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是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和这种特权的存在──容许甚或迫使自己采取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模式，从而越过整个局间的等级系列。”（注解25，转引自赵佳琛，“后发展”：优势与难题，《哲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页。）
尽可能地引植消化外部最先进文明成果，循着最短路线走，免去旷费时日的中间探索过程，径直站到先进者同等水平，而且经过再创造，还可能走到先进者前面。美国产业革命比英国晚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它通过大胆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吸收，创造，一跃而成为取代英国的霸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极力利用和发挥拿来优势，成为其迅速崛起的一大秘诀。
（2）选择优势。先进者的文明创造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合理，也有不合理。落后者却可以自由选择，剔除或避开先进者失败的不合理成份，使后来文明创造优化、纯化。
（3）杂交优势。先进者的创造把文明推向新高度、新境界，其中有属于全人类一般性东西，代表着文明进化的一般道路和方向，同时，也有先进者本身的个性，即由其文明传统及其特殊历史环境等决定的文明个性。落后者善于扬己之长、取人之长，以克服和弥补自己之短，从而获得杂交优势，创造出比先进者更优越的文明。在这方面，日本的企业管理融欧美之长与日本民族、社会之长于一炉，使得欧美国家的企业反过来要向日本学习。
正像西方赶超古代中国，德国赶超英法，美国赶超德国和欧洲，日本赶超美国一样，现在后来居上的中国也可能赶上日本和美国。既然二战后与中国相差不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能跻身于发达和准发达国家行列，中国能在过去短短的20多年里创造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增长实绩，又有多少理由断言中国工业在几十年后不可能后来居上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也跃迁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呢？后来居上就好像是在竞技场上赛跑，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中国向前跑，发达国家也在向前跑。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速度相同，或者慢于发达国家，两者之间距离就将进一步拉大。而现在，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预测也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将持续二、三十年，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发达国家（包括欧、日、美等）已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当然，“后发优势”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要求落后程度不能太大：（1）后进国家要有工业发展必要的基本条件，如道路、电力、电讯、一定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等等；（2）要有一定科技能力，因为即使是引进技术，也要有一个选择、使用、吸收、改进和创新过程，没有一些具有这类能力的科技人员（至少具有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教育基础人员），是很难选择出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技术并真正掌握技术的，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国科技开发能力。经验实证表明：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各国和地区，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初期都具备了较强的科技能力，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分析到中国香港和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经验时，几乎都提到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政情的突变而从大陆移居该两地的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界人才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中国具有诸多后发优势，有一些后法优势甚至在以往的后来居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具备的，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中国从前苏联这个第一社会主义大国直接引进了大量适宜的技术、工艺、管理经验、企业组织制度、吸收外资，借鉴其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以避免前车之覆，防止现代化过程中某些副作用和剧烈阵痛，第一次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从而缩短了工业化与现代化时间。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全方位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了其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的迅速转变。中国同时也具备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其它经济能力的条件。中国的科研水平和各层次的工业技术水准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卓著的，可以说在航天技术、核工业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到各类消费品工业技术等各个层次里，中国都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专家和工业基础。中国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前苏联的经济援助下，并靠自己的力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得以有效地移植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驶入了快速道，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等重要的国家政策，采取各种形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2005年年底，中国出口额已达到5900多亿美元的水平，这一水平有力地支持了较大规模的技术和设备的进口。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专职科技人员之多，堪称发展中国家之最。中国国内市场之大，使得立足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之上的工业技术不会碰到与市场不相称的难题。所有这些，都成为中国后来居上的重要的后发优势。
四、巨国效应
由于历史的原因，全球国家众多，大小不等，面积大的有一二千万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几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有13亿，最少的只有几千人。这种国别上的巨大差别常常使国力大小在此分野：大国再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力量；小国再富，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科威特曾是世界首富，但被相对贫穷而又相对较大的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吞并。海湾战争时期，伊拉克之所以被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打败，不仅在于美国是一个富国，而且也是个大国，伊拉克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中国在近代史上那样贫弱，西方列强曾竭尽全力想肢解中国，把中国彻底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但终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中国太大，它们就是张开血盆大口也吞不下去，即便是吞下去了也消化不了。
