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性格刚烈，秉性善良，心眼实在，活干得好，又舍得出力。他的大半生交给了生产队，最后的10年他把他交给了自己，试图在土里种出金子来，但是他未能如愿。忧郁中患上严重的胃炎，去县城医院抓药，路上遭遇车祸，不幸罹难。
父亲罹难的时候，距离农村生产责任制刚好10年。赣中那个县分田到户比周边县都晚，据说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一个从大队书记上来的农村干部，他对人民公社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对于分田到户一直心存顾虑，所以总拖着。到了1982年的时候再也顶不住了，春节前后，底下按照他和县委的指示，点着人头就把田分了。这一年7月我参加高考，双抢结束后去教育局打探消息，得知以两分之差落榜。
1982年，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对于我们的村庄充满悬念。这一年是责任制的头一年，这一年的收入到底会是怎样的结果？而我，则是这个恢复高考之后没有一个人考取大学并且充满宿命的村庄里的焦点。作为本年度村庄里唯一的考生，会考出一个怎样的结果？人们怀着期待，在挥洒汗水的时光里等待所有的结果。对于我，情感的跌宕更是有如冲浪，一会儿被浪推往高处，一会儿又被浪打到低谷，最后竟被卷入漩涡，难以自拔。
老天帮忙，这一年的头开得顺当。夏禾未遇水涝，顺顺利利返青、分蘖、结穗、成熟，我家打下的谷子有7000多斤。谷子晒过之后，没等进自家的谷仓，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我把谷子装运到粮站。当时卖粮的次序是，先除去公粮，而后完成定购粮，剩下的才是议价粮。公粮是税粮，定购粮价格很低，大概每百斤9.8元，而议价粮每百斤好像是17元左右。我记得当时运到粮站去的谷子有5000多斤，除去公粮400多斤，定购粮1600多斤，卖的议价粮不到3000斤。父亲反复数着一沓厚厚的钞票，心情的愉悦已然写在脸上。其实，在结算窗口，票据是我接的，我约了总，就600来块钱。但在当时，一季能够有这样的收获，比生产队分红还是强过了许多。在生产队的时候，家里兄妹多，就父母两个劳动力，虽然星期天和寒暑假我也给父母挣工分，但毕竟不是全劳力，积分不多，对家庭帮助不大。到年终分红的时候，一年也就几百元红利。在日子艰难的时候，父亲曾经一度想中断我的学业。上高中的头一年开学，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才把给我开学的七块五毛钱扔在地上。我把钱捡起来，丝毫没有委屈，反而多了一分愧疚，而心里的庆幸犹如春芽一般欣然。那时候，我在心里发誓要离开村庄。可是，现在尘埃落定，我似乎无路可走。从粮站回来的路上，我听着父亲兴奋地描述1983年的光景。父亲说，你没考上，就帮着我种田吧。我无话可说。经过双抢的暴晒，我两只手开始脱皮。我无言地擦拭着，如抚慰我受伤的心灵，黑的手被我弄得通红。
母亲张罗着请大队干部吃饭，请求他们批准我做民办老师。这一顿饭是怎么吃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像我远远地走开了。回来的时候，母亲很是高兴，像是办了一件大事，告诉我，大队已经同意我做民办老师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想着教学生1 1=2的生活，很是失望。母亲大我19岁，我比这会儿还在蹒跚学步的最小的弟弟大13岁。母亲对于我的安排，似乎超出了一个农村文盲女性的能力，她始终希望我做人上人。在她心里，没有了村庄人们对于生活艰难的磋砣就是人上人；在她看来，民办老师无疑也是人上人。可我不能领情，在临近开学的时候，我离开了充满宿命的村庄，朝着那个实现我理想的地方奔去。
1983年当父亲重复一次数钞过程的时候，我的梦想也实现了。人们给予我的褒扬让我疲惫的神经变得亢奋，我意识到，我的价值似乎不在考取多好的学校，而是给村庄宿命一个回击，然后让村庄树立信心。在一个很阳光的日子，我直接上了经过村庄的班车，一个人离开了村庄。我把亲戚们赏给我的五元十元悉数带走，把所有的苦难全部留下。可是，我不知道命运却始终把我拴在了村庄，我不能摆脱村庄赐予我的血缘，我无法舍弃村庄为我准备的磨砺。
对于我的高中父亲还是相当的高兴，似乎他用血汗换来的钱没有白花，似乎他的责任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卸下一些由我承担。他曾来过学校看我，问我缺钱不？我那时每月有23元补贴，用这点钱勉强可以凑合，不好意思再给家里添负担。到了我毕业的时候，父亲居然动手盖房，而我参加工作时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棉被一张席子一件毛衣和几件换洗的单衣。对于家里建房我很是意外，分田才四年父亲就积攒了盖房的钱，真是不容易。下半年，我分配工作了，又有工资收入，家里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些。
