在床上，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不能生气。作为医生，都知道患有心脏衰竭症的人，一发怒生气就可能送命。几年前，在华盛顿州的斯泼坎城，有一家餐馆的老板就因为生气致死。我面前现在就有一封寄自华盛顿州斯泼坎城警察局局长杰瑞·施瓦脱的信。他在信中说：“几年以前，有一个68岁的威廉·崔堪伯，在斯泼坎城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他的厨师坚持用茶碟喝咖啡，而将他活活气死。当时，那个小餐馆的老板非常恼火，抓起一把左轮手枪去追那个厨师，结果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倒地死去——而他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那支手枪。验尸员报告说：他因为愤怒而导致心脏病发作。”
当耶稣说“爱你的仇人”的时候，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改进我们的外表。我想，你也和我一样认识一些女性，她们的脸颊因为怨恨而布满了皱纹，因为悔恨而变了脸形，甚至表情僵硬。不管她们如何做美容，使她们的容貌更美丽，也不能让她的心里充满宽容、温柔和爱。
怨恨之心甚至会毁坏我们享受食物的美味。圣人说：“怀着爱心吃蔬菜，也会比怀着怨恨吃牛肉要好得多。”
假如我们的仇人知道我们对他的怨恨使得我们精疲力竭，使得我们紧张不安，使得我们的外表受到损伤，使得我们心脏病发作，甚至可能使我们寿命减短的时候，他们难道不会拍手欢呼吗？
即使我们不能爱我们的仇人，那我们至少也要爱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让仇人控制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外表。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结果却烧伤你自己。”
当基督耶稣说我们应该原谅我们的仇人“70个7次”的时候，他也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做生意。让我举个例子吧。
当我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一封乔治·罗纳寄来的信，他住在瑞典的艾普苏那。
乔治·罗纳在维也纳当了很多年的律师，但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到了瑞典，身上没有分文，急需找一份工作。因为他会说并能写好几国语言，所以希望在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但绝大多数公司都回信告诉他，因为现在正在打仗，他们不需要这一类人，不过他们会将他的名字存在档案中……不过，有一个人给乔治·罗纳写回信说：“你完全不了解我的生意。你既蠢又笨，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来为我写信。即使我需要，也不会找你，因为你甚至写不好瑞典文，你的信里全是错字。”
当乔治·罗纳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简直气疯了。那个瑞典人自己的信就错误百出，可是他竟然写信来说罗纳不会瑞典文，是什么意思？于是乔治·罗纳也写了一封信，想使那个人大发一顿脾气。但他接下来对自己说：“慢。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不是对的？我学过瑞典文，可这并不是我的母语，也许我确实犯了许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要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再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给我帮了一个大忙，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并不表示我不欠他的。所以我应该给他写封信，对他表示感谢。”
于是乔治·罗纳撕毁了他刚刚写好的那封骂人的信，又另外写了一封信，说：“你这样不嫌麻烦地给我写信，实在是太好了，尤其是你并不需要一个替你写信的秘书。我弄错了贵公司的业务，对此我觉得非常抱歉。我之所以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向别人打听到的你，而别人之所以把你介绍给我，因为他说你是这一行的领袖人物。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中犯了些文法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现在我打算更努力地学习瑞典文，改正我的错误，谢谢你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
没过几天，乔治·罗纳就收到了那个人的回信，他请罗纳去他那里。罗纳去了，而且得到了一份工作。由此，乔治·罗纳发现“温和的回答能消除怒气”。
