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小杨毕竟是个智力超群且不服输的棒小伙，各种非议对他而言，如醍醐灌顶，猛然间他仿佛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与家人一合计，打算重新复读，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经过一年的勤学苦读，次年又以高分考入母校清华大学。吃一堑，长一智，到学校后他铆着劲学习，在班上保住了中游的水平。但是，没过多久，每当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背着笔记本电脑在眼前晃来晃去，觉到自己有些寒酸，暗暗下决心，学习上不落后于人，生活上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不甘示弱地他连续两个假期没有回家，在北京当家教打工。可是，辛辛苦苦近一年时间，所挣的钱除了生活、住宿和手机费外所剩无几。此时此刻，他再一次陷入从未有过的沮丧和困惑。一向清高的他又不愿把自己的烦恼向别人诉说，整天独来独往，这种低迷情绪使他的价值观渐渐失去平衡。一次，到阅览室看书时，偶然发现一个电脑包，见四周无人就顺手牵羊提回了宿舍，锁在自己的书柜里。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做贼心虚，时时担心保安找上门来。心里有了鬼，更不好意思与别人来往，连宿舍的同学也很少说话，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极度苦闷。半个月后，见没什么动静，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用，虚幻的快慰、满足掩饰了忐忑和胆怯。没过多久，在食堂吃饭时，他又发现餐桌上有一个笔记本电脑，看见身旁没有其他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回了宿舍。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里接二连三在学校阅览室、教室、食堂偷了五部笔记本电脑。久走夜路撞见鬼。有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被几个便衣警察截住带走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和人们的唾弃。
有一部分思维专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眼界欠开阔，胸襟更是狭窄，经常醉心于自我而忽视周围人的存在，一旦个人利益受到侵犯，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报复对方。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就是其中一位，把自认为跟他没有太大矛盾而且关系还不错的四位同学无辜杀害，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追寻马加爵的犯罪轨迹不难发现，马加爵平时是一个思维专注到有些偏执的人，打小才思敏捷，精力旺盛，常常整宿不睡觉看小说。初中时就读于广西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获得过全国物理竞赛大奖。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云南大学生物系。他不但有惊人的学习天赋，而且毅力过人，一年四季都洗凉水澡，每天早晨不到6点钟就起床到操场上跑步，练就了强健的体魄。由于成绩好、有上进心，从小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在亲人眼中他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好学生。但他又性格内向保守，不善交际，非常傲慢，对人苛刻冷漠，与同学发生摩擦时总指责别人的过错，基本没有知心朋友，心灵敏感而脆弱，受到一点委屈或打击就会做出强烈反应。行凶杀人前，他与几个同学打牌时，有人对他作弊不满意，挖苦他：“为人太差，同学过生日都不请你”，爆料他，“喜欢看三级片”。这些在别人看来压根儿算不了什么难听的话语，却使他敏感而低自尊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心理平衡瞬间被打破，几近于精神崩溃，即刻产生杀人恶念。
在马加爵被关押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不但从未对死者表示过自责和忏悔，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对家人的歉意和惦念，更没有向记者和工作人员问过他父母亲的身体如何，情绪怎样这样的话题。后来，他父亲经常关切地问他，天气渐渐热了，看守所里面热吗，有没有蚊帐？当办案人员把他父亲的问候转达给他，并问他，有没有话要对家人说时，他总是冷若冰霜地摇摇头，不知道感恩，更不懂得人情世故，仿佛是一个冷血动物，看不出丝毫的恐惧和罪恶感。给人的感觉，只知道自己的存在，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不知道怎么关心别人，甚至于根本不把别人的死活、存在与否当回事，对他人关爱的缺失以及对生命的蔑视让人有些惊讶。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精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后来，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了大学生中的某一群体：“现实中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谋取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此言绝非空穴来风。
当今的确有部分知识精英，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浸染，把学习当作通向个人成功的阶梯，学习知识只了解皮毛，没有领悟其深刻内涵，学问增长了，灵魂没有丝毫提升，只考虑自己怎么幸福。对某些问题说起来头头是道，冠冕堂皇，当需要把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则成了缩头的乌龟，一门心思追求功名和财富，朝思暮想盘算着能够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上人。
中国有“文人无行”之说，有些天资聪慧智商高出一筹的学子，满腹经纶，但他们思维的定力完全来自于自我的克制而非本能，只能抗拒外界部分干扰，经不起利益的诱惑，是彻头彻尾的思想巨人，行动的矮子。说教别人头头是道，自己做得怎么样是另一码事。很多时候受利益驱动，智慧和道德分离，由于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捞取个人好处，有的利用学得的知识进行智力犯罪，规避法律制裁，亵渎知识，使自己从知识精英成为人渣。
喻修廷，原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名博士研究生。在读博期间，因为与一位张先生发生矛盾，便以“被害人”的名义写匿名信诬告张先生有强奸、杀人、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犯罪行为。之后，又以“张先生”的口吻多次给公安机关和记者写信，承认“自己”犯有多种罪行，希望得到宽大处理。同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恐吓、敲诈勒索张先生，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才真相大白。
