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紫阳，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出生于福建南剑，是程颐的四传弟子。因出生在福建，后人称他的学派为“闽学”，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朱熹所生活的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力日衰，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纷争迭起，社会较为动荡，虽然如此，但该期在学术上却是一个极盛的时代，当时学派众多，思想也空前活跃。朱熹学术思想以孔、孟为主体，兼取佛、道，构成了一个“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的集大成的体系，因此，人们把他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另外，朱熹在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上，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和全面的唯心主义的心理思想体系。他对我国古代心理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范畴和命题，几乎全都作了周详的研究，精微的辨析，并且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特别是朱熹的管理心理思想，已形成了一个系统，主要见于他所著的《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书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到南宋后期，理学已经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从元朝到清王朝一直被封建王朝奉为官方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执牛耳达数百年之久。因此，凭着这一点，朱熹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这里我们着重探讨朱熹的管理心理思想。
一、人性观与管理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心理思想的基本观点都受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所指导，朱熹也不例外。他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朱熹的人性论思想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管理心理思想。
心，是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人性是人的心理机能。朱熹曾说：“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他所论述的人的心理性能，可以分为三大系统：行为系统、情感系统、感知系统。三大系统将心的性能组合成一个有机的严密的整体，使心成为一个运转灵活、机能全面的指挥中心。朱熹将人生看作是人性的开端和源头，由此派生出人的三大本能：即求生本能、性本能和舐犊的本能。这三种本能渗透在广大的人伦关系中，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就本身而言，它们都是善的，但发而为情，便有适中与过头或不及的区别，适中者未善，过头或不及者，则有损于社会或他人，而成为恶。朱熹的这个观点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人的社会本质，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工具，同时也提醒管理者在运用管理手段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在关于什么是性的问题上，朱熹有不少论述：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理、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
在朱熹眼中，性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性包括人性和物性；狭义的性专指人性。他继承了二程的“性即理”的思想，认为性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同时，朱熹还承袭了张载、二程把人性一分为二的思想，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
在人性和物性的异同上，朱熹认为：“人物之性，有所谓同者，又有所谓异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异，然后可以论性矣。”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在研究心理问题时，不仅要考虑人心理的自然属性，更要考虑到人心理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在对人的管理过程中，既要注重对人基本需求的满足，又要兼顾其心理感受和需求，做到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积极向上的组织气氛。
在朱熹看来，作为世界本原的天理在人出生前就存在于天地间，当人形成气后，就降临到人身上化为性。由于受之于天，故称天命之性。他在《答胡广仲》一文中写道：
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须赞叹，只得将它骨子实头说出来，乃于言性为有功。故熹只以仁、义、理、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
朱熹把封建道德规范看做是人的天命之性，并认为天命之性是至善完美的。实际上，这里的天命之性就相当于人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所赋予的。而气质之性，按照朱熹所言，指的是由人禀受的天气地质亦即阴阳五行所决定的一种人性。气质之性由气禀所决定，内含人的自然本性，是情和欲的根源。气质之性中的不纯成分，会蒙蔽、干扰天命之性；变化气质之性，即摒除恶的成分，有助于复归和实现天命之性。在朱熹的学说中，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天理和人欲的冲突中。天理即外在的规范，人欲则是人的欲望，特指人类对外物的过分追求。朱熹曾举过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就吃饭这件事而言，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答曰：人要生存，就要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如果不仅有吃饭的需要，还提出要享受美味佳肴，这种举动就是人欲的表现了。对此，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这固然显得有些极端，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朱熹心中人性可塑的思想。他认为，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主张对人性加以引导和塑造。因此，在他的管理理念中，特别强调人在后天的修养和学习，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德业日进的理想状态。
二、人才管理心理思想
心理学对人才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个性心理品质与其才能的联系极为密切。良好的个性对人的成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良的个性则会阻碍人的成长和成才。朱熹认为：“人有是性，则有是才。”“才”是“性”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的才智不同，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与人在个性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于什么是“才”，各家各派众说纷纭。朱熹也有着自己的界定。
