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是村庄最大的“政治”。跟着节气的轮回，村庄的人们如推磨般把一年年过完。村庄始终平淡如水，流走的是时间，流过来的还是时间。时间里有爷爷的背影，有父亲的履痕，还有我的迷茫。
立春是开年的第一个节气，对于这个寓意祈福的节气，村庄的人们似乎并无期待，只是象征性地燃起一挂小小的鞭炮。在村庄人们的心里不仅年比节大，而且在立春时节人们仍然无法感知春天的气息。事农的本能如作物，在漫漫冬日里人们变得慵懒，可是当惊蛰的春雷炸响之后，人们跟着万物苏醒，精神变得亢奋。
进入梅雨时节，南方的田野生机勃勃，作物无声生长。红花草和油菜这两种作物最先感知时节的快意，油菜迅速抽条，只几个艳阳天就开出来粉红的花；而红花草则匐匐在田野犬牙交错，不断地增厚，开出来的花虽然没有油菜花粉红的色泽，却是十分的清亮，如繁星一般照亮田野，给人们以无比的温暖。
村庄的人们急不可耐，撸起裤管就下田了。田埂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并被糊上一层厚厚的带浆的泥，像是用砂浆粉过的墙，光光的滑滑的，被阳光晒过硬化之后，可以有效阻止杂草生长。清明下种时节，人们一边忙着浸种谷，一边牵牛下田。犁过的大田，红花草被埋进土里发酵，不长时间之后，红花草发酵成了肥料，等到苗床上的秧苗长出青叶的时候，就可以启动打耙的程序了。大田被耙过，平平整整，面上有一层过田的水，在春日的阳光下，油光水亮，谷雨前后，栽插便热闹开场了。
传统事农方式有条不紊，其精细的程度让人感叹。事农如艺术，不仅需要把式，而且还需要细细雕琢。多年之后，在我无法再看到这种事农场景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那些细节，想起那些事农的人们，感觉心里被一股温暖浸润，仿佛一首经典的旋律盘旋在村庄的上空，跟着音符的跳动有一种灵魂舒展的惬意，仿佛一坛埋藏在地窖中的陈年老酒，那种香醇可以透过时空浓郁呛鼻。
比之传统事农方式，现在种田的人们可是轻快多了。机械省了犁田、打耙这些重活，化肥的普遍使用省了积肥这些脏活，除草剂则省了耘田、锄草这些细活，而收割这样的累活更是交给了收割机。种田的成本大了，可是外出打工的收益却增加了。所以，在很多时候田野难见到人。传统农业虽然不如现代农业省事，可是那种农耕的方式却为人们提供了纯净的食物，它不仅具有土地有机的质，而且还有汗水结晶的人文气息。吃着那样的食物，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能够益智。
我脑海里的图谱不足以勾勒爷爷的村庄。爷爷是一位不太爱说话的人，我同他睡一张床铺的那些日子，爷爷跟我说那时候家里穷，一大家子住祠堂，但住祠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爷爷没有描述。爷爷说解放前躲壮丁，他和一位本家的叔伯兄弟风餐露宿，竟然走到了300里开外的天河煤矿。那时候的村庄是怎么管理的，又是谁在管理，爷爷没有告诉我，到现在我也只知道个大概。事实上，那时候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教人识字，就是让人感受旧社会的黑暗以及新中国的美好，难免脱离本质。1970年代“路线教育”的时候，我跟着忆苦思甜的政治动员品尝野菜、米糠的滋味，领略开批斗会的热闹。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景况不多。记得在小爷爷的厨房里，批过一个叫邦林的爷爷。邦林爷爷戴着纸糊的帽子低头站在墙边，批他的人站在他的对面，情势并不激烈，现在想来倒像是应景。其实，旧社会村庄里并没有特别有钱的人，也没有地特别多的人，划成分的时候只有几个富农，并没有地主。是政治把有林爷爷推到了被批斗的席上。
爷爷这一代农民如果能够生存是可以没有政治的。批斗会没有持续多久，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不久上面又来了政策，“地富反坏右”子女读书受到限制，村庄里大概有五六家的孩子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权利。我的一位本家同庚、富农邦林的儿子小东还算幸运，因为发蒙晚，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上初中，比我整整晚了三年。还有几位小时候的玩伴因为成分不好，辍学后就正式开始了农民生涯。
爷爷这个人其实不太爱管闲事。他是个木匠，下田少，做木匠活多，吃自家的少，吃人家的多，在外边赚钱回生产队买工分，生产队的事他知道的不多，以他的性格应该也不想知道。爷爷生于民国之初，卒于20世纪之末，他的生命轨迹几乎跨越整个世纪，一生经历太多动乱。爷爷过得还算安逸，偶尔正义一回，却让他付出了铭记一生的代价。某日，他发现队长老婆把生产队猪场的糠挑回家，他就说话了，结果队长家没被怎样，我们家初中毕业的叔叔做工人的梦却破灭了，因为队长的姐夫是大队支部书记，进城做工人没有他的准许门都没有。
