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是这样记载他的：“他以峥嵘的笔锋留下的光辉哲学遗产，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总结和终结了中古独断哲学，启发和酝酿着近代启蒙思潮。”
“他”就是王夫之。此公生于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卒于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享年74岁。其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自称“船山遗老”，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蔡尚思认为，王夫之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段：
可见，王夫之所生活的那个特定的明清时段是一个多变的年代。黄宗羲曾用“天崩地裂”来形容王夫之生活的那个时代。王夫之正是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中诞生的思想家。如果对王夫之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那么对理解其思想之精华——尤其对本章即将探讨的王夫之的管理心理思想——将大有裨益。
蔡尚思统计后认为：“王船山著作，据书目及历史文献记载，约有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八百余万字；流传至今者，还有七十三种、四百零一卷、四百七十余万字，一百余种版本。”诸如《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诗广传》、《姜斋诗话》、《古诗评选》、《黄书》、《噩梦》，以及《通读鉴论》等均为其主要著作。王夫之的心理思想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而其中以《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姜斋诗话》、《古诗评注》、《黄书》、《噩梦》等最为明显。
本章拟从王夫之的基本心理学思想、基本管理心理思想、人性观点、学习心理思想、治国管理思想等几个方面来对王夫之的管理心理思想进行系统整理与论述。
一、管理心理思想的基础建构
王夫之是一位很有创见的进步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他对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科学抉择使得其思想颇有深度，尤其在对人的心理活动现象及其相关规律的认识方面更是如此。他在心理现象及其相关规律方面的这些论述使其管理心理思想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今人也有借鉴意义。
下面就对王夫之的管理心理思想的低层支点——有关基本心理学思想——作选解与阐释，以便后面论述的拓展与深入。这里拟从“现实与心理”、“心理与生理”、“心理实质统析”，以及“心理与活动”四个维度展开。
（一）现实与心理：“物—心”认知逻辑——管理心理基础
人之心理实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心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代思想家均对此多有论述。荀子提出“精合感应”的命题，属于唯物一元论；宋尹学派认为心理是一种精气，这种精气散存于体外，自由往来于人体之中，对外在事物不作反映，此属唯物二元论。
王守仁认为，人之心理生灭由己，不必由外物引发，并有“天地万物皆在吾心之中”这一流传甚广但却不科学的唯心一元说之论点。
而王夫之所论之现实与人心之间的关系问题却属于唯物一元说范畴。他认为，人离开了现实就不会产生什么心理，正如其所言：“内心合外物以启觉，心乃生焉，而于未有者知其有也；故人于所未闻者不能生其心。”可见，其认为人在“外物”之“启觉”后“心乃生”，而且离开“外物”就不能“生其心”，亦即离开见闻就不能产生人的心理活动。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同样基于人的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研究规则”。在此现已得到科学验证的认识基础之上，王夫之又进一步认识到，要使人心理活动的内容来得更为丰富的话，就必须与外物进行接触，注重与外物进行交互实践，即其所言之“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
现代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王夫之此学说的科学性。这一思想在管理实践中也有着实际应用价值。从管理实践角度看，这一思想强调多听、多观察、多思考、多比较的塌实行事作风。正是只有在“多闻”、“多见”后才能“择”，才能“识”；这样的“择”和“识”才能“启发其心思”。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身体力行、终身恪守“多闻而择，多见而识”的科学原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邓二人的伟大实践与革命性成就已经以无可辩驳的力度证实了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王夫之所忠实守卫的心理基础。
现在，中国上下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对“诚信”问题十分重视，进行了很多讨论与研究。但不管怎样，诚信问题重新提上日程这一客观现实至少说明，人类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已经在社会的相当范围内开始并已经“猖狂”淡漠了人类的“物—心逻辑”——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这一逻辑又恰恰是最最基本、属于“社会游戏规则”层面上的社会心理结构构成基础的科学心理规律。可是，王夫之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恪守“内心合外物以启觉”的客观心理观。王夫之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在更为微观的领域，这一思想也给被人们称之为“水无常形”的管理活动制定出了“游戏规则”——管理源于实践，立足实践。