也许我们不能像圣人那样爱我们的仇人，但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快乐，至少我们要原谅他们，忘记他们。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实在是聪明之举。有一次，我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约翰，他父亲是否一直怀恨别人。“不，”他回答说，“我父亲从来不去为那些不喜欢的人而浪费他1分钟。”
有句老话说：“不会生气的人是笨蛋，而不生气的人才是聪明人。”
这也正是纽约州前州长威廉·盖诺所坚持的策略。当他被一份街头小报攻击得遍体鳞伤之后，又被一个疯子打了一枪，几乎送了命。他躺在医院，生命垂危，但是他仍然说，“每天晚上我都原谅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理想了呢，是不是过于轻松、过于美好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来看看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悲观论》的作者叔本华的理论。他认为生命就是一种毫无价值而又充满了痛苦的冒险，当他走过生命中每一刻的时候，全身似乎都散发着痛苦，可是在他绝望的深处，叔本华说道：“如果可能的话，不应该对任何人产生怨恨。”
有一次，我曾问伯纳·巴鲁屈（他曾担任过6位总统——威尔逊、哈定、柯立芝、胡佛、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顾问），我问他会不会因为敌人的攻击而难过？“没有任何人能够羞辱我或干扰我，”他回答说，“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也没有人能够羞辱或困扰你和我——除非我们让他这样做。
“棍棒和石头也许能打断我的骨头，可是用言语永远都伤害不了我。”
我常常站在加拿大杰斯帕国家公园里，仰望以伊笛丝·卡薇尔的名字命名的山，这可能是西方最美丽的山。它是为了纪念一位在1915年10月12日被德军行刑队枪毙的护士。她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她在比利时的家中收容和看护了许多受伤的英、法士兵，还帮助他们逃往荷兰。在那个10月的一天早晨，一位英国教士走进军队监狱她所在的牢房里，为她做临终祈祷，伊笛丝·卡薇尔说了两句后来刻在她的纪念碑上的不朽的话：“我知道仅有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敌视或怨恨任何人。”4年之后，她的遗体运送到英国，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了安葬仪式；我曾在伦敦待过1年，常常去国立肖像画廊看伊笛丝·卡薇尔的雕像，同时朗读她这两句不朽的名言：“我知道仅有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敌视或怨恨任何人。”
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能使我们原谅和忘记那些误解和错对自己的人，那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些绝对超出我们能力以外的大事，这样我们所遭受的侮辱和敌意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浪费精力去计较理想之外的事了。举例来说：在1918年，密西西比州松树林里发生了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情，差点引发了一次火刑——劳伦斯·琼斯，一个黑人讲师差点儿被烧死了。我在几年前曾去看过由劳伦斯·琼斯创建的一所学校，还对全体学生做了一次演说，今天那所学校可称得上全国皆知，但我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情却发生在很早以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人的感情很容易冲动。此时，在密西西比州中部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德国人正在唆使黑人起来造反。而那个将被烧死的劳伦斯·琼斯就是黑人，有人控告他带领族人造反。一大群在教堂外面的白人听见劳伦斯·琼斯对人们大声地叫着：“生命，就是一场战斗！每一个黑人都要穿上盔甲，以战斗来求得生存和成功。”
“战斗”，“盔甲”，足够了。于是，这些年轻人趁夜冲出去，纠集了一大群暴徒，回到教堂，拿了一条绳子捆住这个传教士，将他拖到一里地以外，让他站在一大堆干柴上面，并点燃了柴堆，准备一面用火烧他，一面把他吊死。
这时，有一个人叫起来：“在烧死他之前，我们要让这个喜欢多嘴的人说话。说话啊！说话啊！”
劳伦斯·琼斯站在柴堆上，脖子上套着绳索，为他的生命和理想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1900年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他那纯真的性格和学问，以及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使得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很喜欢他。
