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的复杂情感与审美意识
林克欢①
由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59届学生共同策划，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焦晃艺术工作室联合制作、演出的《钦差大臣》（总导演陈明正），4月中旬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观众见面。这是一台风格朴实、制作精良的优秀舞台作品。这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系统训练的演员，台风严谨，功底深厚，焦晃扮演的来自彼得堡的下等文官赫列斯达柯夫，张先衡饰演的市长安东诺维奇，许守钦饰演的督学……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年过七十的焦晃，以略显做作的潇洒身姿与动作，演绎一位一言一行欠缺思虑、“态度诚恳”的大草包；张先衡则将一位狡猾精刮、暴戾伧俗的酷吏，演得活灵活现；许守钦在有限的出场中，以诚惶诚恐的神情与不由自主的轻微颤抖的形体动作，活画出一位昏聩、颓唐的庸官形象。他们将夸张的外部动作与细腻的内心感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又将形态各异的个性塑造融进彼此照应的整体场面之中，让作品的寓言色彩与形而上意味，借助乖戾荒诞、笑料横生的戏剧场面自然而然地呈露出来。
这样一台着力塑造鲜活人物形象、针砭结构性社会腐败的讽刺喜剧，在嬉闹、搞怪、无厘头泛滥成灾的今日剧界，成为不可多得的稀珍之物，其讽刺性不仅指向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也指向戏剧艺术自身。
我无意否认嬉闹、搞怪、无厘头的戏剧也偶有佳作，更无意主张一味所谓忠实于原著的因循守旧。搬演名著是与名著对话。你必须深入地了解原作，才有可能在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读解、阐释、戏仿或解构。否则动不动就将他人之作拆个七零八落，除了欠缺必要的尊重外，更暴露自己的轻狂与无知。
十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曾写道：“《钦差大臣》之所以经得起一读再读，不仅在于通过果戈理入木三分的描摹，呈现一个19世纪俄罗斯外省小城平庸的生活场景，揭示出大量充斥于生活中、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庸俗：以市长为首的官吏们的低下庸俗，他们的妻女的矫饰媚俗，商人们、士兵们的猥琐低俗……更在于戏剧场景所潜涵的形而上意蕴，以及极其夸张乃至荒诞不经的艺术品质。正是这一点，使《钦差大臣》传递出某种超脱于痛楚与悲愤之上的轻蔑态度，也正是这一点，拉近了果戈理的艺术世界与现代／后现代的审美距离。”①
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将果戈理作品的显著特点概括为：“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②这种掺杂着深切的悲哀和忧郁之感的喜剧性兴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与情感呢？
在《钦差大臣》全剧中，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事实上，无论剧作家本人和评论家们如何将赫列斯达柯夫称为“欺骗的本身”或“黑色的小丑”，他只不过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无论在旅馆中坐困愁城，还是在市长家养尊处优，他都不曾蓄意行骗。他只不过乘兴信口雌黄，借机捞点小财。然而，这样一个无所用心的小骗子，居然将一群为官多年、老奸巨猾的贪官污吏吓得魂不附体，其喜剧性完全建立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感之上。
从另一种角度说，与其说市长与他的狐群狗党是被赫列斯达柯夫吓坏了，莫若说他们是被自己吓破了胆。在《钦差大臣》中，笼罩在市长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气氛，既是真实的，可感知的；又是虚幻的，飘忽不定的。说它是真实的，可感知的，因为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系统中，它是下层官吏直面令人生畏的最高权力代表时那种大难临头的危机感；说它是虚幻的，飘忽不定的，因为这种心灵颤抖与紧张，是内心负罪的恶吏无法告解的病态焦虑。无所不在的恐惧是维持专制统治的至上法宝，人们出虚入实，遭遇恐惧，在异乎寻常的恐惧中丧失了日常的心智和胆识。果戈理的独创性在于把这一切都推向极端，他所要嘲弄与蔑视的，正是实施恐惧者的恐惧。
据我所知，在《钦差大臣》的演出史上，有两次演出较为趋近“恐惧的喜剧”这一主旨。
1927年，梅耶荷德在自己的剧院（梅耶荷德剧院）导演了《钦差大臣》。演出的整体空间构成是梅耶荷德本人亲自设计的：舞台的后景有一道由十一扇双开门组成的半圆形围墙，前端左右两侧还各有两扇门，几乎所有的演出都被压缩在舞台前端稍稍向前倾斜的小型车台及其附近的空间进行。
演出开始，舞台中央的房门无声地打开，一个小小的车台滑向舞台前端，强烈的灯光突然照亮一群围坐在圆桌旁的官吏。在长长的静场之后，身穿睡衣、面色惨白的市长，拖长声音向众人宣布“钦差大臣”到来这一惊人消息。所有官员被吓得东躲西藏、魂不附体。随后便是与结尾相呼应的僵住不动的哑场。