首先，“才”是才质，是“人之能也”。“才美，谓智能技艺之美”。这里的才质与现代心理学所言的素质相当，指人解剖上、生理上的特点，是人先天固有的素质和能力。其次，“才”有善恶之分。他认为，才是能为善、能为恶的一种固有能力。才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善恶之分，而朱熹所说的“才有善恶之分”，实际指的是拥有才能者的品质高下。再次，“才”与“志”密不可分。现代心理学认为，能力是与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有关的心理特征，而各种能力的最完备的结合叫做才能。朱熹指出，志是根本，事业之成皆“以其有志而已”。但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的志向而不具备实现理想的才能的话，要想有所成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管理过程中，要为不同的人才树立起其为之奋斗的明确目标，从而保证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朱熹在其著作中经常谈到人才问题。他曾说：“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曰：‘只是要得人’。”能否选拔到合格的人才关系到整个国家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十分爱惜身边的人才，常常举荐人才，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
如何识别和选拔人才是人才问题的关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人才的标准是什么。朱熹说：“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在他心目中称得上人才的必须是有见识、有度量的人。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朱熹把当时的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谨密者”，另一类是“俊快者”，前者多不愿意承担事务，后者干事不仔细。最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充分认识到了不同人的心理对其所持人才标准的影响，即不同的人往往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评价他人，因此人才标准的理解也差异甚巨。他在《朱子语类》中写道：“贪汙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由此类推之，常人莫不皆然。”朱熹的这番话也提醒后世的管理者们，在进行人才选拔之前，首先要对人才标准达成一个共识。朱熹也意识到人员选拔的难度，他说：“当无事之时，欲识得将，须是具大眼力。”在没有实际考验的情况下，识辨将帅，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朱熹提出了“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的主张，建议在实际使用中来识别检验士兵的强弱和将领的能力。另外，他还拟订了一个初步评价人才的步骤，虽然显得比较粗糙，但也不无借鉴价值。“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将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对一个人进行评估，首先看他的总体面貌；其次看他具体的优缺点，看他优点与缺点的数量和比率；再看他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看这些是不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在人才选拔中，朱熹特别反对荫恩制度和资考惯例。他认为家族的地位以及任职时间都不应成为在人才选拔中获得优先权的理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人才选拔的公平性思想。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士加以学习和探讨。
在用人方面，朱熹坚持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任贤使能。他认为，对于贤者应该是“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对于不贤者的态度，则是“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尽”。若能获得贤良之才，比一项好的规范或政策对组织的影响还要大。“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人才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一环，因此管理者必须在人才的鉴别、选拔、任用上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智慧。
三、管理谋略思想
（一）“执两用中”
1.两端说
管理中，怎样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准确的观察和判断，是涉及知觉的一个问题。正确把握事物的特征是深入洞察其本质的先决条件。
朱熹集宋代儒学思辨之大成，他认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万事万物皆有“两端”，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事物都像硬币一样有正反相对的两个面，所以朱熹说：“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默，有动便有静。”他还指出：不仅每一个事物有两端，而且两端又各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朱熹认为离开这种相反相成、相对相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即分二合一的关系，事物就不能发展和存在。他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自然界和其中的事物，对于事物一分为二、二中有一的状态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在管理过程中，“两端说”的运用可以增强管理者的知觉判断力，减少对事物的错误知觉，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从而保证组织的顺利运行。
2.中庸说
中庸之道是中华管理智慧的精华所在，很多杰出的管理者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们深谙中庸之道。早在《尚书》中就有“各设中于乃心”的论述，孔子更是把中庸视为最高道德范畴。朱熹也继承了中庸思想并加以补充和发挥。
他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当然，这里的中庸不能简单理解为折中或折衷。朱熹认为“中”的含义，一是无过不及，二是恰到好处。
中庸之道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反对极端主义，主张任何事物都要遵循一个适当的度，提倡适中的原则。但同时它也反对为“中庸”而“中庸”，因为这也同样是一种极端主义的表现。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管理的原则和方法还以其灵活多变而见长，使人们能在特定环境中为了抗衡事物的情势而做出相应的变动和变通。
朱熹曾说：“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可见，中庸兼具心理和行为两层含义，在管理实践中也大有用武之地。
3.执两用中说
“执其两端而度量其中”。从两端说、中庸说到执两用中说，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心理学意义。首先，它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很高灵活性的管理战略原则来运用。朱熹说：
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
一般说来，中亦此亦彼，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要善于从事物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就能兼顾矛盾的两极，不至于失之偏颇，而在对立面的互补中获得一种整合效应。
