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支付方式最常见的是现金红利、股票红利和股票回购红利。现金红利，就是以现金的方式发放红利。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多数采用现金分红的红利分配方式。2003年1月布什减免红利税政策推出前，现金红利一般被看作纳税人的普通所得，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股票红利是股份公司以本公司的股票作为红利发给股东的一种红利，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利用“可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其二是利用“资本公积金”或“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按照美国联邦税法规定，纳税人取得的股票红利免予纳税。
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而一步步深化的，而各国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全球化过程所能产生的红利。红利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比较优势，同样的商品在一国生产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国拥有了生产该商品的绝对优势。而即使一国没有任何商品生产的绝对优势，也可以在一个利润较低的行业集中生产形成比较优势，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原动力。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之下，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其比较优势行业生产，现实中交易费用不仅存在而且并不小，所以各国均保持了大量未在比较优势行业中的生产。这并不代表存在进一步全球化的可能，因为规模经济、区域协调生产以及政治压力等因素，会让全球化的路径脱离比较优势的轨迹。
美国上市公司就具有向投资者红利分配的文化习惯。
美国上市公司派现一直是最主要的红利支付方式。在1971—1993年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中约有50%—70%被用于支付红利，此后支付红利比例也高达400h—60%。美国增加红利的上市公司数目也远远多于减少红利的上市公司数目，对投资者进行分红，已经是美国股市文化的基本常态。
不过国际贸易自由化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东西，游行示威是每次WTO谈判场外必备的程序，有传言称有关方面将WTO谈判地点都选择在物价水平较高的地方就是为了藏少世界各地前来示威的人数。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是人们反对的最主要理由，但国家层面因为全球化红利的存在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全球化的推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仅在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中仍然保留着高比例关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资本层面的红利渐渐消失之后，本国劳动力和就业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一次次的国家贸易谈判的成果越来越流于形式，实质性的突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升级现象越来越突出，关税的离散程度大大增强，针对个别产业的贸易壁垒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有加强的趋势。例如，世界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化肥出口实施了严厉的关税控制；欧盟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
国际化红利消失之后，两国间的贸易已经不能给两国带来收益，有的只能是出口国的财富增加和进口国的财富流出。保护主义不再集中于商业利益的争夺而进入了生产领域，对于本国的优势产业的保护才是新重商主义的主要表现。只有保持在国与国竞争巾的绝对优势地位，顺差才会滚滚而来，反之则是本币贬值和国际地位的边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将在成本和技术两个方面激烈斗争，向利润更丰厚领域迸发的道路将更为艰险。
种种迹象表明，国际化的更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发达国家将运用技术和环境壁垒“合理的”拒绝不合意的商品入境，而发展中国家则容易被民族主义裹挟而盲目地排外。零和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的复归，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意义的国与国剑拔弩张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形势下的隐蔽的实质性重来，更多的环境壁垒、技术壁垒及政治璧垒将扑面而来，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出口战略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对于中国来讲中国上市公司的分配方面往往存在低红利率、不分红甚至是恶性分红的现象。即使盈利较好的公司也存在缺乏一定的主动向投资者发放红利的责任感的这种情况。如“不分配不转增”和只送转股份却无实质性红利分配以及不仅不分配而且还推出配股圈钱方案的恶劣行为。针对这种现象，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红利支付水平具有很大调整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抵免或免征红利所得，促进股市发展。通过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4位学者对全球33个国家的4000多家上市公司红利政策所做的分析来看，一些国家从立法上对公司的红利政策作出了严格规定，以此来激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股票市场。这些带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的实施，既界定了企业的最低红利支付水平，同时也保护丫外部各股东的利益。
当法律能够对股东提供较好的保护时，具有较好投资机会的公司通常能够选择低红利支付的政策。相反，当法律只能对投资者提供较差的保护时，即使公司为了维持盈利能力的声誉，也只能选择高红利支付政策。
