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被称为“当代欧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54年毕业于哈维福德学院，之后在耶鲁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房》、《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以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单一的现代性》、《论现代主义文学》等。詹姆逊以文学批评为中心贯穿起跨学科的诸多学术前沿问题，其文艺观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政治无意识与文学阐释
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跨越学科边界的综合发展趋势，詹姆逊的文化阐释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詹姆逊汲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成果，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文学阐释概念——政治无意识。在詹姆逊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阐释系统，理论重心是愿望的达成或被视为个体存在的原动力的欲望。结合弗莱将文学看作神话的弱形式或仪式的晚期发展的观点，詹姆逊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一书中，詹姆逊以巴尔扎克、乔治·吉辛、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文本为例，进行了政治视域的文化解读，在扩展文化阐释中政治视域广度的同时，吸取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而体现了政治无意识的深度阐释特征，以此挖掘文本的内在力量。
“意义何在？”是有关文学存在价值的常态追问。詹姆逊认为，从历史、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文本阐释，将显在的文化现实意义与潜在的心理欲望相沟通，能够更为深入地揭示文学叙事背后隐藏的象征意蕴。在具体阐释活动中，詹姆逊没有局限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文本解析，而是把“马克思之后”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亦纳入阐释范围，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主题，同样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跨国资本和消费社会的特点。有所变化的是，政治的否定批判不再显现为激烈的斗争或颠覆行动，而是意识领域的变革欲望，这种欲望虽被物化的现实所遮蔽却始终存在，并随时会因某种外在刺激而被唤起。詹姆逊所致力于阐释并发掘的，就是这种潜在的政治意识，它更多时候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因而常易被忽略。
詹姆逊指明有三个“同心框架”共同构成文学阐释活动的整体。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关注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关注已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意义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关注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从史前生活到未来历史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詹姆逊倡导文学阐释的历史化方向，拓展文学阐释的文化空间，对文学阐释活动中可能的偏见和教条倾向保持警觉，突出强调辩证批评、辩证思维的重要性，致力于将理论分析模式与文本解读实践密切结合。虽然詹姆逊理论著述的语言风格有些晦涩艰奥，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自觉坚守以及对文学阐释活动的思维空间拓展，留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随着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文学研究方法的日渐多元化，文学批评活动中的政治意义探究渐趋淡化。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第一，文学批评中的政治视角不仅依然有效，且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空间；第二，文学阐释中的政治视角，不应像原来那样褊狭简单，不应对文学文本与社会现实关系进行机械对照和教条式分析，而是应开掘、揭示文学作品所含蕴的精神世界的隐蔽的意义，并给出辩证、系统的解说。
二、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寓言
“第三世界文学”是詹姆逊文艺观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世界文学”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文学研究概念，其中的“世界”语义中，包含诸多民族、地域上的经济、政治差异，“发达”、“发展中”或“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差距，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政治对立等。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概念，即是从“世界文学”中特别提取出来，指称那些遭受过侵略压迫、有过殖民经历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的文学状况。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中，人们在论及世界文学时，往往是以欧美文学为中心，为典范形式，漠视第三世界文学，漠视世界文学的丰富性。詹姆逊关注的问题是：在跨国资本主义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如何抵抗第一、第二世界强势的文化霸权？如何确立自身文学文本的典范形式？第三世界文学从生产方式、内在意蕴、阅读行为等方面都与其他两个世界不同，具有独立个性与价值。作为第一世界学者，詹姆逊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对于典范与非典范形式的限度有着可贵的自省，致力于推动世界文学走出“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把文学阐释的视野转向第三世界。
詹姆逊有关文本解读的论著中，常以“寓言”为关键词，如探讨电影的有“希区柯克的寓言化”，探讨文学的有“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甚至把技术也看作“作为社会关系的寓言”。寓言在这里已全然不是作为古老的文学作品类型的含义，不是作为文体范畴，而是作为包含多义性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包含矛盾性的思想表现形式。
詹姆逊借助于对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民族寓言性质的分析，将文学的阐释活动延伸到变革现实、反抗文化霸权的政治层面上来。詹姆逊认为，不同地域、民族、时代的文本中，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机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历经殖民统治与掠夺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具备独特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内容，它们各以其独立的文本形式，与以典范自居的第一、第二世界文本形成了对抗。这种对抗，不是文本典范地位的争夺，而是自身作为独立存在体的印证；不是世界文学的补充，而是不可或缺的文本形式构成。詹姆逊进而指出，第三世界的一切文本必然是寓言式的，其特殊形式都可作为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被解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因素中，个人与公众、诗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裂，个人存在的生命体验无法同经济、政治的社会力量相一致，西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就是这种分裂形式的文本验证。与此相反，在第三世界中，公众与个人、诗与政治不是分裂而是一种完满的融合。因此，第三世界文本必然以民族寓言形式显示出政治倾向，即“个人独特命运的故事总是第三世界公众文化与社会严峻形势的一个寓言”，第三世界文学之所以与西方读者疏远，重要原因在于这样的文本形式与西方阅读习惯存在差异，并不意味着存在价值高低之别。
