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指保留农民身份去城市或工厂干活的人。这个词条可以解释为非农非工，也可以解释为亦农亦工。它是一种身份的复合，却又不是身份。在这个世界上，但凡解释不清的东西都很无奈，农民工也是。分田到户后，农村劳动力富余，有向城市出让的需求，这时候，工业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渴望，为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村庄里的农民工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他们走了，留下不完整的村庄，也带走了属于村庄的饱满的梦想。如我者，乡村干部则成了村庄的守护者。山上起火，乡村干部是扑火的主力；水库涨水，乡村干部是防汛的主力；村庄闹纠纷，乡村干部是和事老。走过路过村庄，看着村庄从饱满变得空荡，看着想念父母的孩子慢慢长大，看着挂念儿女的父母慢慢变老，看着守望土地的村庄一点点颓败又一点点新生，而村庄的模样仿佛早已从弥漫乡愁的情绪中镇定，散漫着纷乱的热力。正如村庄的互助时代，把自家的牛赶进互助组的牛栏，就意味着一个充满了仁爱的时代开始了；正如村庄的人民公社时代，把土改分给自家的土地交给生产队，就意味着共产的时代开始了。村庄的农民工时代则是把土地视如烂袄扔在村庄。帷幕拉开，它能开启村庄的什么时代呢？
是村庄的土地装不下他们的青春和热情？是村庄的土地里深埋着他们的失望和沮丧？是城市的繁华引领他们走向冒险的天堂？从村庄到城市，从城市到村庄，来来回回的路上走过了几代农民工的足迹。第一代农民工回到了村庄，第二代农民工又上路了，现在的“90后”应该算是农民工的第三代。当这些人把青春和热情耗尽，不再为城市需要的时候，守望土地的村庄里就会再次出现他们的身影，而这个时候被他们视如烂袄的土地还是自己的吗？对于村庄的土地我始终深怀着悲悯，我可以歌颂我对于土地的浪漫情怀，也可以宣扬我对于土地的理性思考，但我始终没有力量拨正农村土地乱象。如我者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村庄里的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和空间、宏观和微观把村庄的历史写得血肉丰满。现在需要我们顺着来时的路看看走过的每一个足迹，并从中获得一些必要的警示。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村庄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上路了，他们没有拖家带口的烦恼，轻轻松松转战在城市的工厂和工地。1980年代后期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看到村庄里的青壮年基本还在，只有少数“超生游击队”躲到城里去了，一边寻找生存的条件，一边寻找繁衍的栖所。那时候，村庄里的人们种地养猪，有能耐的兼带做点生意，生活比大锅饭时期的确好了很多。到了1990年代，农民对于土地似乎不再拥有热情，谷贱加“白条”，负担又日益加重，种田不但赚不了钱而且还可能亏本。对这一时期的农民而言，没有比进城打工更好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在农民工的大军中不再只是小伙子、小姑娘，他们可能是拖家带口的一大家，也可能是把孩子交给村庄、交给父母的夫妻，也可能是把家扔在村庄的男人或女人，村庄里的很多土地因此撂荒。可是和尚走了庙还在，儿子走了老子还在，他们欠着的农业税以及统筹提留款，乡村干部岂能轻易放过？外出打工的人没办法，只得托人情，把自家田地白白送人耕种，接受土地的人不仅要为其缴纳农业税，而且还得顶下摊在田亩上的乡统筹、村提留，这个人情不小。进入21世纪以后，村庄里的情况又有了改变，税改把税费打包，农民负担轻了不少，有人陆续回到村庄要回自己的承包地。2006年，国家给农民不仅免了税，而且还给种田农民发放直补，土地的前途又被政策拉得无比宽广，可是村庄里的麻烦事也跟着来了。
2006年春节刚过，镇机关的院子里又热闹了起来，刚上班的机关干部穿梭在楼道里，互致新春问候。这时候，院子里来了不少人，吵吵闹闹，一看就知道不是来拜年的。上前询问，访者是因为土地经营权起了纠纷，要求镇里给协调。这种事先前也有过，但元宵还没有过，就急着把纠纷闹到镇里来，在我的印象中倒是不多见。其实，无须访者多说，我心里大抵是清楚的，送地和受地的双方之所以闹起纠纷无疑是冲着直补来的。纠纷的双方心知肚明，只是都不明说。送地的说，当年我出去打工，没法种田，把土地交给你暂管，现在我工没得打了，你就必须把土地还给我经营。受地的说，当初你求着我帮你种田，我替你缴了那么多年的税费，现在税费刚免，你就急着要回土地，我这些年的付出不是白费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纠纷简单，处理起来还真是不易。
我一直认为，农村这类土地托管应该视为无契约流转，这样处理起来就有法可依。我找了分管领导沟通，共同商量了处理意见：一、口头契约有流转年限的按契约年限到期收回经营权；二、口头契约没有流转年限的，流转的一方要求收回经营权的，镇里应该支持；三、考虑到受让双方是特殊情况下的流转行为，镇政府应该做好双方工作，尽可能使双方在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四、对调解不服的，主张权利的一方可上诉法院判决执行。有了这四个原则，我们给双方都做了一些工作，这起纠纷很快就得到了调解。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有这类纠纷闹到镇里来，我心里便打起了鼓。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村到底有多少承包地被口头流转了？我交代相关人员，凡此一类纠纷直接由我处理。当时，我似乎有一种感觉，土地可能还是农民工时代村庄里无法抹去的痛，它不会如农民工工资那样引起外界的格外关注，也不会像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那样具体，更不会如农民工性问题那样尖锐，但它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村庄的长期稳定。我想对此类纠纷做一些分析，并从中得出一些经验性的判断。
