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曾经的书声是村庄的精灵。正如飞翔在村庄天空里的鸟儿，轻盈灵动，婉约啼鸣，它给村庄营造的生态，美丽吉祥，生机盎然，贫穷、疾病、饥饿以及一切的不幸，都被隐匿在朗朗书声的背后。
小学校是村庄唯一能够与文化沾边的单位，传授文化的是老师，接受文化传播的是孩子，而感受文化氛围的则是村庄里的人们。老师把五线谱教给孩子，于是歌声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飞出，大人们在校园外面听，似乎是要分辨自己孩子的声音。老师教孩子识字读课文，于是朗朗书声从孩童的嗓子里冲出，长着翅膀飞向村庄的天空。教室里是童稚的笑容，教室外面有父亲的寄托，有母亲的欢喜，还有老奶奶依在门框边上慈祥的等待。一张“三好学生”奖状拿回家，受鼓励的不止是孩子，更有家庭；而对于家庭，是骄傲更是未来。
有小学的村庄真好，能听着朗朗书声的村庄真好，比之只有牛哞鸡鸣犬吠的传统村庄，这样的村庄不仅更有生气，而且还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这么幸运，一般农村村委所在地才会有一所小学，路途远、交通不便的村庄也会设一个教学点，是一二年级复式班，一个老师，十多二十个学生，老师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二年级的孩子则自习；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课，一年级学生则自习。二年级学生学完了课程，就升入村委所在地的学校上三年级。1990年代后期，农民负担重，乡镇财政包袱也重，办学校已是不易，老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老师心里有怨；校舍危房多，教室里的老师、孩子不安心，教室外面的乡村干部也担着心。于是，撤并乡村教学网点成了当时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的唯一办法，由此也给偏远的孩子上学造成了不便，家长们意见很大，有的还不断地上访，要求恢复教学网点。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乡做乡长，为了撤并一个教学网点常常要做很多工作，耗费不少口舌。
其实，我心里特别清楚，在村庄人们的心里还有一份对于小学校的感情，就如同人们压在箱底的物件，放着并不经常翻动，却是心底里的一份念想，是灵魂深处的一种寄托。网点撤并之后，不少孩子的家长从安全考虑，把孩子留在村里不再念书。村里人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但是村里人崇尚文化，对于文化人的尊重是从心底里无法掩饰的谦卑和恭敬，一如学生对于老师。谁能说村庄里没有文化呢？谦卑和恭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和底蕴。与其说村里人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还不如说村里人是在生活重压下的无可奈何，似乎生存和繁衍才是村庄不变的主题。
那个时候，人们常说一句话是，“再苦不能苦孩子”，似乎全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有了共识，但是工作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普遍感到这句话带给他们的压力，不止乡村组织要向教育投钱，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要给教育集资，独独没有感受到公共财政给予乡村教育的阳光。如果村庄里哪所小学出了问题，人们首先谴责的肯定是乡镇干部，却很少有人问及基层政府到底有多大能耐。事实上，纵然执掌基层政府的干部们不吃不喝砸锅卖铁，对于问题缠身的乡村教育仍然无济于事。上级批评下级就像是大人骂小孩理所当然，然而，谁考量过这一时期基层对于教育的付出？我可以告诉人们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办教育名副其实。谁能相信正是乡村这些小人物支起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些小人物付出的是金钱更是心血，是辛苦更是忠诚。
塘边村是一个被教育拖苦了的自治村，1990年代村里的小学校全是危房，改造危房只能依靠村民集资做些小的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村支部一商量决定举债兴办一家砖厂。砖厂办起来了，开始的时候红红火火，书记管方向，主任管经营，把砖厂打理得井井有条。年关到了，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清算一张张票据，个个难以掩饰兴奋的喜悦。砖厂盈利对于干部们无疑是一个鼓舞，可是接下来的账又让他们麻头了，垫付农业税需若干，垫付水费又需若干，垫付校建更需若干，算来算去，哪里还有砖厂的盈利？望着美丽动人的数字，干部们一脸无奈。
2003年春节之后，我去这个村所在乡镇工作的时候，村办砖厂已经整整办了10年，彼时债务缠身难以为继，借乡镇企业基金的10多万余元暂时有镇里挡着，没有追上门来，可借银行的十几万块钱已经被银行起诉到了法院。这天，村主任打电话对我说，法院来了人要抓他。我不解，问他怎么回事？原来几个月前法院通知他应诉，他接过通知书像接了烫手的山芋，就是不肯签字，随手就把通知扔在了地上。这次听说法院要捉他，他慌了神，打电话向我求救，说公家借钱总不至于让我去蹲班房吧？况且钱还不是我手上借的。我说，别慌，借钱还钱天经地义，还不起钱态度要好。我跟法院交涉，把他从看守所捞了出来。但砖厂还是被法院拍卖了，拍卖的钱还不够还银行的债。好在村委不是企业，不然早就“关门大吉”了。
村委是一个筐，里面什么都能装。这些年，塘边村用于建校的资金超过了20多万元，建起来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围绕教学楼砌起一个很大的院，院子里栽了不少树木，先前的老校舍被空置在一旁，小学校面貌有了空前的改观。然而，小学校也像是一台抽水机，不仅抽走了砖厂的利润，而且还把村委抽成了空壳。一个基层组织把教育视为己任，想方设法把小学校维持下来，谁有权力和资格去指责他们呢？
