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预言家，我无法预知100年后的世界，正如1911年至今的100年，如果有人能够意料到今天的局面，那么在这100年当中，不知道可以减少多少失误，少走多少弯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发展日新月异，100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深邃的历史时空中寻找线索。但是，对许多人而言，谁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之所以写下这个命题，无疑是回击“灭村”论者，我要告诉热衷于“灭村”的人们，人们可以改变村庄的形态，却不能消灭村庄。
对于村庄，我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出的一个观点，食物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以土地为中心的村庄形态将永远不会被消灭。或许也可以说，只要食物的生产方式不改变，村庄的形态就一定会散落在中国的版图上。
村庄的生存繁衍方式，带着人类原始的体温从懵懂时代一直走来，当人类还处在幼小的时代时，村庄无疑是最伟大的创举，最温馨的家园。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战争的乌云驱赶着人们不断地迁徙，不管是多么偏僻的地方，只要有土地可供种植，有水源可供灌溉，就具备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会有迁徙的人们停驻，哪怕是一家人也会在时光流逝中繁衍出一个村庄。所以，村庄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轴心打造出来的族居群落，是刻录人类农耕纪元从启蒙走向繁荣的一个个活的物证。这里有村庄几千年的传统，有无数村庄祖先点点滴滴积攒起来的文化，包括村庄的习惯，甚至图腾。对于这样坚固的族居群落怎么可能说灭就灭了呢？
人们对于村庄的态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也把人居的价值定位在城市。城是什么？中国最早的城也不过是巴掌大的地方，所以称之为城池。城是统治阶级的堡垒，军队是城池的灵魂，国家政权则是不事稼穑的人们对其版图实施统治的工具。自从有了手工业，有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物质交换，才有了市。城市的结合则是一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引领一个时代文明的前哨。生产力越是发展，需求越是多样化，人们的合作就更加频繁和紧密，这无疑给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假若给予人们充分的迁徙自由，那么城市的壮大不言而喻。可是，不要忘了，城市的美好也凝聚着村庄人们的血汗，假若给予村庄的人们独立发展的机会，包括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和市场交易自由，那么村庄还会是简陋和落后的吗？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会有如此之大吗？所以，我反对非自然力主宰城市和村庄。
对于城市和村庄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在相同的政策安排下，人们很难作出同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制度的二元把城乡人为分割，并使城乡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不可能使村庄的人们对于城市有着如此执著的向往。然而，向往是一回事，村庄的人们能不能在城市生存又是一回事。政策的惯性越往前跑，城市对于村庄就越是显得伟岸坚挺，大多数村庄的人们也许可以凭力气在城市找到一条收入来源的渠道，但是他们无福享受城市的繁华。所以，村庄依然还会存在，村庄的人们还会在城市与村庄之间来回迁徙，就像是燕子，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筑巢与繁衍的梦想。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中国如此之多的人口，而中国的版图与人口并不匹配，以不是最大的版图承载最多的人口，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考验中国的难题。在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客观上是传统村庄帮了忙，村庄在承载人口中发挥的作用无与伦比。不然，中国怎么可能用占世界7%的土地去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其实，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村庄，西方工业文明比我们早了上百年，不是还有村庄吗？我们的工业文明时代才刚刚开启，有什么理由就要“灭村”？纵然是规模化生产的农场，同样住着许多农业工人，其人居形态不也是一种村庄范式吗？对于没有条件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山区和丘陵，难道还会有比村庄更好的人居形态吗？而处于中国这样的国情，有什么理由非要把“灭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呢？
翻开人类文明的纪元，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力量可以毁灭村庄，但这只是暂时的。在人类历史上，人们茹毛饮血修复过多少被自然力量摧毁的村庄，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重建家园的史诗。让我们无比欣慰的是，自然力量并没有消灭村庄。或许只有一种力量可以消灭村庄，正如时下被行政力“围剿”着的村庄。可是，人类本身真的有必要消灭村庄吗？中国的城市真的有必要做得大而又大吗？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不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吗？
