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原剧本第一场，市长气急败坏地把众人找来，给他们念信，布置防范。气氛非常紧张，一片惊慌。我们在苏联上世纪50年代初拍摄的电影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场戏。应当说，戏很闷。也许是文化不同，俄罗斯人听到会发笑的，中国人毫无可笑的感觉。陈明正导演根据剧本中慈善医院院长在赫列斯达柯夫面前告状的行为，察觉果戈理并未把这群贪官写成一个铁块，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争斗。于是在第一场中，导演依据人物逻辑修改原作，突出它们之间的相互指责与推诿：
[信扔在桌子上，走来走去……大家慌成一团。
法官 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我看一定事出有因。你们医院有什么事？
慈善医院院长 我们能有什么事？你们法院有什么事？
法官 我们法院能有什么事。教育局？
督学 没事，没事！安东诺维奇，我实在不明白，这钦差大臣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市长 为什么，为什么，你问我，我问谁，显然命该如此！
慈善医院院长 准是有谁告到皇上那儿去了，我觉得我们大家是要好好想想。
……
法官 喂喂，你不要得意忘形，上个礼拜，还有人到法院来告你，说你们给病人吃错了药，把人家父亲给治死了。案子到现在还没了呢。
慈善医院院长 你瞎说什么呢，人一死就怪我们医院，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你来当这个院长。
法官 你什么意思啊？
慈善医院院长 我说法官先生，你还是好好地管管你自己吧！
法官 我怎么了？
慈善医院院长 政府拨给你们一大笔款子让你盖审判厅。可房子呢？钱呢？到哪去啦？
法官 房子啊，钱啊到哪去啦？想知道钱在哪，那你问问市长大人好了。
……
这样的处理使得第一场生动起来，好看起来，并且更好地体现了导演处理这场戏的意图：吵成一团，但要同舟共济。导演把对当今社会中腐败分子们抱团对抗的感受揉进了戏中，喜剧性的争吵，与攻守同盟，赋予演出以现代感。
同样的处理在高潮的戏中也复现：
邮政局长 不行！（邮政局长抢过信）要念就全部念完！我来念！（站着继续念）
“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是最恶劣的流氓，（众人惊讶）他和当地的一个绅士老婆生了五个私生子……”
[众人惊讶，一片混乱，法官妻子跑到法官旁边，掐他。
慈善医院院长 （明知故问）是谁的老婆？是谁的老婆？
督学 （走近法官）他在信里怎么说你是流氓呢？
法官 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是个流氓！
督学 他说你是流氓！
法官 你是流氓！
督学 他说你是流氓！
法官 你才是流氓！
陶布钦斯基 （对法官大叫）流氓！流氓！
重复的技巧加强了这些狐群狗党丑恶可笑的一面。
陈明正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导演，他从来不停留在理性的分析上，他注重现场的灵感与感觉。他善于抓住演出中的关节点进行渲染与放大，使演出充满了张力。他崇尚现实主义，但是他同样不放过任何使现实主义更具感染力影响力的地方。他认为，所有的剧本，哪怕是已经被无数导演排演过的经典剧本，都可以排出新意来，关键是导演自己有没有新的感受。比如他在给表演系89届排练毕业大戏——曹禺先生的《家》时，出于自己对青春的崭新感受，陈明正导演在处理觉慧与鸣凤诀别的戏时作了根本性的改变。原剧鸣凤在窗外向觉慧告别后说：“那我走了。”她就下场了。她的死处理在幕后。而陈明正导演则把它搬到台前来表现，而且加了一整段鸣凤跟觉慧在池边的倾心对白。送走了觉慧，鸣凤缓缓地走下池塘——那是在乐池里特地装置的荷花盛开的池塘，消失在观众面前。陈明正导演把情感调动到极致。他在重新读剧本时，想的就是现代青年再看《家》，最能接受的是什么。他认为现代青年最能接受的就是真挚的爱。他从巴金的小说原著中看到，青春是美丽的，但这个家，毁灭青春、毁灭爱是最大的悲剧。因此导演把这一点精心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创新，就是导演新的阐释，是演出新的冲击点。
陈明正导演特别重视全剧高潮的处理，真是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对众多剧目的高潮处理，完全是一个个精彩的“桥段”，充满了独创性，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
如话剧《大桥》结尾的处理：