没有了砖厂，塘边村经济更加窘迫。村委在半层房子里实施自治，干部们的工资隔年发一次，一班人人心思散，经常为一些小事情闹出一些响动。而最要命的是，村民对于村里的事情并不理解，有人怀疑砖厂赚的钱被干部们私分了，有人指责砖厂管理混乱，说什么的都有，什么动作都有，人心散乱，难以收拾，村支部、村委先前的努力似乎徒劳无功。
那些年农村问题很多，多得斩不断理还乱。基层干部在纷乱的局面中看不到希望，有些人干脆撒手不干了，回家安心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稍微有些能力的外出打工，赚些家补。这一时期乡村干部心中的迷茫就像孤岛上的人儿，不知哪儿是出路。然而，事情坏到底总还会有转机，2002年税改的脚步刚一迈出，就有了2003年农业税降点，接着2005年农业税就取消了。这个过程很短，短得让乡镇干部都不敢相信。也许“三农”问题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于农村的偏见，对于农民的漠视。传统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有些人甚至认为农民就是农民，国家给了农民土地，还有什么权利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我有时候想，如果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农民面对沉重的负担还能够默默承受，那么还会催生世纪之初的税改吗？
过去看起来很难办的事情，想着就头痛的问题，上面决心一下，解决起来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和神速。更让乡村干部感到奇怪的是，农业税没了，学校的问题似乎也没了，原先闹腾的那些事情转瞬间好像都消失了。这里边到底蕴涵着怎样的玄机呢？逼出来的决心，逼出来的行动，这是中国摸索解决“三农”问题历次大行动的写真。经验告诉人们，在农村每一次重大政策的调整中，农民的觉悟至关重要，尽管农民扮演的始终是悲情角色，但是人们终于看到农村洞开天地的景象。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也许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缺乏的并非办法，而是主动性。
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小学校生员就有了递减的趋势，到2004年下学期开学的时候，生员更是锐减，有些年级甚至难以开班，只有合并到乡镇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去。村小的历史在合乎情理的变迁中走到了尽头，而村级组织对于村小的付出也终于游向了彼岸，对于村庄的人们不知是喜还是悲？也许在很多人心中还有一份对于朗朗书声的怀念？我现在想，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做了几十年，可农村的孩子什么时候呈现出如此锐减的势头？只有在负担不断加重的1990年代中后期。不能说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力度最大，但这一时期生育确实受到了控制，不然小学校的生员何以在六七年之后奇迹般地锐减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一事实，是否可以佐证村庄里的人们在这一时期的生存景况呢？同时，是否可以证明先前人们对于农村生育观念的判断存在某些偏颇呢？“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果真是农村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生育文化吗？如果是，那么，村小何以集中消失了呢？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信服的理由。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农村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生存和繁衍的某种契合和机缘。
塘边村的小学校只剩下少数几个刚发蒙的孩子和升上去读二年级的学生，一如过去一个偏远的教学网点，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清清冷冷，昔日朗朗的书声像是屏蔽在校园，不再有悦耳的书声飞向村庄的天空，而校园外同样没有了分辨孩子声音的人们。减负之后的村庄突然像卸去了包袱，见不着多少人儿。孩子的父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村庄不断迁徙，命中注定这些被爷爷奶奶托管的孩子很早就要品味孤独。多年之后，在孩子顽劣的记忆里，是否还有对于村小的些许印象？
村庄里的小学校断然不会再有中兴的时候，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村庄里的小学校再也见不到老师和孩子，这个和文化沾边的单位将在村庄的土地上永远地消亡。农村教育资源集中到乡镇所在地中心小学，让农村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无可厚非，可是谁能想象没有书声的村庄从此会变成怎样的模样？在城市和村庄不断迁徙的人们怎么可能营造村庄文化的空气？而没有文化的村庄哪里还会有热力？
这些年国家倡导文化下乡，给农村送戏送书送科技，国家把钱拨到了相关部门，可村庄里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东西。科技下乡，鬼才知道村庄里的人们需要什么科技，又有什么人需要掌握科技？送戏下乡更是扯淡，一个县就剩下个剧团的壳子，顶多也就半个剧团，它有什么能力给所有的村庄送戏呢？自治村一年难得派上一回，何况自然村庄？图书下乡本该最实惠，可全国这么大，农村书屋又占几何？纵然每个村庄都建有书屋，但是图书放在屋子里谁来管理？当我们走进农家书屋，抖落图书上厚厚的灰尘的时候，心中不禁暗生悲情。
在半层房子里自治的村委，看到小学校清清冷冷，干脆把小学校一分为二，中间砌了一堵墙，一边学生读书，一边村委办公，也算是物尽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