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是妇孺皆知，为后人称道。范仲淹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弊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实践中探索着解决之道，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主张和想法，特别是在管理心理思想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本章将从人才管理心理、领导管理心理、环境管理心理和军事管理心理诸方面对其思想中有一定深度和有超时代意义的内容逐一阐释并分析。
一、人才管理心理思想
范仲淹十分重视人才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曾说：“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把得人才看成是兴国治天下的关键。
（一）选人和用人
范仲淹提出了国家选用人才的几个标准。第一，他认为要起用的人才必须是务实的人。他把天下的士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人善于谈论问题，说话时虽然显得头头是道，却总是言而无实；另一类人则说话不多，但做事踏实，专干实事。他指出：前面一类人徒有其表而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而后一类人“发必危言，立必危行”，对改善国家治理有直接影响。所以，选人时一定要看清楚，选拔那些真正有利于国家的人才。第二，他认为要提拔那些敢于进言的人才。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使朝廷看清所处的现实局面，革弊除害；而那些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的人，避重就轻，往往只会加速不良状况的恶化。第三，他提出要用人专长，不应对人才求全责备。他曾与人谈论：虽然颜渊、冉有、季路、宰我、子贡、子夏这些人才华各异，却同为孔子的学生，可见“此所谓求之人之道，非一端也”。他已经认识到了：合理地使用人才的前提就是要善于识别人才、让并他们发挥出各自的特长，而不应该用苛刻的标准挑剔他们身上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只有做到这些，才能选拔到出色的人才，并使他们真正一展身手。
中国从隋朝起就开始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作为官员的后备队伍。范仲淹认为，科举考试过于注重对诗辞赋文的考核，而很少涉及对国家事务的关注，因此不利于发现和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所以，他再三声明：国家在择人、用人时，必须要鉴定这个人是否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刻的社会见解，尔后再根据其文化素养的高低委以不同的职务。
我国封建社会，人才选拔的手段除了科举制外，还有举荐之法。在这方面，范仲淹推陈出新，规定推荐人才的“举主”要对其所举荐的人才负责，如果被举人在岗位上表现出色，举荐人也将受到嘉奖；而一旦被举人德行恶劣，则举荐人也会受到惩处。这样一来，将举荐人同被举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大大提高了举荐人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使他们能够努力寻求和发掘真正的优秀人才，从而提高了被举荐人的质量，避免滥竽充数。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有着跨时代的创新意义。
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官场的腐败。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写道：
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无磨勘之例，惟政能可赦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励，以求绩效。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尧舜黜陟幽明之意耶。
北宋政府曾规定：只要任职期间不犯大罪，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就可官升一级，称为“磨勘”。此外，北宋官员还享有“恩荫”，即宗室、外戚、大官僚遇到大礼或皇帝生辰等重大节日时，可奏请让自己的子孙为官。对此，范仲淹认为：这种赏罚不明、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正是造成北宋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将改革目标首先指向这个无序且极不合理的升迁体系，提出“明黜陟”和“抑侥幸”举措，规定没有大功的人没有资格得到晋升，大臣不得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官职。同时，他还十分重视中下层官员的选拔。他不同意将人的资历完全等同于其实际才能。历史上，有很多人资历长、资格老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但也有一些人虽然年轻、资历也浅，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范仲淹对改变当时选官用人方面的不公平现状做出了一些努力，他进行了一些改革，力图使北宋政府人才选拔上表现得相对公平。
（二）评价与激励人
如何正确地评估人的行为，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重视对人才实际能力的评估。在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对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选用极为严格。只要他看到官员名单上有不合格者的姓名，就会立即删去，另换他人。旁边的人劝他说：“你这样做会连累这个人一家的，他们全家都会为此痛哭不止的。”而范仲淹则认为，如果任用不称职的官员，那么哭泣的就将是广大的老百姓了。因此，他特别重视官员业绩的评价和激励，尤其是对基层地方官员。