所以说在具有良好法律环境的国家中，投资者更容易运用法律武器从公司获取红利。因此股东实际能够从公司获得多少红利，在于他们是否敢于运用法律武器，来抵制来自“内部人”的压力。小股东通常更具有分红的偏好，为了使自己的财富不被“内部人”的控制所随意剥夺，小股东经常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结合中国股市和税收政策情况，有人提出用抵免制和免征制来减少目前红利分配政策对股市造成的损害。红利抵免制的核心是通过公司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款妇属给股东所得股息中去，以抵免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免征制则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收入不作为个人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
全球央行针对通胀忍受度提高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彭先生在2010年第一季度投资嘉年华上表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货币政策当局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度提高。这是因为较高的通胀以较小的社会压力来降低的实体工资水平，从而促进就业复苏。西方国家普遍遇到赤字和债务困难，经济增长是解决债务最有效的办法，因此，要刺激经济增长，帮助解决债务危机，中央银行会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度有所提高。
欧美一些全球投资的客户见面的时候，常常感觉到大家非常关注两个问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对经济的影响。首先就是对货币政策，全球货币政策推出的看法，主要是央企的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其次是对经济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就有两个不同的影响，一个是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率非常低，有着固定收益投资的回报比较低，所以促使投资者更多倾向于风险的资产，例如，股票、商品和新兴市场。另外，业内人士指出，此前一直把管理通胀预期当成最首要任务的央行，最近一反常态连续向市场净投放，都是缘于这个“二次探底”。毕竟，在通货膨胀与经济探底之间，后者问责的板子显然要比前者重得多。“谁能负得起‘二次探底’的责任呢？所以货币政策上最好留一手。”
周小川曾经在论坛上就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过去价格体系是不合理的，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承担一定的通货膨胀，以优化资源配置，给未来的经济增长、抵御通货膨胀打下基础”。这同2008年5月他提到的“中国货币政策更关心反通货膨胀”相比较，通胀问题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
市场机构普遍认为，基于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顾虑，货币政策将进入动态宽松的阶段，货币政策第一位，防通胀有让位于保增长的趋向。
而对于日前出现的通胀预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院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闻发布会暨论坛网站开通仪式上称，从国内因素上看，一些局部领域和地区会出现价格大幅上涨，譬如绿豆和大蒜价格，但宏观总体上并未显现，“这也不是用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而各国央行都在发放巨量货币、投放大量信贷，造成潜在的通货膨胀。言语之间的变化，显露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现在已经完全不同。
对于欧洲经济来讲欧洲债务危机以及欧元贬值等新情况的出现，也打破了此前的预期。显见，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新情况”将加剧中国经济增长的木确定性。就发达国家而言，例如，美国超低的利率引导资金向发达市场流向新兴市场，这也是有部分的原因，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新兴市场的l金融市场反弹恢复速度比较快，而且对新兴市场的经济也是一个帮助。现在很多国家面临主权债务的危机。就算没有主权债务的危机，包括美国在内，财政赤字、国家债务也让政府对未来充满担心，这样的担心结果就是进入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实际上有些新兴市场，国家政府的债务也是非常的厉害，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体会到，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率长期来讲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而经济增长是解决债务最有效的办法，例如，你借了100元钱，你现在收入一个月是50元，你每个月收入如果增加l0%，那负债就很容易还清了，但如果你每年收入仅增加1%甚至还降低，那实际债务负债就非常的重。
不过事实上，从资产来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所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差别，主要是美国国内的私营部门，包括银行部门的金融杠杆的调整，这种金融杠杆的调整有时间限制，即经济复苏后，人们的就业改善后，收入改善后，投资的需求，包括居民对按揭的需求回来以后。那时候才是对美国长期利益考验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初步的需求，防止美国长期利益很大的提升。
最后是人民币汇率，那还有一个汇率机制改变的问题，从长远来讲，中国的经济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时很难想象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笫一大经济体挂钩，这对其他的经济体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不仅仅来自于美国和欧洲，来自于其他的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对我们的压力会非常大，长期来讲，对货币政策，对经济本身的调整，或者独立性来讲都是需要的，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不要太相信有一次性大幅度的升值，这种渐进式的上升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基本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