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1990年代这个刻录人民公社印记，同时又充满时代色彩的“怪胎”，开始光耀中国大地。经过20多年的磨砺，南街已经建成共产主义雏形的农村社区。南街不同于同属豫中的刘庄，也不同于地处江阴的华西，论经济总量，它不如刘庄，也不如华西，但是它却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豫中大地树立了一个举国无双的村庄。它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步履发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涛中成长，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框架下，有如出墙的红杏光艳夺目，让人无限向往。很久以来，在我心中一直萌生着一个愿望，去河南看看南街。
庚寅十月，我站在南街红色广场上，举目四望，灰蒙蒙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平畴，独这一处真真地让人感到不一样的心动。在广场的正前方，毛泽东同志的汉白玉塑像安放在高高的底座上，塑像周围松柏簇拥，前后左右分别是镶嵌着马恩列斯头像的墙匾，两个身着“文革”时期军服的青年女子一动不动地站在主席的塑像前。在塑像的左右两边，悬挂着两幅巨大的广告牌，左边的一块有毛主席的讲话姿态像，牌上录着主席语录，只不过这些语录独具匠心，有主席关于“三农”的论断：“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还有主席关于崇高理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等方面的经典论述；另一边则是中外人士对毛主席的评价。而安装在右侧广告牌上的高音喇叭则不停地播放着1960、1970年代的歌曲，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浓郁地弥漫在这个村庄的空气里。南街人建造红色广场的初衷，无疑是向世人宣告他们奉行的主义，以及他们实践着的道路。
南街是真不一样的农村。说是农村，是因为南街过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村，有着豫中平原一样的农舍、一样的田地，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一样的农民。说是农村，是因为南街农民过去也有着和中国农民一样对土地的依赖，一样对生活的无奈，一样对于致富的迫切向往。说是农村，是因为现在的南街还留有三分之一约1000亩土地可供耕种，打下的麦子、种出的蔬菜足以让南街人自给。说不一样，是因为传统村庄的形态没有了。走进南街，一种城市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大的广场、大大的马路、大大的楼房、大大的学校、大大的工厂、大大的商场，在南北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大的门楼，上书“朝阳门”。站在朝阳门上举目远眺，门外仍然是一栋栋火柴盒式的建筑，小小的马路，小小的院落，小小的空地上生长着杂乱的树木，而门内则显摆着城市的气派，广场和道路奢侈地舒展，楼房以及工厂鳞次栉比，街上和广场上的人群穿梭不息。门里门外两重天。
行走在南街的大街小巷，已经感受不到农村的气息。过去住在农家小院的农民早已住进了单元房，村庄的老人们住进了有专业人员护理的老人公寓。在休闲的亭子里边，听到老人们扯着年代久远的闲话，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慵懒的幸福。街面上交易的人们如流动的云彩，一拨去了，一拨又来。一个两三千人的村子本该不会有这般热闹的街市，一定是工厂里招来的农民工壮大了南街的声势。村庄的外面有着南街的土地，豫中平原的土地本来就是大大的一块，而南街的土地在1990年代陆续回笼集体以后，田块就更为规整。传统农耕方式没有了，农民成了工人，村里的干部说，1000亩地也就70多个人侍候着，从播种到收获全部现代化作业，产量和效益都大大地提高了。机械化在南街的土地上高昂着主义的光辉，而让邻村羡慕的是南街的分配方式。不种地的有粮食配给，种地的拿着工资，享受着南街相同的福利。
南街也是不一样的村镇。在南街的建筑物上随处可见红漆书写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对于1940年代、1950年代甚至年轻一些的1960年代的人们耳熟能详，诸如“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要想进步永远学毛著，要想成长永远跟党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只为集体造金山，不图个人半块砖”“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等等，比比皆是。红色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1960、1970年代流行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的话儿永不忘》等红色歌曲。据村干部讲，广场建成至今10多年从未间断。这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对于无法抗拒现代流行歌曲的南街年青一代，听着这些老得掉渣的歌曲，心中会生出怎样的一种情怀？更有意思的是，南街的报纸仍然保持着“文革”时的做派，每期报纸的报眼上都赫然摆放着一条毛主席语录，就连巨幅宣传画，南街人也仍然保守着“文革”时期的艺术样式。这些曾一度让人们厌恶的形式，没有破坏南街颇为现代的风格，倒像一枝枝风格若拙的奇葩，彰显着村庄的灵魂。
南街所处的地域并非老区，这一地区红色文化底蕴似乎并不深厚，可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王宏斌，带着他的村民们硬是缔造了一个散发着浓郁红色文化的红色村庄。我所景仰的也是这个。在南街的一面墙上书写着鲁迅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只不过在鲁迅名言的前面，加进了南街人对于路的理解：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南街的领路人不仅有个性，而且有胆识和勇气。我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超过10年，我在没人践踏的地方作过探索，可都是局部的，但在村庄社会的构建上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我曾经苦苦寻觅树立村庄的路径，却始终未能超越现行的意识形态。在南街的画册上，我看到很多高级领导人到过南街，但是南街模式并没有被封杀，而且南街的领路人王宏斌还是几届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在与村干部的闲聊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样的形式，群众赞成，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社会安定和谐，农村政权能够牢牢掌握在党组织手中，这就够了。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