毕业后，劳伦斯·琼斯拒绝了一个旅馆给他留的职位，还拒绝了一个有钱人资助他继续深造音乐的计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当他读完布克尔·华盛顿的传记时，就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去他的族人当中教育那些因为贫穷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因此他回到南方最贫困的地方，也就是密西西比州灰克镇以南25里的一个小地方，用他的手表当了1.65美元之后，就在树林中用树桩做桌子，开始办起了他的露天学校。
劳伦斯·琼斯对那些愤怒的、正想要烧死他的人讲述了他所做过的各种奋斗——教育那些没有上过学校的男孩和女孩，把他们教成合格的农夫、木匠、厨子、家庭主妇。他讲述了一些白人曾帮助他建立这所学校——这些白人送给他土地、木材、猪、牛和金钱，帮助他继续办他的教育事业。
后来有人问劳伦斯·琼斯，他是否会恨那些拖他出去准备吊死和烧死的人？他回答说，他正忙于实现他的理想，根本没有时间去恨别人——他在专心致志地做一些超出了他的个人能力以外的大事。“我没有时间和别人吵架，”他说，“我没有时间去后悔，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将自己降低到恨他的地步。”
劳伦斯·琼斯当时的态度非常诚恳，也令人感动。他丝毫不为自己求乞怜悯，一些立场居于中间的人了解了他的理想。于是，这些暴民开始软下来。最后，人群中有一个曾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老兵说：“我相信这孩子是在说真话。我认识那些由他提拔上来的白人，他是在做好事。我们错了，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是吊死他。”然后那位老兵取下他的帽子，在人群中传动，从那些原准备烧死这位教育家的人群里，募集到了55.4美元，并交给了琼斯——这个曾说“我没有时间和别人吵架，我没有时间去后悔，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将自己降低到恨他的地步”的人。
爱匹克泰德在1900年前就曾经指出，我们会种因得果，因此不论如何，命运总会让我们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归根结底，”爱匹克泰德说，“每一个人都会为他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能够记住这点的人，就不会对任何人生气，也不会和任何人争吵，不会辱骂别人、斥责别人、侵犯别人、痛恨别人。”
在美国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人所受到的责难、怨恨和陷害比林肯更多的了。但是根据哈登撰写的不朽的传记记载，林肯“从来不以他自己的好恶来评判别人。如果有什么工作要做，他也会想到他的敌人会做得和其他人一样好。如果一个人以前曾经羞辱过他，或者对他个人不敬，但这人却是某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林肯仍然会让他担任那个职位，就像派他的朋友去做这件事一样……而且他也从未因为某人是他的敌人，或者因为他不喜欢某个人，而解除这人的职务”。许多被林肯委以高位的人，以前都曾批评或是羞辱过他——如麦克里兰、爱德华·史丹顿和查尔斯。但林肯认为“没有人会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被歌颂，或因为他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被废黜”，因为任何人都会受条件、情况、环境、教育、生活习惯和遗传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现在这种状态，将来也永远是这种状态。
我从小时开始，我的家人每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摘出一些章句或诗句来诵读，然后一起跪下来念“家庭祈祷文”。现在，我仿佛还听见密苏里州一个孤寂的农庄中，我的父亲正在诵读耶稣基督的话——那些只要存有人类理想就会一再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我父亲按照这些话去做了，也使他的内心得到了一般官员和君主所无法得到的平静。
如果我们要培养平安和快乐的心境，请记住第三个规则：
我们永远不要去试图报复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将会深深地伤害自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去想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享受施予的乐趣
感激别人的恩惠是良好教育的结果，这很难在一般人中找到。
