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赵先生彭女士夫妻俩靠打工、卖小吃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计，还要还房贷。正在上初中的儿子小宝却迷上了网络游戏，父母经常提醒他，不能再去网吧了。但是，小宝除了玩游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把父母给的零用钱、资料费、吃早餐的钱省下来上网吧。好几回以学校训练、补课为名半夜不回家在网吧玩砍大刀、僵尸等网络游戏，被妈妈逮个正着。有一次，小宝逃学泡网吧被母亲强行拽了回去，心里不爽，还与妈妈发生口角。回到家看到那只小狗，赌气地跟妈妈说：“你再给我难看，我就把小狗扔下楼去。”正在气头上的妈妈说：“你这样不听话，每天气我们，别扔狗了，干脆把我扔下去得啦！”说着奔阳台去。小宝看到妈妈走到阳台边，急忙说：“妈我错了，别这样。”说话间，彭女士已经爬上了阳台的栏杆，小宝一把将妈妈拽住，坚持了十多分钟，没拽住，只听“扑通”一声，妈妈从四楼坠了下去。经医院检查，彭女士脊柱三节骨折、脚跟骨、盆骨粉碎性骨折，不排除瘫痪的可能。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小宝非常内疚，长时间跪在母亲病床前痛哭流涕，终于表示出了悔改之意，在妈妈病情稳定之后重新回到了学校学习。然而，亲眼目睹母亲跳楼的一幕，给他13岁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由于压力过大，精神出现异常，好几回上学途中迷路，竟然蹿到了高速路上而被警察送了回来。
两位母亲的护犊之心及良苦用心实属不易，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再激昂的呼喊、再动听的说教和严格管理，在网络游戏面前都显得那样渺小和苍白无力，当然更没有人支持彭女士那样以血唤醒“网瘾”浪子的做法。于是，有人看好了“网瘾少年”这个目标群体和“差生”市场，他们打着“反传统教育、帮助顽固不化的逆子戒除网瘾”的幌子谋取钱财。令人遗憾的是，多数不明真相的家长费尽千辛万苦好心好意把孩子带进了沟里。
北京的小宇，自父母离婚后因为成绩下滑开始厌学，不听招呼，先后4次转学，上初中后成了游戏厅的常客。2007年春节，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小宇却独自泡在网吧里彻夜不归，还与劝他回家的妈妈冯女士大打出手，屡次以跳楼威逼。
对小宇的教育已走入绝境的冯女士，看到一则“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的招生广告，实施“择差教育”，专门进行潜能生、后进生的教化工作，已使1500多名有网瘾的“问题学生”改邪归正。
冯女士与小宇爸爸武先生商量好，以“旅游”名义把刚刚13岁的儿子“骗”到重庆，交了19910元的学费，让小宇参加了一个为期半年的培训班，协议书里写着“可以进行适当的惩戒教育”等条款。小宇爸妈认为，男孩子打两下、踢两脚算不了什么，也就默认了。
夫妇俩离开重庆后，冯女士每周都能接到小宇的来信，“教官对他千好万好，自己认识到以前的错误，请妈妈原谅”云云。小宇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冯女士突然接到“小宇住院”的消息，即刻和小宇爸赶到重庆。来到重庆看到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儿子满身是伤，小宇妈妈当场哭成泪人瘫软在地。
医院诊断书上写着：食道烧伤，右手桡骨骨折，上下唇摔裂，多颗牙齿摔断、松动，眼部充血、头部右侧水肿。庆幸的是，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最终把小宇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原来，小宇因为不堪忍受教官的体罚殴打，又无法和家里取得联系，只好用自残的办法找机会逃出狼窝，没想到差点丢了小命。病情稳定后，小宇在媒体配合下揭开了“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的惊人黑幕。
入校第一天，教官见面问他是否很调皮，小宇反问道：“你小时候不调皮吗？”教官不由分说地对他拳脚相加进行殴打，足足打了约10分钟，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这也是他噩梦的开始。从此，只要有一点没做好就要挨揍，有时候还用电线、皮带、竹鞭抽他（包括头部）。教官打累了，又让宿舍室友打，室友如果打得不“认真”，也会遭到和他同样的惩罚。
一天晚上，小宇看新闻联播时玩小动作，教官把他拖到洗手间，一边罚做俯卧撑，一边用皮带抽他的背部，楼上的同学都能听到小宇痛苦的号叫声。