今天人们津津乐道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不发达地区人们苦心孤诣营造一种去农耕化的假象，似乎一个地方文明的标志决定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而并非是消费的水平和能力。在工业化前期的官方语境中，在追赶工业化的步骤中，人们可以用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营筑城市的繁荣，而对于大片大片的农村疆域似乎可以视而不见。实际上，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地位决定于县，而在县这个层面早已颠覆了中国农业大国的地位。
不要以为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就树立了工业文明的标志；不要以为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就有了花团锦簇的社会生态；更不要以为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超过了第一产业，就可以忘乎所以地托管第一产业。哪一种特质的文明主宰社会潮流都是城市的作为，在县级层面上始终低迷着农耕的情调。
动摇的是信念，是村庄的人们对于土地的眷顾。村庄里的人们等待得太久、太苦，而土地始终没有回报他们的热情与虔诚。在与自然搏击、与市场搏击的岁月里，在锅碗瓢勺叮叮当当的记忆里，再没有人相信土地能够给他们带来富裕和幸福。人们可以携着时光在城市和村庄之间迁徙，让机会和运气、快乐与悲苦写在迁徙的脚下，却不能把质朴的耐性和传统的坚守植入土地的胸膛。
破碎的是心灵，是村庄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操守。不知道在中国的村庄里还有没有人与土地作心灵的对话，往昔给土地积肥的人们如童话一般悄然逝去，这是秋季收获之后，在冬天里，人们对于土地的一次最隆重的慰问，现在这种农耕文化的盛典只能从历史流逝的时光中寻找了。冬季的土地袒露胸膛，没有一丝悬念。在无人的田野上，北风从土地上刮过，诉说着土地冻裂的悲凉。土地在化肥中浸泡太久，农药从作物的叶和茎干上流落土地，土地承受了太多的污染，灵魂里甘甜的品质早已失散。人们在草率的耕耘中收获，没有丝毫惊喜的表情。
尽管人们知道土地仍然是他们最后的依靠，当他们累了倦了结束迁徙的时候，村庄仍然是他们温馨的家园，但是土地还能承载他们的繁衍之舟继续航行吗？土地是村庄人们最忠实的伴侣，在漫长的农耕岁月，村庄里的人们用虔诚的姿态呵护土地，留下过数不清的心灵赞歌，这是人们心中的图腾啊，可今天的人们却肆意把他们心中的图腾踩在脚下，是什么样的情结造就了这样一种非人文精神？事农的操守不再为村庄的人们坚守，农耕的魂魄早已被城市诱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土地可以吸纳种子，却不能让种子萌芽。
浮躁代替了镇定，草率代替了细致，有多少恒定的心植入土地？这时候，村庄里还剩下什么呢？难道我们真的要向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作最后的诀别吗？能不能有一种精神支撑农业，这种精神的内核是包容，是对于城市和村庄以同样的人文精神去扶持的行动。呵护村庄就是呵护城市，呵护村庄就是呵护人类。对于城市的人们，这个道理甚至可以简单到只关注人类未来生存的食物。想想吧，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尚且需要把粮食安全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城乡两极贫富悬殊的国家？1960年代初，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过多少人？其惨烈仍然留在国人的记忆中。在国门打开的今天，如果再发生这样大范围时间持久的自然灾害，以我国现在的实力，也许不会再有饿死人的惨剧发生，但是因为食物被侵略的惨烈程度不会亚于国门紧闭的那个时期。真有这种时候，那么，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因此失去重量和光彩。对于国家而言，这是生死关，过不去这个关，谈发展还有意思吗？
村庄作为食物生产的基地，需要在价值上受到尊重。作为大宗农产品的粮食，其价格多少年来一直在一个较为恒定的水平上徘徊，不管工业品价格表现怎样的涨势，粮食的价格却不见增长。与国际粮价比，国内粮价涨幅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谁都知道，粮食产品的价值在高端，而粮食生产者获得的利润则少得可怜，处在高端的粮食加工企业不可能与农民分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有另一种作为，通过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让农民至少获得粮食的平均利润。至于其他农产品，当城市居民偶感不适，国家调控的剑锋就首先指向它，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城市为什么不能为农民、为农业作点贡献呢？不要说这种贡献还在自由市场的范畴之内。
土地是食物的母亲，它不知疲倦地为人类生产食物，用最甘美的营养培育果实，我们没有理由让土地在污染中慢慢老去。谁能说土地没有灵性呢？它同样需要受到心灵的呵护。如果村庄的人们因为得不到价值上的起码尊重，而忽略对土地的呵护，那么，危机总有一天会来临。
一些人谈起农业总是津津乐道于规模化生产，总是埋怨土地流转的速度太慢。在这些人的眼中，关注的只是农业的组织形态，而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生存状态。谁都知道只有规模化才能改造传统农业，但很少问为什么要改造传统农业。如果说农民的土地被规模化经营，而国家既不能为其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又不能给予充分的社会保障，那么农民就不能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获得切实的利益，并且还将丧失增收的最后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可能还有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纵然在行政力量介入的前提下，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地草率地奉献出来，那么农民的未来生存会怎样？无论哪一级的决策者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什么条件下，农民愿意被规模化？毫无疑问是规模经营的效益能够共享。因此，保持土地资本运作的独立性，减少行政干预对于农民利益的侵害，是这一阶段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