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中旬，苏哈托与国基会总裁康德苏签署内容包括51点改革开放经济的协议。印尼为了从该组织获得430亿美元贷款援助，承诺将全面改革与开放经济，尤其是甚多行业为外资大开方便之门，引起印尼民族经济界的不满，有人指责最高当局已把印尼沦为西方经济的殖民地。印尼近月民生必需品供需紧张，价格腾涨，有人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配套过于激烈，有必要作适当调整。
瑞士联合银行证券地区策略家卡普尔说，“国基会的立场是，凡是疾病都给服阿司匹灵，这是问题所在。”分析家说，国基会对亚洲提出了不适当的条件，因为它依赖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验，而这些国家的特点是通过肆虐，预算赤字和公共部门债务高企。国际政策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的董事柯尔在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中写道，国基会不了解亚洲。
“亚洲价值观”重评浪潮
自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一些媒体纷纷就亚洲价值发表评论，认为亚洲经济危机说明了亚洲价值的脆弱性及其先天不足之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把输出西方式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为其外交政策的重心。经济政策始终看成是西方政府输出民主和自由、迫使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价值的最重要工具。这种政策无疑影响了西方知识界对其他文化的看法。诚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依德（EdwardSaid）所言，隐含在西方学术界各种学说背后的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帝国主义。在亚洲经济还未起飞前，西方人把亚洲经济落后的原因归于亚洲文化和政治制度，要求亚洲人放弃自己传统的价值观，接受西式文明。但当亚洲取得惊人的经济成就后，西方的一些人又大批特批亚洲价值，似乎亚洲价值对西方文明构成了莫大的威胁。而另一些学者则过份地夸大了亚洲价值，貌7b为亚洲经济如果能够速度发展，数10年之后，亚洲就是世界局势的主宰力量了，亚洲价值也自然要更替西方价值了。1994年，美国自由论坛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在香港联合举行“亚洲新闻论坛”，讨论亚洲价值，西方媒体直接攻击亚洲价值是政府压制民主政治、控制舆论的工具。
随着亚洲经济危机的到来，西方媒体又掀起了一轮新的批评亚洲价值观的浪潮。西方人把这次亚洲经济危机归咎于亚洲的政治制度不健全、腐败、官商勾结、裙带关系等。美国《新闻周刊》指问题根源是“贪污腐败金融体系”，东亚价值观不重视民主等。美国亚利桑那洲参议员卡恩说，“这主要是亚洲的经济制度不健全，腐化、官商勾结、裙带关系非常普遍，过去我们称亚洲的经济成长为奇迹，现在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奇迹......。当然，我们同情一般老百姓的损失，可是，我们也很高兴，亚洲终于面对现实。”这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反应了。西方舆论的普遍观点，是亚洲有了经济发展的硬件，但是缺乏和健全的银行和法律制度的软件。
然而，越来越多的起而反駮，指出这次经济危机和亚洲价值的不相关性，因为这次危机不仅发生在一些西方人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里，而且也发生在民主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
谈到这种“软件”大概没有人会说西方文明的老祖宗欧洲的软件不够健全吧？那么，过去5年间，为什么英国、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的货币会先后遭到国际炒家的突袭而一个接一个地被迫贬值，使这些国家的国民也遭到令人同情的损失呢？就拿亚洲而言，才不过3、4个月以前，西方国家的报刊和政客还在赞美，英国留给香港一套比照英国的、完美的法律制度和最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现在这套制度突然失灵了？难道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腐化了香港？其实，许多经济学家近来一再指出，自从全球经济自由化以来，每天平均约有价值12000亿美元的货币在金融市场流动。这个惊人的数目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总值。当一些国家炒家集中火力进攻某个国家的货币时，许多银行、货币共有基金和跨国公司也立刻跟踪而上，有的是为了投机赚钱，但更多的士为了自保。在他们的夹功之下，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招架得住。
亚洲资产管理公司经济及投资策略研究主任米龙.莫希卡特指出，环视整个亚洲，各国并不奉行同一种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部分国家例如日本，推行的是德国／莱茵体系演变出来的模式，香港则选择了英式市场经济模式。至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则多数揉合上述两种模式的特点。即使从文化角度出发，亚洲各国也是异多于同。亚洲价值观即使有缺点，但害处到底有多大仍有争议。就象1997年初版的《崛起中亚洲》一书，便引述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说，政府的官僚作风、国家贪污的程度、法制的效力等因素，统统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有助发展。
米龙抨击西方不着边际地把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观硬扯在一起。他在文章中指出，这场经济风暴，彻头彻尾跟80年代末90年代初工业国家如澳洲、日本、新西兰、欧三国、英国及美国所遇到的难题是一模一样的。是否也能说，西方经济危机是由他们的西方价值观引起的呢？货币危机席卷亚洲，造成大规模财政不稳，只有一个简单理由，金融制度杂乱无章，引致信贷增加太快。一方面，亚洲公司及金融机构经常向外大量举债，其中尤以短期借贷为主。另一方面，到了结帐期，由于日元贬值、商品竞争力不足及其他因素，令亚洲出口停顿，整体经济因而无法产生足够现金还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资本家》（Forbes）杂志最新一期的专访时也反駮一些西方人士声称亚洲国家需要引进西方的民主才能搞好经济的说法。他举菲律宾为例说，西方常称赞它有民主和新闻自由，然而它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不见得更好。他重申，金融危机不是亚洲价值观所造成的。相反，亚洲价值观中倡导的勤劳、多储蓄、多投资、稳固的家庭关系、强调教育等，将协助亚洲国家经济取得增长。不幸的是，一些国家目前拥有较弱的制度。
本书的作者也热心参与了这次“亚洲价值观”重评浪潮。我在《香港商报》的“商报论坛”上撰文驳斥把亚洲危机归咎于亚洲本身没有民主和归咎于亚洲价值观的观点。他们的论点似乎是，亚洲如果有更多民主的话，危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把亚洲危机归咎于亚洲本身没有民主的观点并未获得任何经验证据支持。无论怎么说，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都是民主国家。同样，近年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导致的结果是货币贬值。事实真相是，实行民主制度与妥善地管理金融制度风马牛不相及。把亚洲危机归咎于亚洲价值观的那些人们似乎忘了，新加坡是推崇亚洲价值观最热衷的国家，但在亚洲危机中它所受到的打击程度比多数邻国来得小。如果说，危机是由亚洲价值观的有害影响所直接造成，那么新加坡经济应该最先垮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郑永年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重新挑起一场“亚洲价值危机”的争论目的当然不是学术上的，也不是为了更好地去理解亚洲经济的发展或危机的根源，而是为了促使亚洲国家接受西方价值观、改变政治制度。美国和国基会为了拯救亚洲经济而开出的一系列条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从长远来看，只要存在着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之分，只要存在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引发全球化趋势大论战
过去十多年，随着资金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资金的流动无论是数量与速度都较以往大幅增加，而在资金趋吉避凶的全方位的移动下，全球金融市场的震汤幅度也急速加剧。随着全球化蔚为风潮，国际共同基金的蓬勃发展鼓动各国证券投资热。跨国、跨洲际投资的结果，使国与国间的财经情势产生高度连动，这在经济块状区内（如欧盟、东协、拉丁美洲）尤其明显。正因为如此，一旦区内某国出现结构性弱点，便可能产生骨牌效应。而放空炒作的利益，自然也就是以等比级数计算。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投机大户如索罗斯一再挑经济块状下手，1992年逼迫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能是一例，1997年又从泰国扩大至东协的全面性攻击也复如此。结果是，资金流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逐渐凌驾经济基本面，导致市场投机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