因此，今之重提、重梳王夫之的“物—心”认知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心理与生理：王夫之之唯物主心说
要研究人的心理实质，谁也不能跨越心理与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亦称心身观。中国历代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均有涉及，在推演中都有过贡献，这里不再作细述。王夫之在论述心理与生理关系时，有两段论述较为著名：
《黄帝内经》之言，不无繁芜，而合理者不乏。《灵柩经》云：“肝藏血，血含魂。脾藏荣，荣含意。心藏脉，脉藏气，气舍魂。肾藏精，精舍志。”是则五藏皆为性情之舍，而灵明发焉，不独心地。君子独言者，魂为神使，意因神发，魄待神摄，故神为四者之津会也。然亦当知凡言心则四者在其中，非但一心之灵而余皆不灵。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绌群明，而可效其灵乎？
从王夫之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心身说。从现代科学心理学角度看，此番言论不甚科学，甚至可以说是谬误。但是，王氏之见解——“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肝、肺、肾等均为心理活动的器官，强调五脏“皆为性情之舍，而灵明发焉，不独心也”。他的这种言论虽缺乏直接科学性，但是他想从心脏之外去探寻心理活动的生理发生机制却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王夫之认为，人要认识外界，支配行动，光靠心脏不行，还有待于五官的支持与配合，也就是说他强调心理器官的联系和统一。这种关于心理活动的整体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心理的生理机制仍有积极启示。
在当今强调学习和“知本”的年代，上述整体动态搭配的思想很有现实启发意义。尤其在强调快速学习和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发展趋势驱动之下，心理活动整体观对学习和接受新事物有着重要价值。学习方法和手段的更新和发展与心理活动整体协调是分不开的，这不仅是个大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很值得去认真研究的有关人类自身发展的课题。
王夫之早在三四百年之前就开始了系统思考。但是，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心理活动整体性协调性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之一的系统动力学思想才在美国出现。而将此类思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直接应用于组织发展、学习，以及接受新事物等方面的实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诞生。这项跨越性的伟大成果直到20世纪末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颇有“还乡”的意味——笔者注）。这项成果的集中体现就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
在当前世界一体化趋势渐强的形势之下，上述有关问题的实际价值尤为凸显。光有一些教育专家、政治家、企业家、管理学家在摇旗呐喊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心理学专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整体性学习心理研究方面取得更为基础性的、支持性的研究成果。
（三）心理实质统析：“三相遇而知觉乃发”
《太和篇》中记载：
原于天而顺乎道，凝于形气，而五常百形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于此言之则谓之性。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数陈，名立而义起，习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间之中，统一于心，由此言之则谓之心。
显而易见，王夫之在心理与现实、心理与语言以及心理与生理之后，想真正解决心理实质，所以他想给形、神、物三者关系问题一个自己的说法。正如上引文所述，他认为人们要产生心理活动，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一定的形体器官，固有的精神力量，以及外物的一定作用。只有“三相遇”，才能产生感觉和知觉，通过“立名”、“起义”、“习故”之间的交往实践，从而“统一于心”。这与现代哲学认识论中的“概念—判断—推理”三维一体推进之认识暗通相合。王氏对心理实质的这一认识至今仍值得倍加爱惜，这对构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特色意义宏远、价值巨大。
（四）心理与活动
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对现实与心理、心理与生理等问题进行探讨。但是，鲜有学者探讨过人的心理与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关系问题有过探索。正因为如此，王夫之在此方面的论述显得难能可贵。
王氏所持论点如是说：
人之有心，昼夜用而不息。虽人欲杂动，而所资以见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静且轻，寤寐之顷是也。
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
不难看出，王夫之认为，人的心理要发展，只有以“用”为基础方才可行；人的才能要“日生”，只有“用”才行；人之思维要“不竭”，也只有靠“引”（即引用之意）。日本研究人员对人脑的一项对比研究现在已经证实，人脑如果不勤“用”，就将萎缩退化。人的心理发展，人的才智都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大脑最不易萎缩退化的三种职业为专业律师、大学教授和专业医生。而这三种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时时在思考新的问题，大脑没有闲置的机会，不停地在工作。
