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获释奴隶家庭。由于家境宽裕，他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他所生活的时代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维吉尔、瓦留斯两位著名的罗马诗人都活跃于这一时期，贺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讽刺诗人和抒情诗人。他的文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他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论诗的一封书信中。这封书信后来被1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演说家昆提利阿努斯命名为《诗艺》。贺拉斯的文艺观即主要见于这封书信。
一、诗的创作要妥帖得体
文学创作应妥帖得体，是贺拉斯最为基本的文艺主张。他所强调的“妥帖得体”，是指导文学创作的总原则，涵括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
在《诗艺》中，作者首先强调了形象塑造的妥帖性。贺拉斯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到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么？”贺拉斯不否认艺术家有创造的权利，但他强调艺术的创造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符合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因此，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贺拉斯主张不但要注意细节的真实，更要追求整体效果的妥帖。
贺拉斯文学创作应“妥帖得体”的主张，更为充分地体现在他关于人物塑造的论述中。贺拉斯强调，在描写人物时，人物的语言设计必须符合其身份，因为“神说话，英雄说话，经验丰富的老人说话，青春、热情的少年说话，贵族妇女说话，好管闲事的乳媪说话，走四方的货郞说话，碧绿的田垄里耕地的农夫说话，科尔科斯人说话，亚述人说话，生长在忒拜的人、生长在阿耳戈斯的人说话，其间都大不相同”。贺拉斯认为这些传统题材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已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在新的作品中出现这些传统形象，就要服从原有的性格特征，而不能在作品中出现与其性格相悖的不妥帖现象。贺拉斯的这类具体主张未免褊狭拘泥，但他关于人物描写要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主张是对的。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文学理论的常识了，但考虑到贺拉斯所处的时代，我们还是应当充分肯定其主张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
在《诗艺》中，贺拉斯对“妥帖得体”的强调是贯穿始终的。除形象塑造、语言设计、性格刻画之外，在词语安排、结构设置以及诗格的运用与材料的选择等方面，贺拉斯都一再强调了文学创作的这一要求。
由于贺拉斯特别强调尊崇传统，恪守规范，其文艺思想又曾为法国17世纪的古典主义进一步宏扬，人们在评述时便往往不满其保守性。贺拉斯的文艺主张的确不无此类局限。作为奥古斯都时期的一位宫廷诗人和理论家，如何规范文艺创作，如何服务于罗马统治者文化建设的需要，是贺拉斯理论思考的重要基点，这自然不能不影响他的理论视野。如果严守贺拉斯所说的“妥帖得体”原则，在人类后来的历史上，大概也就不会出现重视变形、荒诞、夸张、反讽之类新的艺术追求，不会出现异彩纷呈的现代文学艺术景观。
但我们又应看到，贺拉斯所主张的“妥帖得体”，毕竟是立足于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有助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对促进当时的文艺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尊崇传统的主张，主要意旨也是在于鼓励人们通过品味经典去学习如何做到“妥帖得体”，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论述中，传统并没有被作为不能或者无法超越的边界。他在《诗艺》中就曾颇为自信地说过：“我们的诗人对于各种类型都曾尝试过，他们敢于不落希腊人的窠臼，并且（在作品中）歌颂本国的事迹，以本国的题材写成悲剧或喜剧，赢得了很大的荣誉。此外，我们罗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决不会落在我们的光辉的军威和武功之后，只要我们的每一位诗人都肯花工夫、花劳力去琢磨他的作品。”在对语词的运用、题材的选择等方面的论述中，贺拉斯也都在不违背“妥帖得体”的原则下，鼓励积极创新。
在西方文论史上，古罗马时代的文艺观被称为古典主义，贺拉斯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奠基人。所谓古典主义，主要指的就是贺拉斯所强调的罗马文艺要向古希腊的文艺学习，以之为创作典范的文艺主张。至17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等人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贺拉斯的有关主张，强调当时的法国文艺要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为典范，因此而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二、诗人要给人益处与乐趣
由于贺拉斯对文艺的思考主要着眼于服务罗马统治者文化建设的需要，他特别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贺拉斯认为文艺的社会作用能否很好地实现的关键在于其能否给接受者以“乐趣”。他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对于如何才能使文学创作既给人益处又给人乐趣，贺拉斯认为，关键在于“真实”。他这样讲：“如果你希望观众赞赏，并且一直坐到终场升幕，直到唱歌人（‘唱歌人’是罗马喜剧中伴随音乐和演员舞蹈的歌者，在戏剧终场时由他喊‘鼓掌’，以示收场。——编者按）喊‘鼓掌’，那你必须（在创作的时候）注意不同年龄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以恰如其分的修饰……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显然，贺拉斯所强调的“判断力”是指艺术家要有正确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判断力”，作家才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才能始终清楚自己的创作动机，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技巧才能够做到使虚构“切近真实”。