没有想到的是还有更棘手的在后头。这一天某村村支部书记带来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人，村书记先说，前几年他追着我替他家15亩承包地找人种，正好全省搞深山区移民，他家15亩地有了市场，两户从深山区搬出来的移民接收了这15亩地。现在他听说不种地还能得钱，又要求分了他家地的移民给还土地。我问来人，情况属实吗？他回答说属实。我问他，如果国家的直补不是按田亩计发，而是按人头计发，你还会在乎让出经营权的土地吗？他不可置否。我又问，你的田地自愿让给别人了，而且这一回接受你经营权的还不是别人，而是深山区移民，他们到了你们村庄做了房子、落了户，你把分给他的田要了回来，他们怎么生存你想过没有？他说，我就是憋屈，一家人都憋屈，那些田地都是我家的承包地，如果不给他们，就是荒着，一年也有2000多块钱，这不是个小数目。我说，国家给钱你种地，你不种怎么可以得钱呢？他说，国家的钱是按田亩发的，你也不能扣。我说，我是不能扣，但你得老老实实种，而且得种好，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你懂吗？他说，不管懂不懂，我现在没田了，在外边也混不下去了，我也要生存啊。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做农民，什么情况下都得善待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你知道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土地是你委托村干部移交给移民的，现在我也不能赶人家走，你说对不对？他说，是我错了，但我的生存你也不能不管吧？我说，当然管，但我要考虑怎么来管。我答应他，到村庄里去调查后再说。
到野鸡坑村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坐在一起搓麻将。都快清明了，过去这个时节农村正大忙，犁田、下种一样都不能懈怠。现在村庄里的耕牛已不多见，村庄里的劳动力也紧张，少有家庭还做着传统的农活，大多数家庭把犁田、打耙、收割这样的活统统交给机械去做，老年人帮着看管孩子。其实村庄里的孩子也不多，小学二年级就住学，村庄里只有一些细细的毛崽子。房屋不少，人却没有了几个，除了过年那几天热闹热闹，一年过下来村庄里大致都很冷清。现在赣南一些地方工业发展很快，本来村庄里的人们可以就近找事做，赚点钱，但是村庄里的人还是喜欢去远处看世界。
野鸡坑村是个不大的村子，30多户，房屋都建在一个山丘上，稀稀拉拉的。新近做的几栋还没有外装修，但里面还是做了简单的粉刷，有卫生间，水是自家井里用水泵抽上来的，估计也不常用，蹲盆里起了蜡黄的水垢，楼梯间放着尿桶，走近了有一股很浓的尿臊味。在移民家站了一会，三家代表就凑齐了，却不见村小组长来，一问才知道这个村小组多年没有组长，过去的组长打工去了，叫大家重新推选，推到谁谁也不愿意当。我先问，省里补助给移民的钱其中一部分是接受地的土地补偿，这钱是怎么分的？包村的村干部说，向来都是给土地承包人，过去电站移民也是。我问让地的那人，你得到钱了没？他说，得了。我说，这个事情你们觉得应该如何来处理呢？没有人应答。显然，他们是指望着我了。我说，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么我提一个方案供你们讨论：两户移民按照省里的标准得田，多得的土地交还原承包人经营，原承包人把多得的土地补偿款退还移民。大家就议，然后就吵，最后就互相让步。好在两户移民人口不多，不然原承包人就剩不下多少地了。
这个事处理妥当了，我又到多个村庄做了一些调查。农村分田后，土地经营权变更了多次，过去粮食好卖的时候，土地金贵，村庄里每有红白喜事，都会连着土地，东家是否要退出一个人的田，西家是否要进一个人的田是那个时候的村庄大事，人们对于土地的重视有如锁在箱子里的存折。后来种田不赚钱，土地如烂袄，唯恐弃之不及，土地经营权在村庄内部私自转移非常普遍，权属关系变得混乱，有些养殖户、种植户在这个时候很廉价地就能把一大块土地弄到自己的名下，任由自己摆弄。长期以来，由于土地所有权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地位不突出，所有权人对经营权人的监管失去政策支持，为这种私底下的承包权属转移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为严重的是，政策性迁徙实际上变相为农村土地买卖，尽管买方市场由政府提供，但是卖方市场的主体则变成了不具备产权资格的经营权人。这一点在政府征用农村土地的时候尤其明显，政策干脆把土地所有权人的补偿排斥在外。我把我的忧虑和镇村干部都说了，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些问题，不然若干年以后，村庄乱象就会因为土地变得错综复杂，难以收拾。
记者、学者、政治家都关注农民工，过去关注农民工工资，现在关注农民工性问题。富士康员工频发自杀事情之后，又开始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凡此种种，无疑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在我读过的关注农民工的文字当中，有城市视角下的农民工，也有农村视角下的农民工，不同视角揭示问题的本质都不同。我想，正确的方法应该以村庄为落脚点，从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层面上来关注村庄，这样才会使农民工问题离本质更近些。当然也可以有另一种思路，就是减少村庄，减少农民，甚至“消灭”村庄，“消灭”农民。但是我们不知道农民工这个打着中国改革开放烙印的词条，还要在时代的窗户上悬挂多久。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是开放时代的经济名词，也是改革时代的政治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