人类的天性是容易忘记对别人表示感激，所以，如果我们对别人施以薄恩就希望得到别人的感激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十分头痛。最快乐的人是那些只要付出，而不希望得到任何回报的人。他们能享受到施舍的乐趣，以对人施惠为快乐。
最近，我在得克萨斯州遇到一个商人，他正为某事而发怒。有人警告我说，只要我认识他不到一刻钟，他就会原原本本地将事情告诉我。果不其然，令他生气的那件事是在11个月以前发生的，可是他的火气还是大得吓人，简直抑制不住不谈那件事——他给34位员工总共发了10000美元的年终奖金，但是没有一个人感激他。“我实在后悔莫及，”他很伤心地埋怨说，“应该不给他们1分钱。”
“愤怒的人，”古代圣贤说，“心里都会充满怨恨。”这个人的内心就充满了怨恨，我实在非常同情他。他大约60岁，根据人寿保险公司的计算方法，我们每个人大概可以活到现在的年龄与80岁之间差距的2/3稍强一点，所以这位先生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还可以活十四五年，可是他却浪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抱怨一件早已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实在是很同情他。
他不该总是陷入怨恨和自怜之中，而应该问问他自己，为什么没有人会感激他？也许是他平时给员工支付的薪水很低，但分给他们的工作却太多；也许是员工认为年终奖金并不是什么礼物，而是他们凭劳动赚来的；也许是他平常对人太挑剔，太苛刻，所以没有人敢或者愿意感谢他；也许是他们认为他之所以给大家年终奖金，是因为这些收益的大部分得拿去交税。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员工也许都很自私，很卑劣，很不讲礼貌。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我和你一样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我确实知道，萨姆尔·强生博士曾说过：“感激别人的恩惠是良好教育的结果，这很难在一般人中找到。”
我想说的是，某个人希望别人感激他的恩德，正犯了一般人共有的毛病，因此可以说他完全不了解人性。
如果你救了某人性命，你是不是希望他感激你呢？可能会。萨姆·里博维兹在担任法官之前，是一个有名的刑事律师，他曾救过78人的命，使他们不必坐上电椅被处死。你想在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感激萨姆·里博维兹，或者送他一张圣诞卡呢，有多少？猜猜看……一点都不错——一个也没有！耶稣曾在一个下午为10个麻风病患者治好了病，可是这些人中有几个向他道谢了呢？只有一个。你可以看《路迦福音》，当耶稣转身问他的门徒“那9个人在哪里”的时候，他发现那9个人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就走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和我，或者是那位得克萨斯州商人，都希望对别人施了一点点小恩小惠之后，就想得到比耶稣更多的感谢呢？
至于钱，就更没指望了。查尔斯·舒温博曾告诉我，有一次他救了一位挪用银行公款的出纳员。那个人用公款投资股票，舒温博用自己的钱救了那个人，使他不至于受罚。结果那位出纳员感激他吗？的确不错，他确实感谢了很短一阵时间，但他很快就转过身来辱骂和批评舒温博——这个曾使他免于牢狱之灾的人。
要是你给一位亲戚100万美元，你是否希望他感激你呢？安德鲁·卡耐基就曾做过这样的事。可是，如果安德鲁·卡耐基能够从坟墓里爬出来，死而复生的话，他一定会吃惊地发现他的那位亲戚正在咒骂他。为什么呢？因为卡耐基捐给了公共慈善机构3.65亿美元——这使得他那位亲戚怪他“只给了区区100万美元”。
人终究是人，在他的有生之日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改变，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像曾统治过古罗马帝国的那个聪明的马尔卡斯·阿理流士那样认清现实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就要去见那些多嘴多舌的人——那些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丝毫不知感激的人。可是我对此既不吃惊，也不难过，因为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这种人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
这话很有道理吧，要是你总是埋怨别人不感激你，那你该怪谁呢，是怪人性如此，还是怪我们不了解人性呢？如果我们施恩不望回报，那么，如果我们偶然得到了别人的感激，那就是一种意外之喜，如果我们得不到这种感激，也就不会为此而难过了。
下面是我在这一章所要谈的第一个要点：人类的天性是容易忘记对别人表示感激，所以，如果我们对别人施以薄恩就希望得到别人的感激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十分头痛。