如我所料，我参加工作后的几年，农村的形势总体朝着好的方向发展。1987年后的几年，稻谷的价格开始有了一些提高，而关键是售粮的渠道增多了，粮贩们游弋于政策和市场的缝隙里，而农民则在粮贩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家里的年收入增了不少，黑白电视机这样的奢侈品也买回了家。但毕竟兄妹多，读书的开支比先前大了许多。妹妹不知是体谅家里的困难，还是怕读书吃苦，初中毕业最先辍学。接着，大弟弟初中尚未毕业就辍学。他告诉我的理由是他和老三同班，两个人同时读家里负担不起，而且家里也需要劳力。小小年纪说的话十分懂事，我劝了几句还是没用。1990年代开始的时候，卖粮难的问题显现出来了，谷贱伤农，原先一门心思要在土地上种出金子来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精神头，老说胃痛。1991年除夕，五十出头的父亲似乎有些不对劲，长期以来把持关门和开门权力的他，把权力交给了我，自己则早早地上了床，全家人都为他担着心。这时候我已经有了儿子，而妹妹也出嫁了。
春节过完了，我带着妻儿去上班，老三继续上高二。下半年三弟正读高三，父亲突遭车祸罹难，这给全家的打击特别大。那时候，大弟弟在外学木匠，老四小学还没毕业，而老三正面临高考的关键时刻。我看着家里头一帮老小，心里的担忧超过了难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这突然的变故。按照农村的习惯，父亲死在外面，灵堂只能设在村外。入殓之前，亲戚们不准我近前，但我执意要尽人子之责。我细心地给父亲擦拭创伤，一遍一遍地责备着自己。我曾要父亲来我工作的县城看病，检查之后说是萎缩性胃炎，医生为他开了一些药。他住在我们两居室的小房子里，而妻子的怨声明显让父亲感到了压力。他坚持要走，而我并未做出强留的举动。如果当时我坚持把父亲留下来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也许悲剧就可以避免。为父亲穿寿衣的时候，我茫然地告诉父亲，请他放心。实际上我又怎能让他放心？
多少年来，我一直为着这事在心中忏悔；多少次，我在父亲的坟前，告诉父亲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不易。纵然离开了农村，娶了城里的妻子，但是在小小的家庭里，在心灵的两端同样有着城乡的距离。当农村的苦难需要城里人来付出的时候，她不会自愿自觉，而我又怎能要求她一起来分担？也许我对小家的维护过于小心，而失去为人子的孝道，尽管我的收入微薄，没有积蓄，住房也不宽裕，但是我仍然找不到宽恕自己的理由。
这是村庄给予我一生的忏悔。
父亲的早逝对老三无异于晴天霹雳，所以我为他担心，结果第二年果然落榜。母亲十分坚强，父亲在的时候，她用不着犁田耙地，现在父亲没了，她也慌了神。祖父这时候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学木匠的老二被召回，跟着爷爷学犁田耙地的活。这一年的春节，我回来了，给老二盖了一排猪栏，爷爷的木匠活派上了用场，老人家站在猪栏的墙上，不时颤动着，让我心里一惊一惊。这一年村庄里盖了许多猪栏，老二这一年刚过17岁，生活让他独自承担，的确很残酷。因为有赣中南开发项目的扶助贷款，所以养猪的规模都在200头以上。老二忙了，田地里的活又丢给了母亲，犁田耙地这样的活，她过去并未做过，而现在她都承担了，除了双抢的时候我和妹妹、妹夫都回去帮忙，日常的管理都交给了母亲。1994年老三如愿上了大学，母亲十分欣慰，不仅种着田，还另外在厨房的猪栏里养了一些猪，我知道她是要给老三赚学费。而老四似乎也懂事了，书不再念了，邀了一个伴跑到广东中山去打工，钱没赚到，连回来的路费也没有了，倒是让我寄钱去把人弄回来。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老三在1998年大学毕业之后，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这时候母亲的头发却全白了。五六年来，她坚守着她的儿女，独自承担着所有的苦痛和辛劳。在这几年里，奶奶和爷爷相继辞世，这两位老人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过早离世，肯定还会更长寿，而他们走的时候，都没能够心安地离去，因为他们的心里放不下这个家庭。
奶奶过世后，爷爷把他的家底全数拿出来给我看，是一沓存单，可能是怕遗失，爷爷叫我记下，我便当着爷爷的面记下了。爷爷的存单：1993年9月16日存600元3年期，1995年4月16日存200元1年期，1995年4月27日存200元1年期，1995年4月27日存900元1年期，1995年4月27日存400元1年期，1995年5月11日存100元1年期，1995年6月20日存100元1年期，1995年7月22日存100元1年期，1995年7月22日存200元1年期，1995年11月16日存300元1年期，1995年12月6日存350元1年期，1996年3月4日存400元1年期，合计13笔4150元。爷爷过世的时候，我不记得曾经有过的这个细节，后来的某一天不经意翻出来当时的记录，看着看着我就流泪了。我想这不仅是一份遗产清单，而且是一张农民财富积累的线路图，透过这张线路图世人可以读到怎样的辛酸？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年的农村尽管负担重了一些，但养殖规模化仍然处在刚刚起步的状态，这才为老二提供了一些发展空间。那几年，他居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娶妻生子，这是怎样的奇迹，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又是何等的了不起。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母亲的坚强和吃苦，如果农村从一开始就挤占了弱者的发展空间，如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不知道会怎样。
