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完善：唐宋时期的管理心理思想
公元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元贞观。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唐王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外户不闭”、“马牛被野，人行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的繁荣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其出现是与贞观统治集团的有效管理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及其大臣的言论与行动，是研究贞观统治集团管理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吴兢（公元670～749年）著此书的目的是为帝王施政行事做参照。该书不仅为中国后世历代帝王所重视，而且在日本影响很大。自从日本平安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日本帝王的教科书。1983年11月，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山本七平出版了一本名叫《帝王学》的书。他在日本工商界非常活跃，在松下幸之助创设的松下政经塾，担任顾问兼特约讲座。他认为《贞观政要》是“当代主管阶层最需要研究的一本‘领导学’”。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日本工商界高层经营者的热烈欢迎。近年来，在日本，不断有工商人士对《贞观政要》发表读书心得。在松下PHP研究所出版的供企业高阶层管理使用的卡式彩色录影带中，第一卷叫做领导者的条件，其主要内容就是用《贞观政要》来讲授。
贞观统治集团的管理心理思想中，道家成分较为突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凡大乱平息，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的思想就会受到重视。隋末唐初，正是处于这种社会状况，因此“无为而治”为李唐统治者所重视和应用。李唐王朝和西汉王朝有不少相似之处。西汉王朝是在推翻了暴秦之后，总结历史教训，实行黄老之术，取得了“文景之治”。李唐王朝是在推翻了暴君隋炀帝之后，总结了历史教训，迅速恢复发展生产，取得了“贞观之治”。贞观统治集团在治国中，也运用儒家管理思想，整个管理思想具有“儒道合流”的特色。
唐太宗李世民高度重视儒家学说。他曾说过“唯好尧、舜、周、孔之道”，但他说这话是针对梁武帝、梁元帝空谈佛、老，不务实事，导致国败身亡而发，其意在于强调儒学的入世态度和求治务实精神，并不能以它来否定道家思想在唐初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先秦老子主张遵循自然规律，不妄为扰民。但在“无为”的理解上，有消极厌世的倾向。唐初统治者改造了其中的消极因素，表现得更为积极。李世民说“君无为则人乐”，魏徵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监察御史高季辅要求李世民“敦朴素，革浇浮……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静之化”，宫中的妃嫔，也大谈“为政之本，贵在无为”。
李世民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清静无为十分必要。他认为隋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贪婪扰民：“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为了免蹈隋亡的覆辙，他“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他将治国比做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魏徵通过与隋代政治的比较，认为隋朝由富强走向灭亡的原因在于“动”，唐朝由贫穷变为安宁在于“静”。他说：“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他进而向唐太宗指出：“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贞观统治集团在治理国家中，重视运用道家管理智慧。概括其中的道家管理心理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力管理心理思想
汉魏时期道家主张君无为，臣有为。《淮南子》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作者认为，“因循而任下”才能做到“清静而不动”。贞观统治集团继承了这一思想，唐太宗认为充分发挥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当所任，就能实现无为而治。他说：“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在贞观统治集团内，拥有一大批杰出人才：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一代良相良将。他们各有特长，魏徵以直谏著名，李靖精于军事，房玄龄能谋，杜如晦善断，时称“房杜”。他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才群体。
贞观统治集团的人力管理心理思想包括以下方面：
（一）人员甄选
要使各级官吏“各当所任”，首先要甄选合格人才。唐太宗十分重视选才任贤。他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又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一次，他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他认为，身为宰相应当把选才任贤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为此，他下了一道诏令，具体事务由宰相的属下去办，宰相办理重大事情，以保证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进行人才的选拔任用。
唐太宗还重视人才的识别和发现。主张对人才要能识别，主动发现。认为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能识别人才，遗漏人才。贞观三年，大臣封德彝对唐太宗说：“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听了之后很不满意，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代，不借才于异代。”哪一朝代没有贤人？只是贤人被遗忘而不被发现而已，“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针对知人困难，唐太宗提出用“自举”的方法去发现人才。魏徵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指出知人确实很难，但自知决非易事，对“自举”方法作了否定。魏徵对如何发现人才有独到见解。