我认识一个住在纽约的女人，她常常因为孤独而不停地抱怨，她的亲戚没有一个愿意亲近她的——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你去看望她，她就会连续不停地说她对她的侄女有多好，在她们患麻疹、腮腺炎和百日咳的时候，都是她照顾她们；多年来她给她们提供吃住，还帮其中一个上完了商业学校，另一个也一直在她家住，直到结婚。
她的侄女来看过她吗，是的，她们也偶尔会来，只是为了尽义务。但她们都怕来看她，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来了以后必须在那儿坐好几个小时，听她旁敲侧击地骂人，还得听她那毫无休止的埋怨和自怜的叹息。后来，当这个女人再也无法威逼利诱她的侄女来看她的时候，她使出了另一件“法宝”——心脏病发作。
她是不是真的心脏病发作呢？是的，医生都说她有一个“很神经的心脏”，才会发生这种病症。可是医生们也说，他们对她毫无办法，因为她的问题完全是情感上的。
这个女人真正需要的是爱和关切，可是她将此称之为“感恩图报”。但她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感恩和爱，因为她强求它，并认为那是她所该得的。
像她这样的女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她们都因为别人的忘恩负义、孤独和被人忽视而患病。她们希望有人去爱她们，但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得到爱的办法，就是不再去乞求，而是立即开始付出，并且不希望得到回报。
这话听上去是不是很荒谬，是不是很不切实际，是不是太理想化呢？不是的，这只是普通常识，这是可以让你和我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我敢肯定，因为我在自己家里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父母很乐于助人，但我们家很穷，总是债台高筑，不过我们穷归穷，每年我的父母总是会尽量想办法给孤儿院送点钱去。那个孤儿院设在爱荷华州。我父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或许也没有人为他们所捐的钱谢过他们——除了写信之外——但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却非常丰富，因为他们从帮助孤儿中得到了乐趣，所以并不希望或等着别人来感激他们。
当我离家之后，每年圣诞节我总会给我的父母寄一张支票，让他们买些比较奢华的东西，但他们很少这样做。当我每年的圣诞节前几天回家的时候，父亲就会告诉我，他们又买了些煤和杂货送给镇上那些“可怜的女人”，以及那些有一大群孩子却没有钱买食物和木柴的人。他们送出这些礼物时，也得到了许多快乐——那就是只有付出，而不希望得到任何回报的快乐。
我相信我父母有资格做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理想的人——也就是最快乐的人。“理想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以对人施惠为快乐，但却会因别人对他施惠而感到羞愧。因为能待人仁慈者会高人一等，而接受别人的恩惠，则代表低人一等。”
下面是我所要说的第四个要点：如果我们想获得快乐，就不要想感恩或忘恩，而只享受施惠的快乐。
几千年来，为人父母者一直为儿女的不知感恩而非常悲伤难过。就连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也叫道：“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要尖利。”
可是，孩子们为什么要感激呢——除非我们教育他们应该那样。忘记恩德是人类的天性，就像野草一样；而感恩却如玫瑰，必须给它施肥浇水，给它教养、爱和呵护。
如果我们的子女忘恩负义，那该怪谁呢？也许要怪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从来都不教他们如何感激别人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希望他们感激我们呢？
我认识一个人，他住在芝加哥。他常常抱怨他的两个养子对他不知感恩。他的抱怨当然有道理。他在一家纸箱厂工作，一个星期赚的钱不到40美元。他娶了一个寡妇，她要他去借钱供她的两个儿子上大学。他每周的薪水只有40美元，但要买吃的、付房租、买燃料、买衣服，还要偿还债务。他这样苦苦干了4年，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有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呢？没有，他太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他那两个宝贝养子也这么认为。他们从来都不认为欠了养父什么人情，因此连一句谢谢也没有说。
这该怪谁呢？是怪这两个孩子吗？不错，可是这更要怪那个做母亲的，她认为不应该给她的儿子增加“负疚感”。她不想她的两个儿子“一开始就欠别人什么”，所以她从来都不曾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养父真是个大好人，他帮你们读完了大学。”她反而采取了这种态度，说：“这是他应该做的。”