在法庭上，喻修廷捶胸顿足涕泪交加，向法官表示认罪悔过，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在读博士生，有能力为社会多做贡献，请求法院给自己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法院被喻修廷的忏悔所打动，以认罪态度好对他进行了从轻处罚。
然而，服完8个月的刑期后，他恶习未改，改名“喻晓”，摇身一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局长”，堂而皇之地给自己虚构了“北京大学教授”的头衔。以“中办调研局局长”“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向联合国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递交了申请和简历，并顺利成为“联合国专家”。
嗣后，他以忽悠来的“联合国专家”身份，对四川成都市某区的绿色产业示范区进行考核验收，当地有关领导考虑到“喻晓”身份特殊，打算向上级汇报，以便有相应规格的陪同。但“喻晓”害怕事情闹大后露了马脚，假惺惺地说：“我这次考察的主要身份是专家委员，作为领导干部，还是低调一点好，多做点实事，少给基层添麻烦，你们就不要上报了。”考察过程中，“喻晓”得到县委领导最高规格接待，酒桌上他口若悬河纵论时政，让在场的县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县委书记当场邀请喻晓给全县干部做一场报告。第二天，“喻晓”以“中办调研局局长”的身份向全县干部做了一场题为《关于十六大十大关系》的报告，当地媒体做了全面报道，县委办公室还专门发了通报。
“喻晓”的“精彩演出”，博得了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们的好感，其中同为委员的王女士在与“喻晓”相识后，还邀请他以及4位专家与浙江某县合作举办了一场经济发展论坛，“喻晓”又把自己从“北大博士”变成了“留美博士”，外加“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头衔。之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多次参加各种会议和高峰论坛，每次都以“主角”的身份发表重要演讲，还广交大集团大公司的高层领导为朋友。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也为他“真局长”的身份提供了证据，成为他在一些大型集团企业骗钱的资本。
有了广泛的“人脉”，他明目张胆地以“中办调研局局长”的身份在某报记者的陪同下来到浙江国家重点企业之一的A集团“视察”，对集团大加赞扬，并向陪同的董事长表示，回北京后要写一份有分量的调研报告，报送中央领导，愿意邀请一些国内顶尖专家为集团的发展出谋划策，集团高层欣然应允。
次年4月的一天，神通广大的“喻晓”以中国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组织A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论坛，名字甚至排在一些前任部委领导前面，而集团支付其辛苦费人民币56万元最后换来的仅仅为A集团出版了一本论坛资料汇编。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数次带专家、教授来到A集团，以为集团做企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为幌子，骗取浙江A集团人民币300余万元。之后，又如法炮制先后骗取广东、内蒙古两家集团公司数十万元，司法机关以诈骗罪判处“喻晓”无期徒刑。
纯一形态
此种形态的人除了具有专注、机敏的生理特征外，多了建设性思维这一崇高品质。他们比较关注内心感受，呼吸受到导引而变得更加轻柔而专一，内心如山间湖水平静如镜，纵使财物名利纷飞，一般也不会在心中掀起特别强烈的波澜。
纯一形态的人超脱于苍白的感觉之外，从根本上摆脱了无休止欲望的束缚和世间烦恼的困惑，精神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大脑、智力和自我处于机敏而相对静止状态，能够规避外界的诱惑和干扰。他们懂得什么是永恒的快乐，为了美善而心甘情愿地放弃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只与它注意的事物产生联系，合二为一，形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由于对个人得失保持着一种清醒和理智，从而树立起了正确的求知态度，把知行合一视为求学的最高境界，并以此作为时刻恪守的人生准则，用心领悟知识的真谛，将习得知识的过程当作统一意志、塑造自己修为的过程，多做少说，行为方式与习得的知识以及所倡导的理念高度一致。从他们身上随时都能看到智力的谦卑，聪慧不失厚道，有追求但不盲从，始终保持着理智和警觉，即使在无限风光的时刻都能适可而止，像悬浮在空中的物质，上下自如，游刃有余。又好比，坐在战车上的至尊王，有一个理智马车夫，指挥着感官（温顺的马匹）最终到达心灵的牧场。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着名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能阅读法文、俄文书籍，一生心不离书，笔耕不辍，即使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书本，依然利用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出版的译着近四百万字，着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到了耄耋之年百病缠身之际，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写作。最令人敬仰的不仅是他学贯中西的学识，还有他厚道而虔诚的人品，不图虚名，崇尚真善，力求活得踏实。在他《病榻杂记》一本书中，极力主张要辞掉这些年来外界封给他的几个头衔，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一是辞掉“国学大师”。他认为“我除了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杀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一再坦言“他们对这一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二是辞掉“学界泰斗”。他认为“泰斗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我过去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极大贡献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天下皆是也，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是辞掉“国宝”。他说“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立刻会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极少，而且仅仅在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当之无愧”。“是不是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我在这里昭示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96岁的季老先生，一生博学厚道，为人师表，他的“三个辞掉”向我们诠释了“智者乐、仁者寿”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