在《论择官》篇中，魏徵向太宗陈述他知人的方法：
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摒其所短。
这段话，与《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相比，少去“通则观其所礼”、“听则观其所行”两项。山本七平对此“六观”从现代管理角度作了演绎。他说：若引申到现代社会来看，可以说“贵则观其所举”，就是已经显贵的人，看他推荐起用的是哪种人，就可以知道他本人是否足以信赖。“富则观其所养”，就是富贵的人就观察他的修养，有些人一旦富有，便喜做投机生意，或四处行贿拉拢关系，这种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居则视其所好”，就是观察一个人平日的嗜好，喜欢赌博、玩赛车、赛马，或是常上酒家的人，都是不堪托付大任的。“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都是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以及贫贱时的所作所为。如果经常滔滔不绝而又言不及义；在穷困时便失了志节，收受来路不明的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人。魏徵所说的“六观”知人法，和《吕氏春秋》的“八观”一样，是主张通过观察外在行为去识别人的内在特征。与前人的思想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意，但作为贞观统治集团的主要幕僚，他的思想在统治实践中无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西汉刘向关于臣子的品行有“六正”、“六邪”之说。他认为“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六正”、“六邪”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魏徵援引此文上疏唐太宗，把它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即所谓“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
值得注意的是，“六正”、“六邪”作为一种标准，不仅能帮助领导者区分下属“正”、“邪”，而且对下属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魏徵主张用“六正”、“六邪”作为下属自我激励的标准，“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认为这样做，才能卓著的人就会脱颖而出。
（二）人员任用
贞观统治集团在人员任用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唐太宗把自己治理成功归结为能够善于任用贤才。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古代帝王，但取得的成绩比他们大，成功的原因有五项。他说：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皆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从人员任用心理看，可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爱惜贤才，不嫉贤妒能；二是强调人的个别差异，反对求全责备，用其长处，避其短处；三是用人要避免情绪化，使贤人和有缺点的人适得其所，得到了贤人不必忘乎所以，贤人犯了错误也不必遗弃他们；四是对正直的人，言语虽有冒犯，但不记恨；五是一视同仁，“独爱如一”，不偏爱一方。
在人员任用上，贞观统治集团还特别注意“审”、“精”、“信”几个原则。
所谓“审”，就是审察人的才能，根据能力情况任用人。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大才大用，小才小用。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魏徵则说得更为清楚，“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摒其所短”，“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使之各当所任。
所谓“精”，是指人员各当所任，精简，不求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唐太宗认为人员精简并各当所任，这样就能实现无为而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遵循这一原则，贞观初年，经房玄龄等人审定，文武官员总数定为六百四十员，政府机构得到精简。
所谓“信”，就是主张尊重和信任下属，不能疑神疑鬼、动辄干涉。唐太宗说：“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认为如果怀疑下属，就不能下情上达，也不可能赢得部下的忠诚。
二、领导心理思想
（一）领导品质
重视领导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道家主张的节欲、不扰民等观点为历代许多思想家们所重视。贞观统治集团运用道家的这一思想，作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唐太宗指出了嗜欲的危害，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不能贪图享乐。古代帝王的享乐是建立在百姓劳动基础之上的。帝王多欲，百姓就会遭殃。唐太宗提出“抑情损欲”的主张，“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唐太宗不仅这样提倡，而且付诸行动。唐太宗患有气疾，不宜居低下潮湿之处。贞观二年秋，臣下建议唐太宗修造一阁以居之。考虑到修建楼阁“糜费良多”，并追思汉文帝当年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一事，唐太宗拒绝修阁，说：“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当时社会形成了简朴的风俗，“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
魏徵向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唐太宗注意十个方面的问题。这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时期君臣对自身的品质要求。从内涵上看，属于清虚自守的道家风范，服务于“无为而治”的管理目标，又包含了儒家励精图治的济世精神。魏徵指出：
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若从反面看这十个方面，则领导者应注意克服十个不良品质。
第一，不思知足：就是贪得无厌。见到想要的，不知满足。
第二，不思知止：就是不知适可而止。兴修土木，毫无节制。
第三，不思谦降：就是高傲。身居高位，目中无人。
第四，不思挹损：就是盲目扩充，不知限度。
第五，不思撙节：就是不知节省，沉溺于逸乐之中。
第六，不思后患：就是草率行事，不考虑后果。
第七，不思延纳：就是自以为是，埋没人才。
第八，不思正己：就是不修身正己，轻信谗言。
第九，不思因喜而僭：就是奖励一个人，因为自己喜欢而过分。