其次，虽然提倡“执两用中”的原则，但在对中的认识和取度上，朱熹跳出了一味的“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而讲究一定的灵活性。
（二）“贵权尚变”
朱熹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更易的过程，时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却可以认识时势，有所作为。他既讲因袭，更重变革，主张借鉴古法又不拘泥于古法，反对盲目恢复古制，因而具有一定的发展眼光和现实精神，在策略思想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1.时中
朱熹提出：“君子而时中。”并进一步说道：“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又说：时中的前提是“识中”，如果不识中又要“随时以为中”，则会“失之弥远”。时中，“犹权衡而称物轻重，皆得其平”，故称之为权、变、权变，即通过必要的调整，找到中正、中止之点。能权则能中，“守常底固是。然到守不得处只著变，而硬守定则不得。至变得来合理，断然著如此做，依旧是常”。“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乃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知经方可用权。经权、常变论是时中论的展开和运用。
2.经权
经权思想是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的一般方法，损益是制度变革的基本指导。一般来说，权往往以“大”、“大过”的形式出现，但“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常”的状态。
一般来说，经与权是体用关系。经是根本，是“常行道理”，即我们所说的一般规律。而权则是常理行不通处，经由变通之法，也即特殊形式下的相应举措。对此，朱熹议论道：“权得其中，固是与经不异，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当然其前提是权不能背离经，否则便不能称其为权。但权是经所不及者，权可以完成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朱熹以为：“此说方尽。经只是一个大纲，权是那精微曲折处。”“所谓权者，于精微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权是经的必要补充。
权与经并行不悖。“不当用权而用权”和“不当守经而守经”都是朱熹极力否定的。在他看来，“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但“经是可常之理，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始用权。然当那时却是常理”。
3.损益
损益是经权思想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
所谓损益，是损益其末，而维护其本，即在既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和有限的变更。损益是一种不断的自我调整和改良。损益观既维护旧事物，又赞成适时改良；既反对僵化，又避免了激烈的震荡；既重视传统，又不固守成规。损益观体现了中庸和权变思想的精髓。
将损益思想作为策略之一运用在管理过程中，能减少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心理阻力，使管理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人心，避免引起正面冲突和减少因管理手段或措施而引发的矛盾。可以说，损益为用的管理策略使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弹性空间。
朱熹“贵权尚变”的管理谋略思想强调管理中的通权达变，这与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权变思想颇有不谋而合之处。两者都非常重视主客观环境中的变动因素，尤其强调对变动的积极适应。因此现代管理者应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使其在现代管理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四、领导心理思想
领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是关键的一环。指挥、调动组织成员实现目标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领导者的管理范围的伸缩性很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体都可以成为管理指向的对象。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领导者需掌握的基本内容。
朱熹曾把治国之道比为棋道，认为下好棋的关键在于下一招棋时要先考虑到后面的几招。也就是说，国家管理者考虑问题要周到，目光要长远，不为眼前所局限，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通过对民众心理的揣摩和研究，朱熹主要提出了三大领导心理原则：
（一）修德感人
德是传统中华管理智慧的精华之一。古代思想家认为，德是管理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古往今来，对于德的含义，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和解释。按照朱熹的理解，“德”是一种心理的道德和善心。他说：“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现代心理学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影响力与领导的有效性有着直接的联系。“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一方面，朱熹认为“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一个统治者若具备了这样的德，那么民众不须什么命令就自然会照着你的样子去做。可见，朱熹认识到领导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这里还有“躬行其实，以为民先”的意味，就是说领导者的率先垂范往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理学诸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五种社会关系，并把这些关系及其具体规范称为“五伦”，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规范三纲五伦的道德规范则被抽象为仁、义、理、智、信，称之为“五常”。
“五伦”和“五常”被上升到德的高度。朱熹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道：“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如果说，三纲五伦是理想化的社会关系模式，那么三纲五常就是人类社会之纲纪。人类全部社会关系的结构，既是网络化的，又是层次性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兼具五伦：不是父，便是子；不是人夫，就是人妇；不是长，就是幼；不是上，就是下；有人际交往，便互为朋友。每一个个体都在这个无形的大网中拥有自己特定的位置，每一个网结都可牢固地支撑着固有的社会体系。“君臣上下两尽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说明了一个组织达到“大治”的基本思路，即通过条分缕析的规范，确定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点，使他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二）恤民为本
朱熹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这里的“无为”并非是指一事不做，而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不生事扰民”是“无为”的标准。他还进一步提出“民富”与“君富”的关系问题。他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这里说明了君与民的贫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作为统治者要能体恤下情，为老百姓着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那么作为一个组织的管理者，同样要能设身处地为管理对象考虑，满足他们的需求，保证他们基本利益的实现，从而提高集体凝聚力，为共同目标的实现齐心协力。