在南街的食堂里，我享受着人民公社式的伙食。“红卫兵”打扮的服务员忙碌在偌大的饭堂，只不过伙食费并不便宜。我玩笑着说，南街的共产主义并不对外，而华西的资本主义却在中国贫富倾斜的版图上到处闪烁着社会主义人性的光辉。我的这个玩笑丝毫没有嘲弄南街的意思。我在想，南街并不强大，南街坚守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仍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搏杀出足以让南街骄傲的财富。我在想，以南街的实践，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统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在浅层次上也许还行，但深层次能行吗？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民思想深处到底跃动着什么样的暗流？
南街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按劳分配逐步被消灭，按需分配逐步被加强，处处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芒，然而这光芒是否也泯灭了创造的火花？按需分配虽然诱人，可是在物质条件还不是十分丰富的前提下，人们的欲望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吗？
南街一日，我没有办法与南街的村民进行必要的沟通，但是我想这些问题南街是切实存在的。南街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村庄，南街人需要同周边小社会融合，需要同中国大社会融合，那么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超越时空吗？这对于深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南街掌门人时刻都是一种挑战。体制机制可以是死的，但是人永远是活的。正如南街党办雷主任所言，关键是建设一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农民。可是新农民就这么容易造就吗？不停顿地播放红色歌曲在农民的教育中真的非常重要吗？农民的觉悟能够跟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下去吗？
南街跟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甚至更为复杂，它地处县城郊区，杂居着回、汉两个民族。人们对于集体化的向往并不是南街掌门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同样表现出了无比的眷恋。是南街工业的利润填充了南街的欲望，这才让千百年来依恋土地的人们放弃土地，加入到集体化的阵营。所以我想，没有政策以及政策之外的利益，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不了的。所谓觉悟了的农民，是在公平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升华，当实现公平的机制没有建立或者建立之后又被破坏时，农民的觉悟只能停留在为生计奔波的轨道上。所以我想，南街的成功，最根本的是建立了一个保证公平的机制，似乎与意识形态无关。
南街有自己的图腾。在南街的很多地方挂着他们的村徽，麦穗与工业齿轮结合在南街的土地上，希望的大门就敞开了，这是南街的图腾。在1980、1990年代，南街人靠着泥蛋儿（砖瓦窑厂）和面蛋儿（面粉厂）起家，逐步做起了26家企业，正是这些企业成就了南街人的乌托邦之梦。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在今天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南街人的乌托邦梦想就仍有可能破灭，因为南街人“按需分配”的大厦就建立在这26家企业之上，企业崩塌，南街人的乌托邦梦想就会随之崩塌。我想这样的乌托邦还是很悬。因为热爱，因为景仰，我真的为南街担着心。
事实上，南街已经潜伏着危机。南街至今没有一家企业上市，不是他们的企业实力不够，根本问题还是所有制。2008年的《瞭望》杂志报道，南街试图让他们的企业集团上市，但是他们无法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掌门人王宏斌召集会议决定，从有利于股份制改造的需要出发，把企业51%以上的股份放在几个村干部名下，然后向村民发表声明，说股份的安排是为了上市的需要，南街企业的所有股份为全体村民共同拥有，但村民不答应，王宏斌也没辙。我想这是南街的结，在全国大的体制机制背景下，解开这个结，不仅考验南街领路人的智慧，而且更需要南街村民的觉悟。这个结解不开，南街企业要想谋求大的发展空间似无可能。假若有一天南街只剩下一个装不下共产主义灵魂的壳，那么南街的路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南街在中国独一无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帅了南街两三千人，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统帅中国七八亿甚至更多的农民吗？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不会因为有了南街而改变中国农村，如是，那么南街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但是不管怎样讲，南街模式让南街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够了。如果农村的精英们都能有南街王宏斌的境界，如果中国的农民都能有南街农民的觉悟，那么中国的农村就会在中国的版图上熠熠生辉，而中国的强大就是真正的强大。所以我还是要祝福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