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的通货膨胀
1．第一次通货膨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邓小平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仍面临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现实。因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新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开始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并且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
从1979年起，中国政府就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油脂油料提高38.7%，棉花提高25%．粮食收购价提高30.5%。并且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但是这次决策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调整其销售价格，致使产生了农产品相关的副食生产销售严重亏损的现象。
1979年I1月，国家又提高了蔬菜、畜产品和水产品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并相应给予城镇居民5元／人／月的价格补贴。次年4月，政府又开始有计划地提高了煤炭、铁矿石、生铁、钢锭、钢坯和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出厂价格，其中原煤提价30.5%．生铁提价30%，钢材提价20%。但是这种原料、燃料价格的提高，致使与此密切相关的下游产品和高附加值的卷烟、酿酒业成本等也随着上升，于是利润开始逐年减少，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税收。在此情况下，1981年11月，又开始适当提高了烟、酒、竹木制品、铁制品、陶瓷制品和皮革制品的价格。从1983年12月起，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运客运价格，其中铁路运价提高幅度达21.6%。
同期，中国农村改革也在全国推进，包括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等。不仅如此，经济体制改革还从农村向城市扩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以上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1984—1986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涨阶段，1984年GDP增长率已高达15.2%。与此同时，物价的水平也开始大幅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1984年的2.8%跃升至1985年的8.8%。
分析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动，即价格改革的因素，这也是中国引入市场手段的制度成本。
2．第一次宏观调控
早在1985年发生第一次通货膨账时，中央其实就开始经济紧缩。在集中进行价格改革时，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总需求，那么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种因素就会同时推动物价上升，从而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并且在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会因“比价复归”而失败。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提出，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而在1986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工资与价格的轮番上升，国内物价上升迫使汇率贬值，各种价格之间轮番上升。而人民币贬值则提高进口产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国内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在这个时候中央已经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
尽管1980年全社会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倾向于高速度发展。无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都是如此，对于改革的宏观环境却一直缺乏共识，理论界的主流“经济自由主义”热衷于以发展促改革，而忽视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1980年前期改革的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的初步繁荣，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但是，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而当时我们所知道的，也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
1986年3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但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所决定的，而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因此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综上原因，1985～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就无法到位。
3．二次通货膨胀与“价格闯关”
由于宏观调控不到位的影响，1987年中国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达11.6%，1988年为11.3%，预算外投资膨胀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1988年7月，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各阶层群众都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但此时，打算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的计划仍没有改变，结果就是在这一场改革中带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
1988年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结果当天就出现抢购浪潮。有的人一下子购买了200公斤食盐，购买500盒火柴，商店瞬间就被抢购一空。银行也开始发生挤兑，有的地方的银行由于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大家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因此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
这一场风波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各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的种类多。在这场抢购风潮中，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最多的消费者不是为了消费而购买，而是为保值，购物的时候不讲价格、不间质量、不管品种、不管牌号，很多被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第四，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棉布增销41.2%，粮食增销30.g%，绸缎增销35.5%，电冰箱增销82.8V0．洗衣机增销130%，电视机增销56%。第五，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这场风波给银行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大众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活期增加1.7亿元，定期减少27.8亿元。