今天或许仍然有许多人怀念人民公社制度，那是因为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公社物质平均分配，并建立起井然的村庄秩序，而这些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人民公社的政治并不阳光，同样有打击报复，所以不管什么制度，权力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永远不会有公平。因为分配权掌握在公社和生产队少数人手中，人们对于公社和生产队的依存度高于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少有人敢调皮。绝大多数人本能地劳作和生活，几乎可以不用脑子。
父亲这一代农民是公社的骨干社员，他们生在共和国的曙光里，长在政治动员的环境中，本来远离政治的农民，心里却深深烙印了国家和集体。父亲这一代农民把他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人民公社，他们的热情和汗水、忠诚和无私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矗立起了一座座丰碑。修铁路修公路他们出过力，遍布农村的水利工程都是父亲这一代农民用他们的肩膀挑出来的。父亲这一代农民只知道没完没了地挥洒力气，却最没有创造性和自主意识。他们默默地为共和国添砖加瓦，却至死也没有为自己积攒到一个欣慰的家园。
正值中年的时候，父亲这一代农民终于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转机——分田到户。父亲想，凭他的工夫，他的土地会长出金子来。这一时期，父亲不仅用肢体劳作，而且还用脑子想事。然而，父亲的土地终于没有长出金子来。可是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能怨命不好，忧郁中的父亲身体终于出了问题。注定父亲这一代农民无法主宰土地，1980年代刚刚有了几年好收成，1990年代又走进了“谷贱伤农”的低迷。父亲这一代农民并不老，可他们的热情已经在人民公社的天空里耗尽，想象的翅膀被折断，创业的冲动被牢牢锁在生活的困顿中。
该是“60后”这一代农民登场的时候了。他们正当而立年华，生计的艰难与创业的冲动，使他们不能满足于小块土地带来的收益，他们开始谋求规模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渐渐变得大胆和贪婪，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就是“60后”农民。他们脱胎于人民公社，而思想却在分户经营的天空里飞翔，他们保守而非死守，理性却非理智，务实然而自私。我一直在想，应该如何为“60后”农民在中国农业发展的里程中定位呢？“60后”农民有没有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60后”农民可能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掘墓者，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现代农业文明奠基的心理准备。那么，他们的成长经验会引发什么样的哲学思考呢？
我出生在1960年代，12岁成为生产队的劳动力，我的成长经验让我认识“60后”农民。星期天在家下田，跟着大人们学做农活。有一次我挑着一担秧，在田埂上歪歪扭扭地走，大队书记立在田埂上吆三喝四，这时候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邪劲，我径直撞过去，大队书记被绊倒在水田里。这个家伙爬起来，抽了我几个耳光。当时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美滋滋的。这是我成长经历中第一次向权威发起挑战，尽管我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似乎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是对于民主和平等的渴望，是对于家长制独裁的宣战。这颗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藏起来，却并没有随着身体的长大而萌芽。许多年之后，我突然发现，“60后”农民渴望民主，但是同样喜欢独裁。这是怎样的成长变迁呢？在时光的流逝中，一切幼小的没有成形的东西都可能改变，而不变的则是如基因一样遗传在人们身体里的人治传统。