发展经济学认为，大国经济发展具有一系列小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大国优势首先表现为综合国力。中国由于人口包袱沉重，人均产值、人均国民收入都居世界末流，但从总体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又具有很强的综合国力。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居第六位，截止2005年，谷物、棉花、油菜籽、水果、猪牛羊肉等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茶叶居第二位、甘蔗居第3位、大豆居第4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奶类生产由1989年的世界第18位提高到第8位，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积极变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截止2005年，彩色电视机、煤、水泥、化肥、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居第2位，其中钢和发电量在1989年分别居世界第4位，这两种产品位次的变化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
作为一个巨型大国，中国在总量上有着巨大自然资源：拥有耕地15亿亩；在已探明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至少有20多种已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煤的储量居世界第二，铁的储量居世界第三；在生物资源方面，南北地跨近50纬度，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和赤道带，植物品种繁多，农副土特产品极其丰富。作为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人均储蓄量很低，但作为一个具有13亿人口巨国，居民总储蓄量和国家外汇存底却又很高（2005年分别为14多万亿人民币和8189亿美元。据中国人民银行公佈200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资料显示，中国6月底国家外汇存底已达9411亿美元，预计到2006念2年底将成为世界第一个外汇存底超越一兆美元规模国家）。这就是一种实力，这种实力是许多富裕小国，就是富裕大国都无法比拟的。现在，世界上公认新加坡富裕，同时也公认中国综合国力要比新加坡大几十倍，从资源角度看，甚至要大几百倍。中国、印度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尖端工业，制造卫星、原子弹，这就是大国效应发挥结果使然，这在那些小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在市场的国家，而且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现实市场。从现在起到2010年，中国将从国际市场进口一万亿美元左右商品。目前，中国人的家庭彩电普及率仅为17%，冰箱普及率仅为14%，但就是这些比例显示了中国无限的消费增长潜力。预计今后10年，中国至少将保持年均1500万台以上电视机市场的增量，如果加上更新和换型需要，年均销量可望更大。据专家认为，中国的电视机厂的最佳经济规模为130-140万台/年，如此计算，仅仅依靠国内市场，中国就能容纳10多家左右的电视机厂，使电视机市场有足够竞争强度。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人民生活尤其是9亿农民的生活水平行的大幅提高，中国必将在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大概在2007年至2008年开始）再一次掀起一波新的消费潮，届时消费潮将引领中国再一次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发展长周，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时代序幕也将拉开。
尽管国内外许多专家都指出，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然而就是按这种低估水平计算，中国国内市场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如果考虑到中国许多任务业品市场的开发只是近年的事，市场容量扩张很快。但即便容纳如此大量的产品，中国的许多任务业品市场仍有巨大潜在容量。
随着中国的逐渐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一个原本施行自由贸易比较被动的国家，走向一个主动施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在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中国和其它国家近些年来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像美国、荷兰、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来承担的。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竞争力比中国更强的国家，与中国贸易还出现了巨大逆差？这种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这个巨国效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种贸易理论，也称之为新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假定一个国家存在着规模经济，那么规模越大，平均成本就越下降。假定有两个国家，它们资源相同，但国家经济的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处于优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
在人口规模上，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国家，有13亿人口，这个效应在贸易上是巨大的。举例而言，如果中国人口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能够买得起家用电器，那么这个家用电器市场规模应该和人口数量这个重要因子更为相关，和人均收入也相关，但相关程度却没有那么高，因为收入再多，不可能买一堆电视搁在家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耐用消费品的第一大消费国。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对于很多产品来讲，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消费品，中国都是第一大市场。
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月薪5000元以上的人占就业人口12％，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能购买像汽车、住宅等较高价格的产品。就是这么一个群体，可以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这是一个具有强劲消费能力的人群构成的市场，这也是中国竞争力不如很多欧美国家，但在和这些国家贸易中却能够形成相对优势的原因所在。所以，即使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不如很多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但中国的企业却享受到了巨大市场的好处，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巨国效应又是如何增进着中国的竞争力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历史。从公元元年到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在世界上名列第一。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高达33％。由于存在巨国效应，所以中国有着贸易优势的历史，这个优势曾经在过去历史中独立风骚了2000多年。现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巨国效应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就像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一样，到处都充斥着日本家电。但日本怎么也没有想到，它的企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短视症，当时这些不可一世的日本企业只看到中国大市场，它们实行高价策略，尽量攫取当下利益，无形中给了中国企业比较大的价格回旋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短短10年间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已将被日本企业占领的大部分市场失地收复，在彩电、冰箱和空调等家电市场上，市场份额更是高达60%到90%不等。由于有了巨大的规模，中国企业享尽了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也获得可成本上的优势和竞争力上的优势。这就是中国家电行业的例子，类似的例子正在中国其它行业中不断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