8月30日，伴随着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的召开，重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降低。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5年左右时间”也已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在那个时期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其实，1988年9月份，居民存款只有3000亿元，并不构成抢购的原因。
4．再次调整
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1989年11月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3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1989年增长率降至4．I%．1990年3.8%。
在这次调整中这次波动幅度为7.8个百分点，上升1年下降3年，周期共4年。实际上这是三次调整的总结果，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10年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矫枉过正就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紫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回潮。在1990～1992年经济增长率下降4%左右，中央进行全面的经济紧缩的时候，价格改革就是在这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动机十分朴素，机制十分简单，就是经济紧缩，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而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开始取消了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演变成了市场价格。而在1991年底的时候，中国80%以上的物价放开，基本上实现了物价市场化，此时价格部分转化为企业亏损，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大家所担心的居民储蓄：在3000亿存款规模的时候开始成为抢购的“笼中猛虎”，尽管以后增加到100000亿，却也再没有出过笼。
中国式通胀之源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4月份CPI只上涨了2.8%，距离3%的控制目标还有一点距离。官方更愿意解读为温和通胀，但明眼人知道中国真实的“胀”其实早就老高，真实通胀远胜于CPI所反映的水平。
服务性价格的最大成本是什么？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权重严重脱离实际，要么干脆就进不了CPI，不得不说，这才是成就温和CPI的唯一原因。
尽管统计局认为CPI只增长了2.8%，但央行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却告诉我们，M2（货币供应量）这个包括在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储蓄存款的数据，增长了22.5%o它才深刻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自2001年以来，中国M2增速超过20%的年份只有2009年，而下，M2增速却比各部门一哄而上搞宏观调控的2003年还要高很多？
有这样三个城里人，甲没有房，菜场卖莱；乙有一套房，工薪阶层；丙有5套房不上班，靠收房租生活。
忽然有天要收房产税了，甲说：“太好了，我没房，收那帮炒房人的税，我全力支持，房价大跌了，我就可以买房了。”乙说：“没关系，我只有一套，收那帮炒房人的税，我支持，房价大跌了，我可以再买一套。”丙说：“哦，房产税收多少？1%对吧，下个月房租涨5%。”
房租上涨了，甲很郁闷，想换个房子，发现大家房租都涨了，只好忍。不过也不能吃亏，明天莱价也涨5%，嗯，就这么干。乙和丙去买菜，发现菜价涨了，很郁闷，想换个菜场，发现莱价都涨了，只好少吃点了。
以上是关于CPI指数提升的一个比喻。
简单来说，货币超量供应就是通胀，物价并非衡量通胀的唯一指标。鉴于国家统计局一贯的表现，单纯以CPI来判断通胀与否实在是不靠谱的行为。真实通胀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CPI所能反映的力度。无论是从各项引发真实通胀的经济指标，还是现实生活的老百姓切身体验看，真实通胀水平都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水平。疯狂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带来了不少少见的情形如大蒜比肉贵。
连日来持续不断上涨的菜侨确实已让百姓寝食难安。有很多城市，已吃不到3元以下的蔬菜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吃的比美、日、韩便宜的心理优势，正在被上涨的菜价慢慢蚕食。尤其是大蒜价格从暴涨后，且M2连续五个季度增速超20%的现象也是新世纪以来的纪录。近期再次上扬。有的地方的超市以及市场竟然创出了大蒜18元／公斤的高价，而柜台上的猪后腿肉则不过是14元／公斤。餐馆老板亦是满口抱怨不断蹿升的粮价和菜价，所以说消费者才能真实体会到物价水平的飙涨水平，远远超出预期和工资增长。
产生这种蒜价高涨的原因，既跟业界对大蒜的减产预期有关，又有种蒜面积缩小的影响，但蒜商的炒作、有钱人的投机则是最不可忽视的原因。民间资本的炒作，首先是在种植环节重金圈地，尽可能控制蒜源。这才是近期蒜价快速上涨的主因。
那么，又为什么民间资本逮什么炒什么呢？各个层面的负利率其实已经广泛存在，由此才导致的资源的错配和不当的投资发生。事实上是真实的消费物价早就高于一年期储户存款利率，储户发现自己已经陷于对通胀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由此，楼市的泡沫被他们吹起。同时，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一年期贷款利率，也会刺激企业囤积原材料，因而，超意愿的存货投资也将商品的泡沫吹起。
面对这样的境况，在经济如此低迷的时期，无限制地注入资金以便来维持增长，很多时候就无异于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央行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货币乘数正在随着经济的变化而扩大。这就意味着市场派生货布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而M2上行的压力也在持续增加，上一年多释放出来的货币就需要用更大的力度来进行回收。如今，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来回收已产生的流动性，但是加息之剑始终未敢祭出。这并非是宏观决策者不清楚早已“负利率”的事实，而是中国地方政府经过过去一年高歌猛进的投资冲动，早已债台高筑，余额很可能迈上10万亿元的平台贷款，每加息一个点，地方政府每年就会为此多付出1000亿元利息。因此，银行才希望拖延更多时间，将储户的利息率压制在低位，这样才能为未来可能的坏账潮多准备一份弹药。
中国的管理层习惯用微观手段（窗口指导、定向调控）来管理宏观问题。行政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效率高于西方的优势。而地方政府和银行恰是当下中国经济中最强势的两部分。他们迷信，低息一样能够制服资产的泡沫。通过行政的手段强行将部分需求踢出地产市场，例如，让被赶进地产市场的6万亿元一下子变得没有了接盘，致使你没有一个从容的出货时间，生生将你闷在房地产里，逼你蒸发掉，或快或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