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王夫之的思想也十分有价值。拿企业来说，现在的企业，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都非常重视创新与学习。2002年朱永新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对中国苏州中新工业园区中的26家名列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人力资源总监进行访谈时，他们都指出创新与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其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无论公司大小，现在绝大多数公司创新能力与学习能力并不强，或者只是部分人真正在创新与学习，而占各类公司绝大多数人口数的“白领”阶层真正动脑的实际机会却非常少。这一点很让人担心。真的要做到王夫之提倡的“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还需努力。
从上述角度来看，王夫之的这一观点有其意义和实用价值。
二、管理心理思想的基调
国内诸多学者已经对东方管理和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要数苏东水教授和朱永新教授。
苏教授将东方管理的精髓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段一体论；朱教授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精析出五大关键特征：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中庸之道；无为而治；以和为贵。此二学者都正致力于东方管理学与管理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他们的一些独到研究成果已经赢得了诸多赞誉。
王夫之虽然不能提出像苏朱二位教授这样系统化的体系，但是，作为清代大儒的他也早就有了“天地之生，人为贵”的重要论断，亦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可见，王夫之很重视人贵论。而这一点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这与中外企业提倡“人本管理”也有着断不了的瓜葛。王夫之的这一思想与他的人性论思想也是相互融合的。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对王夫之的人性论思想进行讨论。
我们都知道，只有经过比较才能有所突出。而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基于人类自身的科学研究，像对人类自身进化问题的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微观方面的科学心理学方面的各个分支领域等，均通过以比较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展开。在王夫之的时代，科学研究方法尚不像今日之健全与完善，而他对比较研究法的运用却非常之妙。对人贵思想的认识，他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王夫之说：
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无自功，人则有人之道矣。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
可见，他有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宏观差异性认识，其人贵说见解已见端倪。基于人贵说这种认识有助于他将其“人体”“人贵”的理解推向深入。
他进一步论说：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知觉之有渐，寂然不动，待感而通也。若禽之初出于彀，兽之初堕于胎，其啄齿之能，趋避之智，啁啾求母，相呼，及其长而无己为。使有人焉，生而能言，则亦智侔雏，而为不详之尤矣。是何也？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去天近，而其明较现。人则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去天道远，而人道始持权也。
他的意思是说，人可用“己明”和“天明”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也认为，人虽有本能，但是更依赖于学习。这里的“天明”有达尔文式的“本能”之意。
王夫之的“人贵论”与美国的“超验主义”一样地尊重人的价值，崇尚人之高贵。这种定性般的人本基调渗透至其思想体系的众多层面和维度。这使其丰富的一般心理思想和管理心理思想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人本导向。这种情怀与导向在20世纪下半叶至今仍极受推崇与重视。王夫之在治国管理心理思想、经济管理心理思想、教育心理思想、律法心理思想等方面有人贵论的体现。
三、人性论与管理
管理心理学主要是由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交互整合而成的边缘性科学。如果要对它进行粗略性的全面把握，可以对它发展的一条轨迹加以考察。这条轨迹实际上可以称之为管理心理学理论架构的遗传基因组中的一条序列，它就是人性假设的推演过程。现代管理心理学已经时跨20与21这两个世纪，其遗传基因序列也大致摸清了这样的经典排列：“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成就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等。这条序列还在发展与优化之中。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就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人性进行过论述。人性论是一个长期具有争议的问题。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之后，就有性善性恶、性无分于善不善、性善恶混、性有上中下三品、性有义理与气质两种等诸多学说。王夫之也揭示了自己的人性论，他对人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王夫之所持之人性论观点认为：