可见，在对人才进行评价时，范仲淹不恪守教条。他非常赞赏具有处事灵活性的人才，并重视他们办事的实际效果。例如：在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期间，曾为应否处罚高邮知军晁仲约的问题与其他的大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有盗贼剽劫淮南，经过高邮时晁仲约自度没有抵抗能力，所以请当地富民出资购买了绸缎、酒肉招待这些盗贼，使得当地老百姓没有遭到伤害。对此，一些大臣指责晁仲约玩忽职守、盗来不战，应该处以极刑。范仲淹则认为，当时高邮无兵无械，如果拼死抵抗，最后受害的总是老百姓，现在虽然损失了一些财物，但没有造成大损失，所以不应惩罚晁仲约。
范仲淹主张对官吏加强考核与监督，强化监督机制，提倡实行巡查制度。他提出，对一些贪官、昏官应坚决予以废斥，特别是对一些劣迹斑斑的州县官员更应严办；对那些立了大功的官员则要进行封赏，树立典范和榜样；而那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官员需增加对他们的考察时间。
（三）培训管理心理
管仲曾在著名的《修权》篇中写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培养人才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也是获益最多的根本大计。
用人、择人和育人是紧密相关的重要的环节。如何才能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关键是要解决人才的培养问题。范仲淹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再没有比缺乏人才更困扰国家的问题了。为此，范仲淹主张把教育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兴办教育。他提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只有办好了学校，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为国家所用，所以建议朝廷“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事实上，由于范仲淹曾在不少地方当过管理者，而且他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兴办教育，再加上他每到一地就积极兴办教育事业，因此当时社会上兴起一股办学热潮，尊师好学之风日盛。据史书记载，在他任官苏州期间，甚至还捐出了原本准备盖住宅的一块土地兴办学舍，被当地人民传为美谈。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正是范仲淹兴办书院，发展教育的重要原因。
在担任陕西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期间，他曾致力于对将领的培训。他认为将领除了打仗的实际作战经验之外，还有必要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所以特意建立了辅助教授军官军事知识的专门机构。这在当时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二、领导管理心理思想
（一）领导素质论
1.领导者高度的责任感
范仲淹由贫寒家庭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跻身地主官僚之列，这与那些通过“恩荫”得官者决然不同，他了解民间生活，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因此时时处处遵循着“于民有利”的原则。因此为官期间，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在的事，其“重民”政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领导者自身经历对其作为有着很大的影响，来自基层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得能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从宏观上来说，这更有利于在组织中形成稳定的发展局面。
2.领导者利他利天下的意识
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他的利他人、利天下的意识。作为一个领导者，将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将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深刻地影响到其在组织成员心目中的位置和在组织中威信的树立。实践证明，如果领导者在制定政策和策略的过程中，能够心中有他人，时时考虑到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先想到他人，那么往往能赢得管理对象的拥护，减少实现目标的阻力。
3.领导者身体力行的行事作风
范仲淹认为，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就应严于律己，以自己的实践向众人展示理想的人格，从而赢得权威性的影响力。在他的管理实践中，范仲淹既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领导理论，又不乏现实中的尝试和实践，可以说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士志于道”的管理境界。
（二）领导策略论
1.以德服人论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层官员，范仲淹深深体会到了道德在管理中的力量。他曾在《奏上时务书》中建议仁宗以德服人，而不要以刑服人，并提出了德治的四个基本原则：慈、俭、勤、公。这个理念与现代管理心理学中的策略不谋而合。我们知道，社会激励的有效性往往同人们的基本需求密切相关。现代心理学中，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尊重的需要、归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五大层次。具体来说，不管是个体也好，群体也好，都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希望能在思想、观念、情感、行为方式上相互沟通，获得认同。人们在一个环境中获得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归属需求的实现。赞誉性和肯定性的评价与贬斥性和否定性的评价在人们身上产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往往更有利于人们对管理者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并会在无形中使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方向趋于一致，后者则会对人们精神需要的满足造成阻碍和伤害，甚至还可能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和逆反心理。因此，领导者在管理中应以德服人，多用正面的激励手段和方式，避免消极局面的出现。
