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由此文观之，可知者二事：
（一）春秋战国诸子之学，原或本于《六艺》。
（二）诸子多得一察以自好，故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第一事，墨子之于《六艺》，吾于《墨子》之《经学篇》已论证之矣。今请论第二事，以明墨子与诸子异同之故焉。《春秋战国》，诸子之书甚众，未能尽论。兹举其荦荦大者，如儒之孔，道之老，法之韩，三家与墨家之异同，略而论焉。
墨子之学，出发于《尚书》，孔子之学，出发于《易》；余前已阐明之矣。《易》与《书》各属《六艺》之一，皆圣人之道。古之《六艺》，虽异于孔子所删定者。然庄子云：“古之人其备乎？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则《六艺》皆古圣人之道，大旨虽或有不同，要必无各立门户，互相攻伐之理。故孔墨既同出于《六艺》，自必有其相同之处。故韩愈读《墨子》云：“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汎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韩氏此文，固未尝不言之成理也。又《汉书·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然则自刘班此说观之，墨子之学，盖又出于《礼》，亦儒家之所重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而墨子以“孝视天下”，其相同也如此。然而孟子竟斥之曰“无父”，岂孟子之说不足信乎？今再观于墨子之书，《兼爱·上篇》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
然则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君仁，臣忠，墨子之道，亦果与孔子同也。然则韩子之言，岂不甚韪？而孟子之言，岂非大妄哉？然吾观其《法仪篇》云：“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若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
此大书特书谓父母学君三者举不足以为法；则墨子之学，以出发于《尚书》之故，尊天之过，遂至于知有天而不知有君父；与儒家之忠孝，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言”者异矣。
尝试而论之，孔墨同重五伦。然儒家之于五伦，以忠爱为本；其对于父母也，则《诗》所谓“母氏圣善，我无令人”二语，足以代表之；其对于君也，则又《诗》所谓“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二语，足以代表之；皆所谓反躬自责，冀君父之感悟者。引而申之，故后儒遂有“天下无不是之君父”一语。中国自汉武以后，儒学统一；故于政体上二千余年来，绝无发生巨大变化者，其原因实多基于儒家之忠爱。故为君者而贤，则恒以仁慈待其臣下，一切持以宽大。加以地大物博，人民易于为善，人鲜犯法，故亦鲜知有法。此史册所称成康刑措，及汉文景，唐太宗之治，盖不诬也。于此之时，达官贵人，既极其荣华之乐，而小民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忘帝力于何有；既无所谓政府，安知有所谓专制者哉？及其衰也，暴君在上，肆虐臣民，而其臣民以忠爱之故，亦不忍背叛；即有援旗誓众，弔民伐罪者，亦只诛在独夫，而无尤于政体。盖人君朝易，而仁暴夕变。故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其人存，同是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故中国古来之政体。虽为君主政体，实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也。诚如是，故古来学者，咸无废除君主政体之理想矣。
然假若中国而早行墨子之道，则必不如是。政体必当早有变革，何也？盖墨子以尊天之故，遂不得不卑其君父，而为尚同之说，以上同于天为极轨。《尚同·中篇》云：“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中略。有率其乡之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中略。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中略。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
此文约而言之，即谓万民皆当上同而不敢下比。上所是必是之，上所非必非之。是非愁以上为准，而下乃无是非之权者也。此其专制为何如邪？然犹可曰贤也；犹可曰上同于天也。然而墨子之学，以兼爱之故，势不能不重实利。实利重则忠爱夺。故《公孟篇》云：“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
是忠爱之薄，墨子既自教之矣。夫好利自私，生物之恒情也。日以仁义之说矫之，犹恐不胜，今乃以薄于忠爱之人，率为实利之是务；墨子虽欲其兼爱，势亦有不可得者矣。于是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皆为己而竞其实利。墨子虽有上同于天之说，然天之赏罚，本至茫杳而无稽。故天子上同于天之事，不过理想之空谈；而天子国君，大权在握，其使民上同之实，乃根深柢固而不可移矣。如是则上肆其专制之威，而下夺其争利之念；上之压力愈重，下之痛苦愈甚，而反抗之力乃愈猛；故人人咸感受专制政体之不良，而思有以革除之。而墨子之说，又尝倡言人君不足以为法，是固使其民富有革命之思想者也。则政体之革命，安能免乎！故曰假使中国而早行墨道，政体必早已有所改变者，此也。吾尝谓墨子以尊天而卑父母，与耶教相近。观近世欧洲各国政体之改革，或可知吾之假说为不诬矣。
约而言之，孔墨之异，在墨本于天，孔本于父母。故儒家以孝治天下，人民视君如父母，贤君视民如赤子；共治重情感，故利害之计较不甚明，而变化不生。墨家则不然，本之于天而天本无情感者也；故重实利而情感薄，故利害之计较严，而变化易起。故孔墨同言孝，同言爱，同言贤，而趋向各各不同，盖出发之点殊也。
若夫老墨之同异，亦有可得言者。司马谈称“墨者彊木节用。家给人足之道。”而《汉书》称“道家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盖自表面观之，墨近于积极主义，而老近于消极主义，此其异之较然易知者也。然吾尝求其说亦多有同者焉。如《老子》第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此老子之慈，即墨子之兼爱也。老子之俭，即墨子之节用也。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即墨子之非攻也。此非言之偶同而已也。《道德经》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第三十章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兵革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第五十三章云：“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第八十一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诸如此类，均足以见老子之兼爱节用非攻之宗旨，与墨子同也。即其立言最相反者，如老子云：“不上贤，使民不争。”而墨子乃大倡尚贤之旨，固似甚戾矣；然章炳麟云：“老聃不尚贤，墨家以尚贤为极，何其言之反也？循名异，审分同矣。老之言贤者，谓名誉谈说才气也。墨之言贤者，谓材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誉，故无朋党；不尊谈说，故无游士；不贵才气，故无骤官。然则材力技能功伐举矣。”
章氏此言甚允，则墨之尚贤与老之不上贤，亦语反而恉合者也。且墨子言法天，而老子亦未尝不言法天，如
第七章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