第一，人有高于其他动物的天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动物，得天之最秀者也。其体愈灵，其用愈广”。
第二，人性虽为天的阴阳二气之秀者所赋予，但也不能起决定作用，人们只有继续努力，才会使“性”日趋于善，所以他说：“甚哉，继之为功于天人乎！天以此显其成能，人以此绍其生理者也……而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已矣”“至于继而作圣之功蔑以加矣。”
（一）人性之界定
前文已述，王夫之重“人贵论”，他在论述人性命题时同样如此，首先对人之于动物的分界进行区别。他以评判性的笔调这样写道：
西山（即宋儒蔡元定）云，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物不能存。此语卤莽害道不小……孟子明白决断说一个“异”字，西山却将“均”字换了。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告子犹能知其不然，而西山却灭裂此心，教同牛犬蛇蝎去，悲哉！……禽兽只一向蒙蒙昧昧，其或有精明处，则甘食悦色而已。此心存之，又将何用？
王夫之显然注意到了“甘食悦色”是人与动物所同有的生物特性。他继续阐解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禽兽所无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义礼智之性，亦唯人则然而禽兽不然也。”他又为何说人之于动物有“仁义礼智”之性呢？这四端使人之性异于动物之性有了更为实际且更为抽象的倾向与内容。可见他将人性一分为二，一为自然本性，二为社会本性，这符合人性本质的科学划分。而且这种划分在很广的社会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王夫之下面的论述可以进一步细析这一问题。
他这样论述道：
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即性之谓也。学、虑，习也。学者学此，虑者虑此而未学则已能，未虑则已知……此未学则已能，未虑则已知者则既非不良之知，不良之能也，抑非或良或不良，能良能不良之知能也。皆良也，良即善也。良者何也？仁也，义也。能仁而不能不仁，能义而不能不义。知仁而不知不仁，知义而不知不义，人之性则然也。故人性之有仁义，非知性不足以见其藏也。……由其亲亲而知吾性之有义也。何也，以亲亲者仁之实，而敬长者义之实也。
上述之“良即善也”已阐述了人性的善之倾向。故其说良知良能是仁义礼智的内潜之力。王氏虽生于清代，但可见他没有完全从孟子性善论的传统看法上释脱出来。因此，上述的一番议论与述解难免有主观倾向和思辨色彩。
众所周知，自然本性系人性的先天因子，与遗传有关联；而社会本性系人性的后天因素，与学习有关。王夫之曰：“盖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嗅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这正说明王夫之亦主张人性乃先天后天之“珠联璧合”而成。结合其人贵说就能看出王夫之肯定人性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从而看到了人与动物的联系，又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
总之，王夫之把人性的概念和人贵说思想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二）历史性博弈——性的一元二元之争
张岱年说：“创始于张载，精练于程颐，大成于朱熹。支配思想界约数百年，后来乃渐起反动。”此番言语正是讲述的自宋代张载提出“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主张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上遂出现了这种性之二元论。而船山先生不主张此二元说，而力主一元论。下面暂引王夫之一段言论：
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这气充之……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性之性也。
王夫之指出，对人而言，质（即形质，指人的身体）包含了气，于是便有了生命；气包含了理，于是人性得而有之。王夫之的言论归根结底认为只有气质之性，没有或不必讲什么天命之性。所以王夫之否定了天命之性的说法。
王夫之的一元说，是对唯物主义的主张。这对指导具体的工作有积极参考价值，包括指导管理工作。
我们要正确认识王夫之关于人性的一元论之人性思想，这对进一步分析与深入挖掘对认识人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
王夫之这一辟见是其人性思想的精华所在。其意为，人性非生来就有的，也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环境等因素而“日生日成”。他的这一命题非常之深刻博大。析而嚼之，可浅酌出以下几方面的意思。
第一，王夫之认为，人之初生，只有性之根，并无性之成。其意为人在“初生之倾”，从大自然那里确实是获得了某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只是为人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和物理可能，绝非人性的现实性与定型物。这一思想在这一原汁文字中可视之：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但初生之顷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于一日，俾牢持终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劳劳于给与；而人爱之命之，有受其形而无可损益矣。