（三）礼刑并举
礼、仁是儒家最重要的两个政治领域。礼仁一体，又略有差别。仁强调的是一种主体精神，礼则侧重强调制度和规范。朱熹曾说：“礼，只是理。”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了礼的规范。但如何运用礼呢？朱熹提出了以下几点原则。“礼虽主于严，其用则和”，“至严之中，便是至和处”。第一，礼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但运用时应提倡和顺。第二，运用“礼”要注意一个“度”，不能和它的宗旨相背离。
刑是以惩罚为手段规范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朱熹认为虽然施用刑罚不是上策，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却是不可以放弃的。“夫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虽二帝三王不能以此为治于天下……”他指出，刑政是规范人性，实现大中之必然。他说：“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明谨用刑，义理决狱。他主张严刑，但同时又反对滥刑。根据中和哲学和仁德政论，朱熹主张慎刑，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朱熹关于中和与礼仁的思想运用于政策上即为礼刑并举，更确切地说，是以礼为主，以刑为辅。把“为政以礼”与“为政以刑”结合起来。政策上要“平易近民”德礼为治之本。朱熹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另外，朱熹还对“宽政”之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并指出这种宽和之政有许多弊端，如“令不行，禁不从”，“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蒙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矣，又反受其殃矣”，对此，他提出矫枉须过正，“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在他看来，“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礼”具有正强化的作用，而“刑”则相当于负强化。通过“礼”对符合组织要求的行为进行肯定；通过“刑”对某些妨碍组织规范的行为予以否定。“礼刑并举”则综合运用了“礼”的正强化作用和“刑”的负强化作用，在刺激和巩固合理的行为的同时，消除和抑制不良行为的发生，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可以说，“礼刑并举”的管理策略正体现了心理学思想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运用。
五、培训心理思想
拥有优秀的管理者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保证之一，但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管理对象素质的优劣也直接决定着管理的成功与否。因此，对组织成员进行高质量、高效率的培训已成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早在春秋时代，孔、孟就建议统治者对黎民百姓进行教育，他们认为民众素质的提高将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朱熹也继承了不少前代的传统儒家的教育培训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较有特色的培训心理思想。
（一）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朱熹接受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观，认为接受教育和培训不是个别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尽管人们在智力、性格、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心理差异，但可以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和培训目标，为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发展的机会，充分发挥出个人的潜质。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心理思想在培训中的体现。
按照朱熹的观点，在实施培训的过程中，因材施教的原则应贯穿于始终。他举例说：“学者至愤悱时，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达，故圣人于此启发之。举一隅，其余三隅须是学者自去理会。举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举也。”这里以孔子教育弟子为例，一方面强调培训者要善于将诱导式的启发法运用于培训之中，使接受培训者学会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对资质及领悟力不同的人应当提出不同的要求。
（二）学思结合，鼓励质疑
现代管理心理学非常重视学习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终身性的学习。目前，学习性组织在各类企业、机构甚至城市的兴起正是这一观念被世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表现。
学习的过程除了对事物的感知、理解、记忆之外，还需要思维的参与。朱熹认为学习和思考是不可分割的。“学原于思思所以起发其聪明”。可见，通过思维可以将外部的经验内化为自身的东西，同时在思维的作用下还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朱熹还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对于没有疑问的人，要鼓励他们积极提出问题；而对于疑问重重的人，则要求他们通过思考解决问题。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不仅反映了朱熹因材施教的理念，更体现出他鼓励其弟子进行探索性地学习的态度。
现代管理者要适时启发和引导组织成员对身边的事物多加思考、善于质疑。因为通过这种措施，往往能促使员工为组织提供出非常宝贵的建议和实质性的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如果组织能抓住其中的闪光点加以重视的话，那么组织的气氛将更为活跃，也更有生命力和发展潜力，而且一旦组织得到了发展，个人也将从中受惠。
（三）知行一体，互相启发
知行问题是历代思想家都曾探讨过的问题。知，偏重的是对知识的积累。行，侧重的是计划的实施。
朱熹曾说：“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须缓缓精思其中义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学，然须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头做，不思这事道理，则昧而无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体察，则心终是不安稳。须是事与思互相发明。”在这里，他非常明确地分析了学、思、行三者的关系。学是对知识的掌握；思是对知识的理解、贯通；行则是对知识的运用。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行是对学和思的实践，学和思又从行中获得启发。这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概括来说，学和思即可称为“知”，三者的关系即是“知行一体”。
可见，培训管理对象的过程，不仅是让他们学习纯粹知识的过程，更是让他们学会在实践中贯彻所学内容，进行锻炼的过程。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朱熹认为，“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强调管理者对此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