贺拉斯强调的“判断力”，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认识能力。文艺创作的成功当然离不开理性认识能力，但文艺创作是复杂的，理性的过于强盛也必会窒息创作生机，导致作品枯燥乏味。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当然会深明此理，故而贺拉斯在强调这样一种理性认识能力的同时，亦注意到感性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这里所说的“理性”与后来的古典主义所强调的“理性”是不尽相同的，他并不像后来的古典主义那样排斥“感性”，相反还充分肯定“感性”的作用。他既强调“感性”对读者接受的影响，又强调“感性”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对于艺术家来说，贺拉斯认为“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你要我哭，首先你自己得感觉悲痛”。他在强调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显然也很重视艺术家的情感活跃。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与他本人丰富的创作经验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贺拉斯既重视文学的“益”又重视文学的“趣”，强调两者的有机结合，他才同时重视理性与感性。
在西方文论史上，贺拉斯第一次强调了“教”与“乐”的统一，他在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同时强调文学的娱乐价值，更指出了“乐”是“教”的前提，只有让接受者有了“乐”，才能很好地实现“教”的目的。
在文艺创作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虽注意到了文艺创作过程中的“迷狂”现象，但他又坚决反对诗人表现感性情感。亚里士多德重视文艺的认知功能，特别强调了“理性”之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认为文艺创作是“心之理性的生产”。从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见解都是存在片面性的。如果仅就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而言，贺拉斯的看法无疑更为辩证，他既重视感性情感的表现，又重视理性判断力的作用；既重视理性的“教”，又重视感性的“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文论史上，贺拉斯由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观出发，最早提出了“寓教于乐”这一至今仍值得重视的著名见解。
三、诗人的平庸不能容忍
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贺拉斯对文艺创作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认为：“世界上只有某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以勉强容忍。（例如）中等律师和诉讼师纵然不及麦萨拉那样雄辩，纵然不及奥路斯·卡斯开留斯那样博学，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唯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无论天、人或柱石都不能容忍。”在贺拉斯看来，诗的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应追求完美，优秀的诗人不能允许自己的作品存在任何瑕疵。
贺拉斯并没有具体描述何为“平庸”，但他却通过形象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完美的推崇：“在欢乐宴会上，乐队如果演奏得不和谐，香膏如果太厚，罂粟子如果配的是萨丁尼亚的蜂蜜，必然大煞风景，宴会没有它们也可以进行；同样，一首诗歌的产生和创作原是要使人心旷神怡，但是它若是功亏一篑不能臻于最上乘，那便等于一败涂地。”显然，在贺拉斯看来，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臻于最上乘”应当是诗人的根本追求，而容忍作品的任何瑕疵即会导致平庸。
对于如何避免平庸，贺拉斯有着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诗人避免平庸的最好方法是具有正确的创作态度与重视技巧的锤炼。在创作态度上，贺拉斯强调诗人一定要有追求创作最上乘作品的要求，并且能够听取别人的建议与批评，能够下苦功夫反复琢磨、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这样告诉读者：“你们若见到什么诗歌，不是下过许多天苦功写的，没有经过多次的涂改，没有（像一座雕像，被雕塑家的）磨光了的指甲修正过十次，那你们就要批评它。”，在对经典的反复品味中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
贺拉斯认为，诗人要避免平庸，还需具有审美的人生态度。他这样说：“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获得荣誉。而我们罗马人从幼就长期学习算术，学会怎样把一斤分成一百份……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显然，贺拉斯虽然注重文艺服务现实的社会功能，但他同时意识到，只有超越世俗功利，在审美的人生状态中才能写出优秀作品。
与之相关，在艺术情趣方面，贺拉斯反对迎合观众或读者的低级趣味，强调要维护艺术的尊严。他强调“诗歌也指示了生活的道路”。贺拉斯的某些言论虽亦流露出对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歧视与偏见，但单就他强调艺术不应当迎合低级趣味这一点来说，无疑是合理的，与他要求诗人应避免平庸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贺拉斯关于诗人要有审美的人生态度才能避免创作平庸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从贺拉斯的陈述来看，他所说的审美的人生态度与艺术家的功利追求是相对的。不过他所强调的无功利性与康德所强调的审美活动的无功利性是不同的，贺拉斯关注的是艺术家的精神修养，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他认为艺术家只有具有了超脱于功利追求的对美的真诚向往，才会持有正确的创作态度，才会有自觉的对艺术技巧的不懈追求，也才能达到艺术的完美，避免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