在父亲黯然神伤的日子里，人们守着自家的承包地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小规模经营不可能带来大的收益。这个经验性的结论在农民负担渐长的背景下迫使“60后”农民疯狂起来，于是一场资源再分配的战斗悄然打响。1990年代初的几年是奠定村庄格局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与我同龄的小东以很低的价格获得了村里水库的承包权。他把全家带进山里，在水库的周围盖了猪场，搞起了立体养殖。而许许多多在土地上找不到活路的人则纷纷外出谋生，还有不少人贷款买汽车跑运输，也有一些人在自家的田地里盖起了猪栏。这样一折腾土地又金贵起来，于是随着人口的变迁，土地的调整又在不断地进行。
作为外来户的姑夫被村里人欺负之后，廉价变卖了家产，在199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和我们告别，拖儿带女离开村庄。姑夫与我同龄，在人民公社时期，随家庭迁入村庄，后来娶了我姑母为妻，仍然落户在村庄。但是在这个血缘脉络清晰的大村庄里，一个外来户是不可能享有公平的，一架打过之后姑夫便丧失了继续在村庄居住的信心。幸运的是，数年之后，姑夫以82万元的身价重回村庄创业，他廉价租赁了村庄的一块荒山，并在荒山上建起了一个现代化养猪场，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以巨大的财富在这个族居的村庄里要回了一个外来户的尊严。
在传统村庄社会，有两样东西永远是立身的根本，一样是人，一样是钱，到现在村庄社会依然丝毫没有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姑夫的猪场不断做大，改变了村庄的养殖传统，原来一家一户的养殖规模在市场的作用下，竟在这一两年之内悄然退出，一些小的猪场几经风浪关门的也不少，市场的神奇伟力让农民品尝到市场的残酷和规模经营的价值。
小东的发展丝毫也不逊色，尽管他养猪的规模不及姑夫，但是他养鱼的效益却十分可观。21世纪到来的时候，小东被推上了支部书记的岗位。一个“60后”农民当上村书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谁曾想就是这个人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发展格局。当农民种田亏本的时候，他瞄准时机，打着农业产业化的旗号，不管农民是否同意，挖掘机在村庄的田野上轰鸣，数百亩良田转瞬间被挖成了鱼塘。老一代农民望着曾经稔熟的土地变得面目全非心痛啊，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头呢？
当新农村建设的东风吹到农村的时候，这个“60后”狂人又拉开了大架势，近百亩土地被拿来规划建房，而原来的老村庄则几近荒废。拆的拆了，修的修了，村庄似乎齐整了，村庄似乎亮堂了，村庄里开始迎来一批一批官员，从县级直至国家部委，人们看到了这个村庄的外相，可谁仔细询问过村里人的感受？
此时的小东已经被一道道政治光环笼罩，他是全市十佳青年、优秀党支部书记，这些烫金证书让他变得忘乎所以。他承包的水库承担着全村数千亩土地的灌溉，可在几个干旱的年份因为用水和养殖发生矛盾，他居然申请到国家项目在村庄的田野上打了若干抗旱井，而他承包的水库只养殖不灌田。过去水库自灌省事省钱，现在抽水灌溉村民哪能愿意？灌溉井基本不被利用。人们不明白，这是谁在帮他？难道国家的钱就是这样用的么？村庄的人们几乎失去了种田的信心。小东干脆把村庄里剩下的土地拿去招商，引来了一个规模种植葡萄的老板。这一下村庄里的人们更傻眼了，失了业的人们开始在惶惶的择业中生活。
这些年我每次回家总有人跟我说起这些事，比如田被挖了塘，10年没有得过租金；比如田种了葡萄，看起来是被产业化了，但是好多年来老板都是亏本经营，亏的是国家的项目资金；比如村庄建房老百姓用的是自己的宅基地，现在做一栋房子却需要交1.7万元，也不知道村里把这些钱用到了哪里？村庄里的人们希望我能管管，事实上我跟镇里的领导也反映过，希望他们能够按照中央的政策引导村庄发展，然而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少数几个村民向上反映，据说上面也有人来调查，但每一次都是不了了之。村庄的人们明哲保身，集体失语，这是怎样的悲情？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在一些地方农村，农村民主政治给予我的印象大抵是一种说辞。在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如果村庄的非民意力量得到乡镇甚至县里的保护，那么村庄受到的伤害可能更加深重。在村庄记忆较弱、抗争性较差的村庄，如果有一个机制对村庄意志做一个相对准确的考量，如果有一种公平公正的力量能够主导其中，那么村庄的发展不至于走得太偏。我很怀念这种力量，而我们的村庄太需要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