2.贤而治论
范仲淹在其《四论》中的《选任贤能论》中写道：“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能否立足于世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能否得到所需的人才。所以范仲淹认为，领导者的任务主要在于选用适当的人才，使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专长，而不是事必躬亲，亲自去管理各类事务。这样，既没有效率，也不能达到最好的管理效果。
他始终坚持任贤选能的原则，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他决不会以个人的好恶行事。大臣梅尧臣虽然在一些事上坚定地支持着范仲淹，但能力和才干上却不是很好，所以范仲淹并没有因此保举他升官。范仲淹也不因欧阳修曾直言触犯过自己而生气，反而大力举荐他担任与其才华相匹配的官职。可见，作为一个领导者或管理者得贤而治的前提是知人善任。
3.居安思危论
范仲淹的名言虽然忧乐并提，但显然重点在前者。所重在“忧”，所“忧”在民，这是其思想的精华，也是范仲淹长久以来所具有的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忧深虑远的意义：一是不仅为天下一时、一地、一事之急，更为天下长远、全局、根本之患而忧虑；二是当天下动荡不安时忧之虑之，而当其相对安定乃至所谓“盛世”之时更忧之虑之。范仲淹认为，只有忧之深、虑之远，才能居安思危。如果眼光短浅，仅仅满足于当前的安乐，而不管明天即将出现的变化，做好充分的应变准备，那么到时就可能措手不及了。范仲淹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着“否极泰来，泰极者否”的客观规律，但这一客观规律可因人为主观因素的作用而延缓或加速其变化进程。因此，他提出如能时时处处贯彻“居安思危”的精神，那么就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和安宁。
4.穷则思变论
北宋建立的几十年间内忧外患不断，貌似太平的局面背后隐患重重，冗官、冗兵、冗费是当时最为突出的“三冗”问题。范仲淹曾说：“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意思是说，当今国家的问题所在莫过于固守陈法而不思变革。
范仲淹在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期间，提出了改革主张，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法制等方面的内容。其实，在此之前的天圣年间，他就曾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沉僭、慎选举、抚将帅，并特别引用《易经》中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岂能之乎？”变革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一定的心理上的不知所措和暂时的混乱，但从长远看来，变革在革除弊端的同时，不仅可以为组织带来新的活力，也能创造出许多机遇。
三、环境管理心理思想
环境通常指的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所接触的一切事物。人们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可以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在实践中，中国古代管理者对于环境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已经有所察觉，他们尝试通过改变环境、改善环境来影响，甚至改变管理对象的心理倾向、提高他们的心理认同感，从而提升组织对他们的凝聚力，改变其行为模式，提高工作效率。把握了环境管理心理规律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水平，而范仲淹就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自然环境管理
自然环境通常由地理位置、气候等因素构成。当然，在自然环境中也存在着不少人为的因素。这是由于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往往会尝试改变环境中不利的或恶劣的因素，而创造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自然灾害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针对灾害对人们心理的影响，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尽可能减少其消极影响，扩大其积极影响，通常是管理者经常考虑的问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形态和气候条件相差很大，如何有效地管理好当地的环境，克服自然性灾害对整个社会心态、对个体心理造成的伤害，在最大限度上避免损失，这是现代防灾心理学探讨的主要内容，也是管理者在管理中随时可能面临的处境。