第十，不思因怒而滥：就是惩处一个人，因为气怒而不按法律。
日本作家山本七平对“十思”理念十分推崇。认为十思的反面也是现代主管要克服的毛病。
（二）领导者的人际关系
《贞观政要》中有“诚信”篇，讲述贞观统治集团对“诚信”的运用。“诚信”是贞观统治集团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取得有效管理的经验总结。
先秦道家非常重视“信”。《老子》第八章说：“言善信。”第十七章说：“信不足，有不信。”第二十一章说：“其中有信。”第四十九章说：“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六十三章说：“轻诺必寡信。”第八十一章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魏徵把“信”提到“国之大纲”的高度，认为“不可斯须而废”。他说：“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在《诚信》篇中，魏徵提出能做到“慎于信任”、“远避小人”、“君子自强不息”，这样离无为而治就不会远了。显然，在道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中融入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内涵。
在君臣关系中，领导者居于主要方面。君臣的互相信任，君主首先要施以诚信，“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因为领导者诚信，才能得到下属的拥护和支持，“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唐太宗对此有自觉的认识，《诚信》篇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初年，有一人上书唐太宗“佯怒以试群臣”，以便察验群臣的忠佞。唐太宗拒绝了这种诡诈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无益于诚信关系的建立。他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在组织内，诚信不仅应为领导者所遵循，而且应是上下共同遵循的原则。魏徵说：“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太宗说：“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三、信息决策管理心理思想
决策是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做出正确的决策，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组织中各个层面反映的情况，也要概括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和主张。在综合各种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在专制制度下，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于君主一人之手。要保证决策的正确，国君就不能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古代思想家主张明君要兼听纳下。东汉王符指出：“明者兼听”、“暗者偏信”，明君应该“兼听纳下”。东汉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也主张“上下革谏”。
贞观统治集团赞同并实施了这一主张。主张明君既要听取臣僚的意见，也要倾听百姓的呼声。既要听取正面的建议，也要听取反面的批评。不仅在事业的初创时要倾听各方面建议，在事业取得成功时，更要防止听信阿谀之辞，听不进批评建议。
唐太宗希望出现“主纳忠谏，臣进直言”的局面，特别主张“相须匡谏”，魏徵认为明君应该是“兼听纳下”，这样才能使“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
唐太宗把大臣比喻为“耳目”，认为要了解天下的情况，就要听取大臣反映的情况。如果“耳目”闭塞，会有灭亡的危险。“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
决策中，往往反面意见是正确决策所需要的“另一方案”。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君因其权威，臣僚往往不敢提反面意见。这时允许并鼓励提出批评就十分明智和必要。唐太宗把敢于直言的忠臣比做“明镜”；认为有了“明镜”，才能纠正过失，避免错误的发生。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魏徵就是这样的忠臣，所以当他死后，太宗十分悲痛，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明镜”。他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不仅在创业时听取民情民意和下属意见，而且在成功之后，注意防止喜欢听阿谀之言，听不进批评规劝。魏徵指出在创业时，能做到听取民情民意和下属意见。所谓“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到了天下安定的时候，领导者往往喜欢听吹捧自己的话，讨厌批评和规劝。所谓“甘乐谗谀，恶闻正谏”，这是统治者必须时刻引以为戒的。
四、赏罚激励的心理思想
赏罚激励是通过奖励和惩罚等强化手段来激励人。贞观统治集团对赏罚手段的运用极为重视。唐太宗把赏罚提高到“国家大事”的高度，认为行使赏罚要慎之又慎。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对于如何实施赏罚，贞观统治集团也提出了若干原则。
一是“赏不私其亲”。唐太宗在实施赏罚中，强调论功行赏，不徇私情。贞观元年，唐太宗封赏功臣。他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对房玄龄等的官职都在自己之上，表示不服。唐太宗提出了自己的赏罚原则，对李神通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应该重赏；叔父虽然是国亲，但“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各位功臣听后说，认为太宗皇帝“至公”，“赏不私其亲”。
二是赏罚公正，不能搀杂个人爱憎的情感。魏徵把赏罚作为“进忠良，退不肖”的有效手段。但使用不当，则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他指出不公正的赏罚有“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意思是，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犯了罪也不受刑罚处罚；自己憎恶的人，即使没有过错也不免受到处罚。还有“以小恶弃大善”，“以小过忘大功”，意思是，人有小的缺点，就因此把他的许多优点一笔抹煞；人有小错误，就忘了大功劳。魏徵指出，恩赏不用来鼓励行善，刑罚不用来惩办奸恶，要想行正去邪是办不到的：“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要真正能够区分善恶，就应当公正赏罚，“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