最刻骨铭心的惩罚是，一次站军姿，冷不防，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掌，小宇没站稳打了个趔趄。教官说他偷懒，一个飞腿狠狠地把他踢倒在地，两眼直冒金花，当时，小宇只有想死的感觉。
这样悲惨的遭遇不单是小宇一人，全校90多名学生不管听不听话，每个人都受过皮肉之苦，轻则不让睡觉，扇耳光、用戒尺打，重则罚吃烟丝，用脑袋撞墙。有时不管犯没犯错误，只要教官心情不好，就打学员发泄私愤。很多同学身上留下多处瘀血，狠心的教官还往伤口上撒盐，有几个“不听话”的学生，还吐了血。
有一天，小宇鼓足勇气来到张副校长办公室，把身上的伤给他看。负责学校全面工作的副队长赖某突然间一脚踹开了张副校长的门，质问小宇：“你在瞎说什么？”没过多久，这位张副校长被炒了鱿鱼。后来校方证实，正是由于冯女士没有答应赖某的诈骗要求，有意安排学生和教官有意地对小宇进行“特殊”关照。赖某利用“职权”诈骗学生家长钱财的事曝光后，很快也就不辞而别。
小宇忍受不了这些非人的遭遇，和几个同学密谋逃跑。但没想到“脱狱”计划走漏风声，约定行动的那天中午，校方突然搜查学生宿舍，发现了碎玻璃、刀片、棍棒等器械，计划落败，“主犯”小宇受到了严厉惩罚。
小宇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生活，有一天，从医务室“偷了”四颗高锰酸钾吞服了下去，药性发作后烧得在地上直打滚，同学赶紧把他扶起来靠在楼梯护栏上。过了一会儿，小宇顺势从二楼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一楼的花岗岩地板上，躺在了血泊中。
听着儿子的诉说，心痛不已的冯女士终于明白了早先收到的“平安信”原本是“骗安信”，背后却是惨无人道的暴力。此时，她忽然想起一个月前曾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提醒她：孩子在学校遭受体罚。冯女士不相信，没想到一个月后，小宇真的出事了。
小宇妈妈重新联系了那个叫荆红的陌生女士，她曾是小宇的兼职心理老师。据荆老师讲，第一次跨进这所学校，发现这个临时教室没有桌子和黑板，满屋灰尘，破烂不堪。上课前，只见4个满脸煞气的教官走进教室，一脚把挡在道上的藤椅踢开。下面40多名孩子进来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乖乖地接受教官肆意呵斥。
荆老师渐渐了解到，这些被父母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孩子，年龄在13-18岁之间，大都有上网和厌学、打架、抢劫、早恋等问题。看到一个个目光呆滞、神情紧张的样子，荆红试图用轻松的话语打破僵局，但孩子们若有所思，仍然低头沉默不语。突然，最后排的一个学生走上讲台塞给她一张纸条：“我的胸口很疼，今天吐了血，他们还不带我去医院。”“这里太黑暗了，完全是个骗局。妈妈，快来救救我吧！不然就见不到我了。”这个学生叫周雨，请求老师一定按所留电话让爸爸来救他。荆红一开始认为孩子借机偷懒，示意他先坐下。周雨急了，转过身撩起衣服，让老师看他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紧接着，一个男孩说，他因为偷偷抽了一口烟，被教官用警棍打了40多下，直到吐血。没等老师反应过来，更多的学生站了起来，轻手轻脚地走上前来，把一张张小纸条塞到她的手提包里。一个眼睑有些红润的孩子，递了纸条后还拉着她的衣袖不放，他就是小宇。荆红老师发现情况不妙，说，先上课，下课后再说。
放学回到家，荆红赶紧把包里的纸条翻出来，在灯下逐一翻看：“这里是监狱！”
“我会死在这里！”
“他们说打死人当活埋了！”
“他们把我当动物，不当人！”……
近30张纸条全是孩子们控诉被打的经过和求救的电话。后来，小宇多次悄悄地问她：“我爸妈什么时候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荆红不时听到孩子们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了解了学校更多的黑幕。14岁的重庆女孩刘慧父母从来没有动过她一指头，入学第二天，因为蛙跳动作不标准，被教官扇了一耳光，伤心地在被窝里哭了半宿。没过几天，又因为在宿舍里坐姿不好，被一个当过兵叫陈影的教官抓住刘慧的头发往墙上撞。还有一天晚上，宿舍的下水道堵了，陈影命令刘慧她们7个女生一人喝一杯地上的积水。至今，刘慧一想起那件事就恶心呕吐。
孩子们还反映，学校的实际情况与当初对外宣传的完全不一样。入学前所说的植树、跨省行军、拜访名胜古迹、速记、珠算等项目无一展开，每天都是枯燥的走队列或体能训练。没有一位“专家级”教官，每周仅有的4个课时的国学、思维等文化课也只坚持了一个多月。而且，入校三个月内的学生不允许和家长见面或通电话，所有写给家长的信只能说好的，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重写。
