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新编西方文论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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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阿多诺的文艺观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又译为阿道尔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0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家庭。阿多诺自幼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1921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学等。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先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1949年返回德国。一生著述颇丰,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以否定的辩证法阐述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现代艺术的本质,批判了文化工业对艺术的影响。主要代表作品有《启蒙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现代音乐哲学》、《音乐社会学导论》等。

一、艺术的否定性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否定性指的是艺术疏离社会,否定现实,以表现性的、虚幻的、容易逝去的艺术幻象来批判现实,以破碎的、非和谐的艺术形式来超越现实的特性。

艺术的否定性涉及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阿多诺认为,艺术虽然要受到现实经验的束缚,但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自律性,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象,是与现实世界相疏离的世界。其价值在于以与现实相对立的姿态反抗现实,超越现实。用阿多诺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否定性首先是其哲学“否定的辩证法”中“非同一性”的具体化,是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破坏性的精神内涵在审美艺术领域的展现。阿多诺认为,以往哲学所追求的往往是同一、整合、秩序和不变,这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可能实现的只能是连续的否定。否定的哲学要抵制的正是任何形式的“同一”企图。阿多诺将哲学思考现实化、美学化,他认为,审美的最高规则就是非同一性。他所说的艺术的否定性便正是这种否定性和非同一性在艺术领域中的体现。

正是与强调艺术的否定性相关,阿多诺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反艺术”的概念。阿多诺所说的反艺术,并非是要消灭艺术,而是指具有迥异性的艺术形式,即打破了传统艺术完美、和谐、整体化的特点,具有破碎化、非和谐、审丑化特点的别一类艺术。其主要特征是“与世俗的现实不同,它否定性地体现了一种事物秩序,其中的经验存在将会获得应有的地位”。在阿多诺看来,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卡夫卡的小说、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以及精神的伤痕,体现的正是艺术的批判特点和否定性精神。显然,阿多诺所说的“反艺术”指的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派艺术。由于现代派艺术背离了现实主义艺术追求和谐、强调模仿的规则,因而看上去也就具有了反艺术的特征。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阿多诺亦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阿多诺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出现的现代工业社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人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只不过“异化”的原因不再是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等,而是由启蒙“理性”所引发的日渐兴盛的科技理性以及商品拜物教意识等。在此情况下,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否定人性的严重病变,人类并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反而陷入新的“异化”之中。阿多诺之所以肯定“反艺术”的现代派艺术,目的即在于通过对现实的离异和否定,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使之恢复健康的人性。

应该说,阿多诺是最早肯定现代主义艺术,并充分认识到现代主义重要价值的理论家之一。他所指出的否定性、零散化、非和谐等特征,触及了现代艺术的本质问题。但他力图通过“反艺术”实现人性救赎、改变现实的主张,又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在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横行、文化工业与商业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否定性的现代艺术究竟能反叛到何种程度,能持续多长时间,会有多大的救赎效果,具有明显陌生化色彩的艺术形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普通大众所接受,这一切都令人怀疑。

阿多诺的艺术否定性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如美国学者马丁·杰等曾指出,他的反体系会变为体系,否定的辩证法会变为总体性,艺术的否定性最终会变为艺术的肯定性。他对现实的完全否定,拒绝任何形式的中介与调和,可能会让他事与愿违,最终走向反面,导致“富有雄心的失败”。现代艺术无论采取哪种策略来完成自己的使命,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二、批判文化工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现代社会的物欲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就连人类的精神文化本身,也已成为以攫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工业。文化应有的启迪人类智慧的功能越来越微弱,而蒙蔽和欺骗大众的功能越来越强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社会弊端,高举批判的大纛,无情地展开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文化工业”一词,首见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阿多诺在后来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曾专门谈到关于文化工业的命名问题,“‘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由此可知,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大众文化”,指的是以精神符号生产为主,以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以迎合文化消费者的需求与赚取利润为目的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阿多诺认为,这样的文化工业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其一,文化工业导致了文化的商业化。由于文化的工业化生产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和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资本成了绝对的主人”文化工业让艺术领域弥漫着浓重的铜臭气息。

其二,文化工业使很多艺术家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及创作个性,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追逐者。被抛到市场大潮中的艺术家,被牢牢地捆绑在了文化工业的战车上,他们已不再是有着独立个性的创作主体,而是成了整个文化工业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的创作也已不再依据自己的情感体验,而是依据市场需求;他们作品中的情节构建、矛盾冲突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也都被纳入了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流程之中。虽然许多人仍在宣扬推崇个性,但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标准化生产之下的所谓个性,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形式而已,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个性化只不过是使标准化得以推行的口号罢了。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区别,也只不过是生产商和销售商故意夸大的噱头而已,而实质上是惊人的相似和同质化。如许多流行歌曲、电影以及电视肥皂剧等都是类型化的产物,其内容、题材、人物、情节、艺术表现手法等惊人地相似,只不过细节和表面略有差别而已。

其三,文化工业批量生产使艺术作品的质量下滑。阿多诺认为,面对文化工业已将艺术变成了商品的现实,艺术家们不得不“以审美专家的身份去适应商业生活”。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更注重产品数量的最大化,而难以顾及艺术的质量,这自然是不利于优秀作品产生的。由于艺术家的创作冲动不是源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因而其作品中的情感是枯萎的、形式化的。这样的作品当然也是缺乏艺术生命力的。

其四,文化工业使受众的审美能力衰退,判断能力消失。在《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和听觉的衰退》一文中,阿多诺以他所熟悉的音乐为例说明了标准化和商品化的音乐是如何导致了人们听觉的退化。由于人们身处标准化和商品化的音乐之中,是难以对这些作品自身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进行判断的,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阿多诺还进一步指出,受众听觉的退化与聆听音乐的方式有关。在商品化的现代音乐中,受众的接受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不在焉、漫不经心已经成为新的主导接受方式。音乐已经不是用来陶冶情操、提高音乐审美鉴赏能力的高雅途径,而只是被当作娱乐的工具,因而根本就用不着聚精会神地去聆听。在很多情况下,音乐已不再被当作艺术,而只是被当作一种音响背景,用来塑造氛围,刺激人们的听觉而已。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聆听方式,当然无助于听众音乐水平的提高,只能导致听众音乐审美水平的倒退,乃至听觉的退化。

其五,文化工业中隐蔽着意识形态欺骗。阿多诺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在发挥着作用,它通过科学技术、大众传媒、文化产业等手段,继续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阿多诺的具体分析是:文化工业主要采取了虚假承诺、欺骗消费者的方式来维护意识形态。“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来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但在阿多诺看来,这样一种看似自由的娱乐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状态。文化工业正是以如此方式,让人们认同现行的社会秩序,泯灭了反抗意识。这样的文化工业也就成了社会的“水泥”。

应该说,当许多学者在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繁荣而大唱赞歌之时,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举起了批判的大纛,批判消费社会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工业,尖锐地指出了文化工业欺骗大众,奴役人性之类的危害,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其相关的见解与主张,对于人类社会的现代发展有重要警示意义。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自身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指出,阿多诺经常以流行音乐为例来说明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但事实并不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流行音乐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多样性,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流行音乐的消费,也并非像阿多诺所说的那样被动,而是主动得多,因为消费者亦口味挑剔,明鉴善辨;流行音乐亦并不是社会的胶合剂,他忽视了亚文化的存在。另有学者指出,阿多诺的理论虽头头是道,但他无法为自己的理论提供经验上的证据;他有着浓厚的精英主义情结;忽视了实用人工制品和文本人工制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