在范仲淹任职杭州期间，正值吴中地区遇到大灾荒，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范仲淹虽然此时已经遭到贬斥，但他心系民间，积极救荒。他一方面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财物救济贫困者；另一方面也适应地方民情风俗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一些别出心裁却又行之有效的方式为民谋福利。他把握住了当地富民喜欢出钱寻欢作乐的心理，倡导竞渡活动，并亲自带头出宴湖上，引得有钱有闲者竞相效法，从而为穷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做点小买卖、为游人提供服务等，刺激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外，他还十分注意防止穷人因接受救济而产生依赖心理，考虑到吴地好佛，所以下令大规模建造佛寺、殿堂，雇佣饥民服役，付给工钱，使他们能自食其力。可见范仲淹深谙环境管理心理规律，他通过颁行刺激商业发展的措施发展灾后经济，稳定民心。同时值得称道的是其思路的灵活性和延展性，不拘泥于老办法，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救灾措施，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又防止了依赖心理的产生。可以说将民众灾后心理把握得十分到位。有目的地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并大办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理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范仲淹对荒政的经济管理心理思想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二）组织环境管理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型组织。组织环境对管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良好的组织环境意味着一个组织同时具有和谐的内环境和稳定的外环境。内部的团结、合作与外部的平稳同是组织发展必备的条件。
范仲淹对一些内部的少数民族采取招抚之策，使北宋境内保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上下一心才能一致对外。对当时的北宋而言，改善民族关系就是创造良好外部关系的一个关键步骤。由于宋夏战争不断，所以范仲淹特别重视与周边民族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了赢得居住在宋夏边境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支持，北宋政府允许民间贸易往来，并与羌族首领开诚布公地谈判，给予其土地、粮食、农具等资助。这样一来，没有了其他边境事务的干扰，使得北宋政府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来自西夏的侵犯，从而在无形中增强了其自我防卫的能力。
四、军事管理心理思想
范仲淹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他在抗御西夏侵扰上功不可没。宋仁宗年间，西夏不断侵犯北宋边境，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损害，而北宋军队却不敢出兵抗击，即便偶尔出兵，总是兵败而归。范仲淹接手这一棘手使命后，根据北宋军队的现状和当时的战争局面，提出了一整套军事管理的策略，在军事人才选拔、军事训练和军事策略选择方面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实际状况。他特别注重根据战时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和军事行动计划，使战事得到了扭转，为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军队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拥有优秀的军事人才是关键的一环。
在将领选拔方面，范仲淹提出要使将帅的任命严格化，凡是年老行动迟缓、丧失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将领应该撤换，另选武艺高强、富有战斗经验的人担任军官。
战士是军队的基础，也是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在招兵方面，范仲淹严格了招兵的选拔程序。宋仁宗时，军队数量激增到上百万人，但由于挑选不严，又缺少训练，士兵素质极差。甚至出现了骑兵不会骑马、弓箭手不会射箭的咄咄怪事。因此，范仲淹认为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士兵必须精选，特别是送往边防前线的士兵更要精挑细选，因此他在士兵选拔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致力于淘汰老弱、招募身强力壮的新兵，以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素质。
精练士卒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途径。范仲淹针对北宋“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弊病，将延州兵士分隶六将，每位将领统帅三千人，平时负责训练，战时指挥作战。这样一来，改变了原来兵将互不了解的局面，使士兵和将领有日常接触的机会，有利于增进兵和将之间的心理契合度和相容度，缩短了彼此的适应与磨合期，也更有利于作战时相互间默契的配合与协作，从而在无形中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除了精练士卒以外，军队还存在着养兵问题。范仲淹采取了屯兵策略，建造营田，命令戍兵移家塞下。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军事训练，有效地激发了士兵的斗志，同时也保障了前线的后勤供应，使军队能够进行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在边境的屯兵措施，使士兵将保家、卫国的目标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为战争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从现代管理心理学角度来看，使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有利于激发群体成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为了加强驻防力量，范仲淹对当地人保卫家园的迫切心理做出了正确的评价。一方面，当地人自小在此地长大，在生活习惯上不会出现不适应，从而不存在像异乡士兵那样对边防军旅生活需要一个适应期，而且当地人不会产生思乡情绪，也极少会做逃兵；另一方面，他们熟悉当地地形，了解敌方人民的一些风俗习惯，同时由于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更能吃苦耐劳、勇猛作战，所以范仲淹极力主张利用当地士兵驻守边防，体现出其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