她认为她这样做有利于她的两个儿子，可这实际上是让他们刚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产生全世界都欠他们的那种观念，这是很危险的。这种观念的确很危险——因为她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曾想向他的老板“借一点钱”，结果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必须记住：子女的行为完全是由父母造成的。举个例子吧：我姨妈薇奥拉·亚历山大，就从来不会想到孩子们会对她“忘恩”。当我小的时候，薇奥拉姨妈把她母亲接到家里来照顾，同样也照顾她的婆婆。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回想起那两位老太太坐在薇奥拉姨妈家壁炉前的情景。她们会不会给薇奥拉姨妈惹来什么麻烦呢？我想这是经常会有的。但你从她的态度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很爱这两位老太太，所以她顺从她们，关爱她们，让她们过得非常舒适。除了照看两位老人之外，薇奥拉姨妈还有6个孩子。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接两位老太太来家里住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这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也是该做的事，并且也是她希望做的事。
现在薇奥拉姨妈在哪里呢？她现在已经守寡二十多年了，而且5个孩子已经成年，他们分别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全都争着要跟她住在一起，让她住他们家。她的孩子们非常敬佩她，都不想离开她，这是因为“感恩”吗？不是，这是爱，是纯粹的爱。在这些孩子的童年时代，就懂得了爱心的温暖，现在情形相反了，他们也能付出爱心，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要教育出感恩图报的孩子，就一定要自己先懂得感恩。我们要记住“小兔子耳朵长”这个道理；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自己说过的话，并且记住当我们下一次在孩子们面前想要贬低别人给我们的好处时，赶快打住。我们永远也不要说：“看，苏表妹送给我们当圣诞礼物的这些桌布都是她自己钩的，没花一毛钱。”这种话我们也许只是顺口说的，可是孩子们却在听着。
要避免因为别人不知感恩而引起的伤心和忧虑，下面是第四个规则：
不要因为别人的忘恩负义而忧伤，而是要认为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要记住，耶稣在一天之内治好了10个麻风病患者，而只有一个人感谢他。为什么我们希望得到比耶稣更多的感恩呢？
我们要记住，找到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对人施恩勿望回报，只为施惠的快乐而施惠。
我们要记住，感恩是“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能知道感激，我们就要培养他们这样去做。
做别人高兴的事情
如果你遵照我开的处方去做的话，你的病会在两周之内治好：就是每天想一想你怎样才能让别人高兴。
我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提出了200美元的赏金，以“我如何快乐起来”为题，征求一则对人最有帮助，也最能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
这次征文比赛的3位评审委员，是东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艾迪·雷肯贝克、林肯纪念大学的校长史德华·麦克柯里南博士，以及广播新闻评论家卡坦波恩。但我们最后征收到两篇非常好的故事，连3位评审委员也没有办法选出第一名来。于是我们让两名作者平分了这笔奖金。
下面就是得到一等奖的故事之一——作者是住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波顿先生。
“我9岁时没了母亲，12岁时又没了父亲，”波顿先生写道，我父亲死于车祸，我母亲在19年前的某一天离家出走，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见过被她带走的我那两个小妹妹。直到离家7年之后，她才给我写了信。我父亲在母亲离家3年之后死于一次车祸。他和一个合伙人在密苏里州一个小镇买了一间咖啡店，这个合伙人趁他出差的时候，把咖啡店卖了，然后卷款潜逃。一个朋友给我父亲发去电报，叫他赶快回家。我父亲在匆忙之下，在堪萨斯州沙林那城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我有两个姑姑，她们又穷又老，而且病魔缠身。她们把我们5个孩子中的3个带到她们家里去。没有人要我和我最小的弟弟，我们只好依靠镇上的人帮忙度日。我们都很怕被人家叫孤儿，或被人家当孤儿来看待，但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我和一个贫民家庭在镇上共住了一段时间，但日子很艰难，那一家的男主人不久又失了业，他们没有办法再供养我。