在“集体行贿”一场，赫列斯达柯夫背对观众而坐，十五个房门同时打开，从每一扇门里都走出一个颤颤巍巍的官员，每人手里捏着一个藏有卢布的纸包。所有官员像一群木偶活动着，赫列斯达柯夫机械地重复着接过一个个钱包的动作……①
在《钦差大臣》中，果戈理嘲讽的对象是以市长为首的官吏集团、他们的妻女、商人、士兵以及所有登场人物。剧中这个外省小城，是作为俄罗斯帝国，乃至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缩影出现的。梅耶荷德将人物行为木偶化，将整个行贿过程演化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例行仪式，从而将无所不在的恐怖与结构性腐败勾连起来，并以此来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溃烂。
2000年，著名导演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了新版《钦差大臣》。她和青年舞美设计家刘科栋，将位于东城北兵马司的“青艺小剧场”改造成舞台和观众席连成一体的共享空间。舞台正中和左右两侧深入观众席中的三架长长的楼梯，以及变成人物上下场通道的环绕剧场四周的灯架，将观众完全包围在其中。末场，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过后，前来宣布“从彼得堡前来的官员”召见众人的宪兵，从观众背后高高的楼梯上走下去，马靴碰触梯板的沉重声音传遍整个剧场，一声声都撞击在这群呆若木鸡的丑类的心头。这一声声沉实厚重的撞击声，突显、强化的正是僵化、呆立的群丑的恐惧心态。此时，高高悬挂在剧场墙壁一侧的果戈理雕像浸润在一片柔和的灯光中，剧场里响起抒情的俄罗斯民歌和三套马车飞奔在俄罗斯大地的马蹄声……所有这一切，你可看作陈这一代老导演已化为自身血肉的俄罗斯情结，也可看作一种舞台间离，一种复调处理，将果戈理作品中深潜不露的正面形象，作了动情的呈现。
在《钦差大臣》中，笑是复杂的，爱也是复杂的，轻蔑的嘲弄时常伴有忧郁的叹息。赫尔岑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是“现代俄国可怕的忏悔”。“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写过如此完备的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他嘴上带着嘲笑，毫无怜惜地穿透这些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角落。”①果戈理本人在逝世之后才出版的《作者自白》中写道：“如果要笑，那么最好要笑得有力并且确实去笑那种值得普遍嘲笑的事情。在《钦差大臣》里，我决心把我当时知道的俄国的一切丑恶，把在最需要人有正义感的地方和场合里所干出来的一切不义收拢到一起，对这一切统统予以嘲笑。”②《钦差大臣》的深刻性，不仅在其独特的冷峻与拒绝怜悯，而且在其深广的悲剧意味，及其他所预设的人所应有的高尚的正义感的存在。这也正是为什么果戈理要一再强调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物”存在。“这个正直高尚的人就是——笑。”③
尤涅斯库曾说：“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既然一切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那么，除了使人付之一笑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可能出现的反应呢？”①荒诞派剧作家一般都把世界的荒诞与人性的荒诞，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本体荒诞。然而彼得·布鲁克却别有见地地谈到他从贝克特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深藏不露的光明特质”和“对完美事物的向往”，“对此，你无法言诠分析”，“但它确实存在”……②
在我看来，看透世界与人性之荒诞者，无论其态度如何冷峻，心中必有希望在。这正是我认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其荒诞不经的艺术品质，其超脱于痛楚与悲愤之上的轻蔑态度，拉近了现代/后现代审美距离的原因。
①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
①林克欢：《经典的价值——写在〈钦差大臣〉重新上演的时候》，《人民日报》2000年4月29日。
②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①此段叙述参考下列资料：K.鲁德尼茨基：《梅耶荷德传》，童道明、郝一星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吴光耀：《探索新形式——记梅耶荷德的演出工作》，载《外国戏剧》1980年第4期。
①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
②《果戈理精品集·与友人书简选》，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②见《新喜剧演出散场记》的“最后独白”，《果戈理戏剧集》，白嗣宏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①尤涅斯库：《出发点》，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169页。
②见Benedit Nightingale，“A Beckettful of Light”The Times（《泰晤士报》），1997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