面对60多封求救信及孩子们声泪俱下的控诉，荆红逐一拨打上面的电话，暗示家长们到学校看看孩子。冯女士也接到了荆红的电话，但和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是孩子的“苦肉计”，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不过此事却引起学校的极大不满，几天后，荆红老师接到校长陈华的电话，斥责她不经同意擅自联系学生家长，散布谣言，被迫辞职。此时，被蒙在鼓里的孩子们还翘首期盼父母来接他们。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学生中弥散着一种失望情绪，有的流露出绝望心理，有的女生用碎玻璃在手上划了多道血痕，进行自残。
小宇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虽然身体得到康复，并获得赔偿，但经过医院检测，烧伤的食道很可能有萎缩的危险。回家后，且脾气变得很暴躁，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玩电脑，喜怒无常，充满暴戾之气，毫无先兆地指着父母大骂：“我恨死你们了！”见到穿迷彩服或剃光头的人就想打架，有明显的躁郁症状。
此事一经媒体曝光，舆论一片哗然，“大东方”被喻为暴力手段残害青少年的“集中营”“渣滓洞”，受到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被教育部门勒令关门，并责成警方展开调查。
重庆大东方培训学校“择差（差等生）教育”中“以打为教”的方式是中国人“不打不成才”传统文化中的“奇葩”，不否认他们试图借助“反传统教育”手段来帮助“问题孩子”解决特别难以改掉的恶习，但再漂亮的理由都掩饰不了其教育方法的无知和非人性面目。
敢问路在何方
“择差教育”的始作俑者是江苏省淮安市的徐某，他从对儿子的“魔鬼教育”中得到启发，于1996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行走学校——徐××教育训练工作室。学校对外宣称，以“行走+惩罚（戒尺）”实行半军事化封闭管理为办学理念，旨在借助“择差教育”把“后进生”、“潜能生”“转化为”优等生”，并用“一千公里定人生”这样响亮的口号来招揽生源。
徐某教育训练工作室在培训方式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行走，学生不分年级，只根据受训时间和体能状态分为若干纵队进行野外拉练。早期学校没有固定地址和生源，学生来去自由，可以跟随学校行走一个月，也可以走完全程。学校有9辆大卡车改装成的房车，连同其他餐车、指挥车、医疗车等，同时可以满足200多名学生行走训练。培训除了野外行走、体能训练外，没有太多的文化课程。二是惩戒。进行惩戒是“择差学校”另一大“特色”。我们不能给“校长”徐某妄下缺乏文化内涵的结论，但这个所谓“校长”自己一句“惩戒为教育的最高形式”的经典语录，把他对教育的肤浅乃至无知暴露无遗。在“择差培训”学生的眼里，所谓惩戒教育，其实就是打，集合慢了要挨打、不服从管理要挨打、动作不到位要挨打、吃饭说话要挨打、逃跑被抓回来要挨打、泄露天机（学校管理方式）要挨打等。因之，每个来这里受训的孩子无一例外地都会接受挨打的“修理”。
杨先生因为看了该校网站上“一千公里定人生”的广告后，新年的第一天匆匆将女儿涓涓从河北送到行走学校。下午4时，办完半年培训相关手续，交纳了1.7万元费用后，将女儿留在校园，期望半年后能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女儿。但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凌晨，他们还未离开宾馆，杨先生突然接到女儿声嘶力竭的求救电话：“爸，他们打人，我受不了啦，快接我回去。”夫妻俩急忙赶到营地，一见面，看到女儿脸上和双手血迹斑斑，鼻子和眼睛又红又肿，哆嗦着扑进了妈妈的怀抱，一遍又一遍喊着“我要回去！”。
据涓涓描述，自从进入学校，两次遭到管带非人的虐待。先是因为环境太差她向一位姓毛的女管带提出退学想法，还没说两句话，管带就像“母老虎”一样扑过来扇耳光、箍着脖子将她拖到帐篷里摁倒在地。她稍作反抗，另外一个管带上来又狠狠地踢了她几脚，其他学员都听见涓涓从帐篷里发出的惨叫声。
次日凌晨，涓涓打算逃跑，被一个姓王的男管带发现，一掌将她推倒在地上，恶狠狠地踹她的腿，警告她：“看你还跑不跑。”涓涓忍无可忍骂了两句，管带将她拉起来，接着一拳打在她的鼻子上，并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大吼：“再骂就3秒钟打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