工人们在建造着的大桥上庆祝任务完成，欢乐歌舞的热烈场面让人和桥融为一体。“满台工人因疲惫之极都躺在地上静静地睡着了……那是一个无声的静场，但红、绿、黄、蓝的灯光不停地转换，使人们感觉到他们那一颗颗火热的心，仍在激烈地跳动。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原来工地上发生了水泥标号弄错的严重事故，为了保证大桥的优质永固，指挥部决定返工，要求将工人们千辛万苦一米一米亲手浇捣起来的一百立方桥墩主体‘推倒重来’。建设者们面对总指挥的命令，伸出了一双双溃烂的手，在罗大卫的带领下，默默地走进了三台电梯。在庄严雄伟的音乐声中，陈总指挥向工人们鞠躬致谢：‘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开电梯！’三台站满工人的电梯在舞台后部冉冉升起，天幕上端三十六盏聚光灯一齐亮了，满台红光，崇高悲壮，灿烂辉煌。这一结尾的导演处理，既宣示了大桥建设的必将成功，又意味着建设者精神境界的升华。全剧戛然而止，台下爆发出春雷般的掌声。”①
这个场面气势恢宏，震撼人心。陈明正导演在给我描绘它产生经过的时候说，它也是灵感萌发的结果。戏排到这里，导演总是感觉高潮不高，还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气氛。于是就在剧场里转，突然看到灯光师为了调光用的梯子，那梯子是可以上升起来的，这给他一个灵感。于是找市总工会，说有没有可以升起来的机械？总工会说这太方便了。于是立马调了液压的升降机来，由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剧场宽度小，只能放下两台。去北京演出，舞台大，就运去了四台，这种抛弃写实采用诗意表现的处理让观众大出意外又大受感染。
又如《白娘娘》高潮的处理，雷峰塔要轰然倒塌，白娘娘要与自己的儿子团聚。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在多媒体技术尚不发达的岁月，在舞台科技水平不高的剧场里如何来实现导演的构思？出乎人们意料的导演跟舞美设计一起运用写意的方法，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舞台上方吊下十根布幔，十个和尚手执布幔作圆周运动，白娘娘被围在布幔中间，沉重的佛号声与鼓点声响起，和尚们越转越快，随着绞盘式的刺耳音效，白娘娘所受的残酷煎熬表露无遗。倏忽间，一个清脆的孩童声从侧幕内传出，白娘娘的儿子奔上舞台，跪倒在塔前哭喊母亲。上天为之感动，于是布幔从天塌下，雷峰塔就此化为尘土。不可不说这是神来之笔！
在《钦差大臣》中，市长梦呓般的独白之后，传来了马嘶声和军人的脚步声。声响经过特别的处理，回旋在剧场。军人径直走到舞台中间宣布：“奉圣旨从彼得堡来的官员命令你们立刻去觐见！”
顿时，女人尖叫，一片混乱，电闪雷鸣。如果戈理剧本上所描写的，出现定格的百丑图。陈明正导演意犹未了，最后让灯光打在枯树上，显出一片凄凉。在这里导演处理已经带有悲剧的意味，“无可奈何花落去”，腐败者终将如此。
陈明正导演带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上演《钦差大臣》，正是出于对现今社会中的“致命景象”怀有深恶痛绝的情感。他那“以滑稽突梯的描画，攻击我们世纪的恶习”①的成功，显示出喜剧的巨大魅力，是上海戏剧舞台上重要的实践。
我们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看到了最可宝贵的东西，也是艺术家成功最根本的东西：“要对生活和人拥有强烈的爱，要对人生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要满腔热情地谈论人生，为生活中的高尚先进的思想进行斗争，对一切保守的、落后的、毁坏人的事物发出切齿痛恨的内心要求。导演的社会使命是异常崇高、异常高尚的。”②
①莫里哀：《莫里哀喜剧》第二集，李健吾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②阿波波夫：《论演出的艺术完整性》，张守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①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②怀利·辛菲尔：《我们的新喜剧感》，载《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①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②别林斯基：《诗的分类》，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③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④转引自于成鲲《中西喜剧研究》，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①K.鲁德尼茨基：《梅耶荷德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546页。
①戴平：《海派戏剧的一面旗帜——论陈明正的导演艺术》，载《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