后来罗福亭先生和他太太收留了我，让我住在他们一个离镇子11里远的农庄里。当时罗福亭先生70岁，得了俗名‘缠腰龙’的带状疱疹，躺在病床上。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不说谎，不偷窃，能听话做事，我就可以一直住在那里。这三项要求成了我的圣令，我完全遵照它们。我开始上学了，可是第一个星期我就像一个婴儿似的躲在家里号啕大哭起来。其他孩子都来找我麻烦，取笑我的大鼻子，说我是个笨蛋，还说我是个‘小臭孤儿’。我伤心得想揍他们一顿，可是收养我的罗福亭老先生对我说：‘你要永远记住，能走开而不打架的人，要比打架的人伟大得多。’所以我一直没有和人打过架。最后，有一天，有个小孩在学校的院子里抓起一把鸡屎朝我脸上扔来。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结果交上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说那家伙是自找苦吃。
我非常喜欢罗福亭太太给我买的一顶新帽子。有一天，有个大女孩把我的帽子扯了下来，在里面装满了水，弄坏了帽子。她说她之所以往里面装水，是想让那些水弄湿我的大脑袋，好让我那玉米花似的脑筋不要乱爆。
“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哭过，但我常常回家之后号啕大哭。然后，有一天，罗福亭太太给了我一些忠告，使我消除了所有的烦恼和忧虑，并使我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她说：罗夫，只要你对他们表示感兴趣，而且注意观察你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来捉弄你，或叫你”小臭孤儿了。我接受了她的忠告。我开始努力学习。虽然我不久就得了第一名，但从来没有人妒忌过我，因为我总在尽力帮助别人。
我帮过好多男同学写作文，我还为好几个男同学写过完整的报告。有一个孩子不愿让他父母亲知道我在帮他，所以常常告诉他母亲，说他要去抓田鼠，然后跑到罗福亭先生的农场来，把他的狗关在谷仓中，让我教他读书。我还替一个孩子写过读书报告，还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帮另外一个女孩子学习数学。
“死神很快就来到我们附近：两个年纪很大的农夫都死了，另一位老太太的丈夫也死了。在这4户人家中，我是唯一的男人，我帮助那些寡妇们度过了两年的日子。我上学放学的路上，都会去她们的农庄，帮她们砍柴、挤牛奶，给她们的家畜喂饲料喂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我，不再骂我，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当我从海军退伍回来时，他们向我表达了他们对我的真正感情。我到家的第一天，有200多个农夫赶来看我，其中还有许多人甚至从80里以外开车过来。他们对我的关怀非常真诚，因为我一直很高兴帮助其他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忧虑。而且，13年来再也没有人叫过我‘小臭孤儿’了。”
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已故博士佛兰克·陆培也是一样。他因为患有风湿病而在床上躺了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西雅图报》的记者史德华·怀特豪斯写信告诉我说：“我曾访问过陆培博士好几次。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能像他那样不自私，那样好好地过日子。”
像他这样躺在床上的废人，怎么能好好地生活呢？我让你猜两次。他是否一天到晚地埋怨和批评别人呢？不是的……他是不是充满了自怜，想让他成为所有人注意的中心人物，要求每个人都来照顾他呢？也不是。他的做法是把威尔斯王子的名言“我为人民服务”作为他的座右铭。他搜集了许多病人的姓名和住址，给他们写充满快乐、充满鼓励的信，使他们高兴，并激励他自己。事实上，他创立了一个专供病人通信的俱乐部，使他们能够彼此通信联络。最后，他创办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即“病房里的社会”。
他躺在床上，每年平均要写1400封信。而由别人捐赠给他所创办的“病房里的社会”组织的收音机和书籍，为成千上万的病人带来了快乐。
陆培博士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在于他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有一个目标，有一项任务，知道自己是在为一项高尚而重要的理想服务，并从中获得快乐；他不会做一个像萧伯纳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又病又苦的老家伙，一天到晚地抱怨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使他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