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农村的发展悄悄地引发了一波大的洗牌。因为种田亏本，人们才挖塘养鱼，因为负担重，一些人干脆丢了田地，向更大规模养殖进军。老二的猪场撑不下去了，嚷嚷着要买车搞运输。在这之前，老四也向兄妹凑了些钱买了小四轮，但是生意并不怎样。看着人家开大货车，心里痒痒的。那时候的租车公司不知有多跑火，花几万元首付，就可以开回来一辆八轮大货车，兄弟俩凑了些钱，把身心都交给了运输。每个月净收入，先交了公司的借款和利息，总不见有大的落项，运气不好，还老能碰上炸胎之类的麻烦，开了好几年，汽车由新变旧，而积蓄却不见长。弟弟们知道，可能这些年就赚了些养家糊口的钱，如果再不卖了车，就要亏本了。车卖了，可村庄已经容不下他们了。就在他们在运输线上奔波的过程中，村庄里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先前属于自己的承包地大部分都让人给包了，搞起了产业化经营。
弟弟们失业，村庄里如他们同样命运的大有人在。母亲可以在“产业化”的葡萄架下做点事，一天赚20多元钱，可年轻人不能指着这一日20多元养家糊口啊。没成家的小年轻都不在村庄，妇女们带着儿孙悠然自得，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则轻闲在村庄里，很少的田地已经不再需要他们出力了。这样一种状态，让我十分忧心，同时也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农村到底怎么啦？我们在提倡什么？又干了什么？这才让许多许多的农民失业。
几十年没和牛打交道，但骑牛的感觉让我记忆犹新。在我还没牛背高的时候，我可以两手撑在牛背上，用力跳上牛背，坐在牛背上慢腾腾地走，想快也快不了，除非牛受了刺激，不然，就算抽它也至多快几步却又慢了下来。骑牛很稳当，不用担心摔下来。现在的村庄如骑牛，看似逍遥，其实深层次问题很多。土地承包经营20年之后，农村问题得到了一个大的梳理，现在乡村问题又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如果不能给予足够的警惕和关注，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乡村问题20年有一个轮回？从税改至今已经过去差不多10年，当下一次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是否还会是过去的况味？
我有10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2011年春节，因为最小的弟弟做了房子，从老屋搬出去，老屋里只剩下母亲，我怕老人寂寞，和三弟相约回家过春节。照例年饭还是由我来做，可是这顿饭做得让我无比感慨。除了鸡是自家养的，几乎所有的菜都是市场上买的，母亲图便宜，买回家的辣椒红得光亮，我一看就知道是浸染过的，用水泡过，水居然变红了。过去辣椒等蔬菜都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不仅新鲜，而且品种也多，用起来方便，吃起来放心。可眼下做这顿饭着实让我为难，母亲或许是为省钱，买的菜品种少，佐料更是不齐，我将就着把菜做好，等上了桌已经没有食欲了。
这个春节我在家前后呆了三天，与我先前看到的春节大不相同。母亲烧香拜菩萨一如从前般虔诚，其他的习俗人们似乎不太遵守，因而春节不再特别的热闹。这个春节持续天晴，大年初一，不少人搬出桌椅板凳在阳光下搓麻。我心里想，这还是我的农村老家吗？整个的，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形容，真的为家乡的亲人们担着心。未来很长，他们的生活还会有怎样的转机呢？
很难说。但是，有几个经验性的反思似乎可以写下来，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未来的道路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直畅。如果产业化不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又不能为更多失业的农民谋求稳定的就业，那么其意义在哪里？自然，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可以减少农民，也可以提高效益，然而，效益应该分配到哪里去？如果产业化实现的只是效益个别化，并没有普惠性，那么宁慢勿快。如果农业效率的提高要以农村社会矛盾加剧为代价，那么效率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对于现在正骑在牛背上的村庄里的人们，可以看不到危机，但是宏观决策者们应该懂得，如果规模化经营失去控制，等于是污染集中化，村庄固有的自净力将被解除。如此，农村的问题是多了还是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