第二，王夫之认为，人性是变化发展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事实上，现代管理心理学中几种公允的人性假设思想的演化与发展在某个维度上都可以佐证王夫之的这一思想。
在论述人性变化与发展这一思想的时候，他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醇也，气化者生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
“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成就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这条链正是人性变化发展的流程。这四种经典的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得到了管理学家与管理心理学家充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可见，王夫之的“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有着提纲挈领的高度。
（四）性者天道，习者人道：习与性成
实际上，“习与性成”是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的一个传统观点。王夫之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将其与人性之“日生日成”联系了起来。王夫之很重“习”，他认为，人性之所以生生不已、日生日成是“习”之作用和影响使然。诚如：
人之皆可以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之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明。父兄薰之于能动能言之始，乡党姻亚导之于知好知恶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见，雷霆不闻。……故曰：“习与性成”。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勉劝，厚赏重罚不能匡正矣。
“习”就是指主体后天的习染、学习以及教育和环境的影响。
王夫之认为，如果熏陶之各种因素不具备的话，就不能使人耳聪目明，也不能使人性获得正常发展。更有价值的是，王夫之在上文中指出了这一规律，而且力主对这一规律加以应用。他说：
易言：蒙以养正，圣功也。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
览此言毕，你即刻明白王夫之之良苦用心。他警告世人要重视人的童年教育，认为教育必须及时。他指出童年失教，成年之后就难于补救了。王夫之这一思想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今天就更应引起社会之关注，因为中国今日之教育就是中国明日之希望所在。教育的成功始于童年，所以“习于童蒙”——强调早期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社会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一大课题。
（五）继善成性说：太阳黑子
王夫之将人性看做是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上，通过“习”而不断获得社会本性的过程和结果，这是他人性论思想的闪光之处。正如太阳一样，太阳养育着万物，但其难免有瑕疵，它有黑子。王夫之的这部闪光思想论著中也有“黑子”。为什么呢？这里试作一论述。
王夫之虽然用“习与性成论”纠正了孟子的先验主义，但是同时他又企图维护孟子的性善论，他所用的工具是继善成性说。其曰：
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性先。孟子言性善则善通性后。
可见，他对善与性的次序很在意，也很重视。他还说：“言性之善，言其无恶也。既无恶，则猝然一善而矣。”“有善者，性之体也。无恶者，性之用也。”由此可见，他主张性善论就十分明朗了。所谓之“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道生善，善生性”显然为其所乐道之“序”了。这里就不详引原文了。
王夫之所言之“继善”也就是把天道的善和性联结起来，从而有性善（性之善）或善性（善之性）。他曰：
不断不能成。天人相绍之际，存乎天者莫妙于继，然则人以达天几，存乎人者亦孰有要于继乎？夫猝然有生，猝然而生人，秩焉纪焉，精焉至焉，而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己矣。继之则善矣，不断则不善矣。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人有所不继，则恶心焉。
“继善成性”中的“成性”在王夫之看来，就是把善始终固定在性之中，即使性固定起来。正如其言：
成，犹定也，谓一以性为体而达其用也。善端见而继之不息，则始终一如善而性定矣。
王夫之的“继善成性”说认为“继善”与“成性”密切相连。“成性”必须“继善”，不“继善”就不必说什么“成性”了。“继善”是为了“成性”，不“成性”的话，“继善”便无意义。
既然王夫之自己主张继善而成性善，那么恶之何来呢？王夫之自有一番说解。他认为一来自于“习”，就是说“习”可以使人为善，也可以使人为恶，即所谓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尚讲得通。但他认为恶之另一源头为“才”。他说：
性借才以成用，才有不善，遂累其性，而不知者遂咎性之恶，此古今言性者，皆不知才性各有从来，而以才为性尔。
他甚至明确指出：人之为恶，非才为之，而谁为之哉？
老前辈高觉敷先生是这样评价王夫之“继善成性”的——是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的，并欲以继善成性说维护它。
由此可见，“继善成性”论不能不说是王夫之人性闪光思想中的“黑子”。
总而言之，王夫之的人性论十分强调发展观，含纳“扬弃”思想，批判先验主义，指出习与性成的教育意义，都是我们值得赞扬的。但他并没有从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中解放出来，以致他的继善成性等甚至带有不少的唯心主义的思辨性和主观性。这需要我们注意。