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本的民族寓言分析，本质上是对第一世界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本独立地位与价值的强调，也预示了世界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世界文学的领地上，每个民族既是创造者，同时又是裁判者，文学无法被垄断，也不应存在霸权。
关于第三世界文本的“民族寓言”说，詹姆逊举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作品为例证，阐明这些不同文本何以与本民族的历史经历、政治意识乃至经济状态和谐一致，个人的奇特经历和命运怎样内在地展示出民族心灵。例如以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中国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先会被解读为一个心理妄想病患者的谈话录，他确信周围的人向他隐瞒着一个可怕的秘密，即他们是吃人的人。而实际上，作品中隐含着深广的民族寓言意义：“吃人”是一个超出文本字面层次的关于中国社会残酷现实的比喻。即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中，从无业游民到农民直到官僚政治中最有特权的达官显贵，都在毫不留情地吞掉他人来保全自身的性命。“吃人”不仅是狂人所恐惧的个人梦魇，而且是与公众世界俱存的社会梦魇。
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特征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他1984年发表于《新左派批评》的长篇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视为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社会形态入手分析后现代主义特征。他借鉴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中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分期法，提出了“文化分期”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形成国家市场的阶段，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代。第二阶段是列宁的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可概述为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从文学艺术角度看，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可以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为标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进步，许多现代主义流派不断萌生，于是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繁荣。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成为历史，代之出现的是后现代主义，其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不是美学或艺术风格方面的专门术语，而是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姆逊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以信息工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自由市场与跨国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迅速提升，商品化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这，正是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晚期的标志。与之相关，相对于现实主义的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及现代主义对普遍的社会焦虑的表达，后现代主义呈现出全然陌生的文化特征：由批判现实的精英姿态退守于大众的“美感上的民本主义”；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贵族化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原来的诸多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失去了“差异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特征相对照，詹姆逊提炼出后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的种种表现和美学特征，概括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拼贴”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形式表现。有创造力的形象和风格被机器复制的类象（simulacrum）所代替，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示意链消失，文本成为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因素的拼贴。詹姆逊所说的拼贴，是指“对一种特殊或独特风格的模仿，带着文体的面具，说着已死的语言；但是它是一种中性的模拟方式”。比较而言，现实主义艺术形象化地展现出现实生活世界，现代主义艺术张扬个人的独特风格，而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现实的形象图景或作者个人风格的印记已被抹去。其次，意义与价值的消解构成后现代主义艺术独具的价值内涵，思想深度模式消失，内容走向平面化。如果说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社会倾向性、现代主义作品中无言的焦虑和独特的对语言表达方式的探索，使这些作品在内在价值方面都有深层内涵的话，后现代主义作品则把一切都平面化，不再提供任何可以解释的深度模式。詹姆逊对比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中历史感或是过去意识的消失，使得美学意义上的深度已不存在。后现代主义否定了深度模式，在创作活动中也不再重视想象与表达，而只是写下文字而已。
作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詹姆逊深入探讨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和经济特征，其后现代文化的研究体现了独到的视野，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美学特征的分析也很切实深入。
詹姆逊通过对比凡·高的《农鞋》和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粉末鞋》，解读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视觉艺术语言差异。他认为凡·高的作品中包含一种乌托邦的姿态，唤起了人们对画面所蕴涵的农民处身其中的整个客体世界的悲惨情景的想象；而沃霍尔的画作则受商品意识的支配，以一种直接性和浅显性创造广告形象，面对这类作品，人们不自觉地成为广告文化诱导下的消费奴隶。
詹姆逊概括了后现代的构成特征：其一，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内含一种新的浅显性，缺乏深度，这种无深度感既在理论方面也在影像文化中表现出来；其二，表现为历史连续性的削弱，个人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已经形成，并且在一些以表现时间经验为主的艺术形式里产生出新的语法结构及句型关系；其三，后现代文化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情感的表达同时意味着情感的消逝，现代主义的焦虑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以言说的方式被排除；其四，所有这些与整个新技术的深层构成关系，其本身就是关于整个新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形象，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的折射；其五，与现代主义明显区分开来，后现代主义以空间性替代时间性，世界系统的空间化特征在建筑及诸多影像文化形式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