王夫之的人性思想对我们理解他其他诸多方面的管理心理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正如现代管理学一样，其中诸多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及技巧事实上与对人性的理解（也说成人性假设）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王夫之在政治、军事、治国、教育、法律、经济等领域的管理思想无不与其人性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四、治国管理心理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充满着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精神，他的部分政治管理心理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进步的光芒。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也难免有一些糟粕。
（一）政治管理心理思想理论基础
民本思想是王夫之政治管理心理思想存在发展的立足点，是核心基础。这种人本民本的芬芳浸润着其他的诸多管理思想之光华。王夫之提倡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说：
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
可见，王夫之认识到天下离合之势得遵循自然规律。知天道流行就可以知人世间的治乱兴衰。这其中蕴藏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至今仍旧有其现代价值。他还解释道：“人生于天地之际，资地以成而得天以为性，性丽于形而仁，义、礼、智著焉，斯尽人道之所必察也。”这更说明王夫之上述的思想：天人合一，但是指出人治不得违于天道。更为重要的是，王夫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天理与人欲相统一的心理道德观。他认为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人欲是正当合理的。这与现在心理学界对需要的研究成果的有关内容相暗合。
（二）民本管理心理思想
王夫之的政治管理心理思想中的民本核心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1.“以民为基”：民本民基思想之内核
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这是王夫之的“民基”思想。他也指出了民君关系：君主应以民众为根基，民心是否稳定，涉及根基是否坚固，君主应以民为先。这也是以德来治理国家的表现。他进一步说：“人君之当行仁义，自是体上天命我作君师之心，而尽君道以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王夫之在这里指出了君主的“第一天职”——关心民众。这种民本爱民的管理思想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关怀。
2.“不以天下私一人”：民本民基思想之结论
王夫之的民本思想不仅注重民众地位，而且提出了“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公私观。他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认为君主一家一姓的兴亡是私事，而广大民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才是国家的大事公事。所以，他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实际上，王夫之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中蕴涵着古代朴素民主的思想，反映了较为先进的治国治民的管理心理思想。
3.“均天下”：民本民基思想之通途
王夫之说：“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可见，王夫之提出了“均天下”的口号。
王夫之从民本思想出发，早就看出了“有余”与“不足”的矛盾是社会比较突出的问题。所以，他才力主上面的主张。他当时如是道：“聚有余，有余者，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则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所处的时代仍是封建农业社会，那时社会经济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仍十分看重土地资料。为此，王夫之进而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他这样写道：“若土，则非王者之所以得私人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意思是讲，土地不是君主一人的私有财产，而应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条件。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治理土地，不一定非要等到君主的授予才可以。这些思想表面上看是论述土地归属与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均天下”的爱民思想，也是实现“均天下”的核心措施。王夫之不仅重视理论上的认识，而且重视实际行动上的落实。
4.“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官民关系管理
王夫之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可见，王夫之重视“宽民严吏”的管理思想及其应用，这对加强封建组织建设和保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这其实与其看到明朝封建暴政所带来的后果是有关联的，他这样主倡有缓和当时阶级矛盾之意，他还想通过重德教反对刑罚的措施来作为实现他民本民基思想的重要保证。
5.“利于民物”：代表众人的根本利益
王夫之作为一代大儒，他对社会生活有着极其深入的洞悉。民本思想虽非其首倡，但其对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却有着其独特的特点。王夫之将自己的民本思想构建在义利统一的基础之上。他不是将义和利分离而论，而是将它们整合而述。他这样写道：“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如利，人道不立；出利如害，人用不生。”这是说，功利与仁义不是孤立的，而是相统一的，二者是紧密相连的，缺一不可。单独否定其中之一都不行。义能为人间提供准则，而利又为民众提供利好。王夫之所言之“夫功于天下，利于民物，亦仁者之所有事”更是将义利辩证关系阐发得明明白白，即有利于天下，有利于民众，此为仁义之事情。王夫之的这一“利于民物”之思想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央政府正倡导“三个代表”，有其一即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难看出，王夫之民本思想的积极性至今仍具有现代价值，而且得到了现行政府的维护与弘扬。
王夫之以民本民基础思想为内核的管理治国心理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他提出了较张载、张居正更为全面成熟的民本思想。他所提倡的君权相对论、反对专制说、重教轻刑法、义利统一以及朴素平均观点都有利于民，散发着以民为本的光亮。这些管理治国心理思想至今仍不失为极具借鉴价值的重要的管理心理思想。
当然，王夫之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其思想在有些方面也具有一些消极层面。不过，总而言之，他这些思想相对于其绝大多数光辉的思想只能说是瑕不掩瑜。
五、军事管理心理思想
古之军事典籍和著作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中均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至今，世界范围内均在对这些著作中的军事思想进行研习。王夫之作为一代大儒，其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中也有提及军事管理的思想，闪烁着管理心理的智慧。
（一）审时度势之战略用兵观
王夫之说：主者利于守，客者利于攻，主客无定，在因其时而迁。
其意是说在战场上，交战相持之双方中的主场作战者其实有利于守，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为好，而客场作战方以进攻为佳；在主客之位尚未确定的时候，应该视具体情况而采取“实事求是”即面向具体战局战况的战略战术决策。这是王夫之军事管理思想的宏观原则。只要稍做分析，即可看出，王夫之对先人的军事管理心理思想把握很精准。主场守为佳，是综合分析情况的最佳战略决策。因为主方对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方面均占主动。由于这些利好因素存在，故只需要采取“不战”思想的大战略即平衡战场动态。而且，在军事成本上也胜出一筹。反之，理解客场作战者也就不难了，对而分析之即可。因此，“主守—客攻—无定因时”。
一般而言，上述简模正确。这是矛盾普遍性的一面。
（二）奇正因乎时势之变化战术观
战争是高智急变的综合。战场上的变化是迅速而隐蔽的，就如同人脑变化之频繁而不显见一样。这就更需要突破思维定势，采取灵活的变化思想。王夫之对矛盾的特殊性也早有认识。他在《读通鉴论》中著述道：“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于大全，而奇正因乎时势。”
其实，王夫之上述言论是对奇正思想的主体把握，而非简单承继前人之遗言。他在阐述奇正时，先讲述“规模大全”的问题。大全规模实际上最难做到的和关注到的就是变化（奇正）问题。他正想以此来提醒人们即使在规模大全之时，也要“因乎时势”采取奇正之思想，达到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目的。
（三）现代意义简述
王夫之的上述军事心理思想是立足群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一般与特殊以及现代心理而解释出的正确思想。这些思想虽无完备大全之体系，亦无艰深之阐述，但是却抓住了用兵中的宏微最佳结合点：战略决策价值和战略战术并行观点。这对现在全球日益盛行的商业圈中的竞合有着重大的启迪价值。
“主守—客攻—无定因时”的战略思考有助于跨国经营决策者在全球运筹中进行更好地决策选择。王夫之“奇正因乎时势”之变化战术观实际上就是企管学界目前主倡的“建立适应性组合”的内核思想。这一思想注重的是变化，关注的是组织的生存能力。该思想与现代主推的创新也是暗合暗通的。
总而言之，王夫之的军事管理心理思想虽不多，但很精要，很有实际应用价值。
六、学习心理思想
学习、教育、管理教育等话题已经成了时代发展节奏曲上永远跳跃的音符。终身学习、建立学习型组织、快速学习以及自我学习培训等观念在现在的组织管理中已经作为重点项目而被重视。其实，王夫之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对学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深忖细想，不禁发觉王夫之的这些关于学习心理思想对今日社会各层面之发展仍不失借鉴意义。
（一）学习价值之讨论
孔子对教育与学习的贡献，可谓无人能比。中国历代唯心论的学习理论都把孔子等描绘为“生而知之”的圣人，而王夫之不同意这一结论，即反对这种先验论思想。他强调指出：“所未知者而求觉焉，所未能者而求效焉，于是而有学。因所觉而涵泳之，知日进不已也。于所效而服习之，所日熟而不息也。”意指学习有助于获取知识与技能，也有助于巩固所学事物。此为王夫之论学习价值之一。
王夫之说：“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显而易见，王夫之认为，才学只有用才能一天天丰富起来，思想只有不断地推演才能不至于枯竭。可见王夫之很重视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活动。此为王夫之所倡学习价值之二。
实际上，当今社会十分重视学习的工具效应，很少有人将学习看成是发展和完善人性的过程，而王夫之很看重这一点，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今日经济日趋繁荣之中国正处在一个信用匮乏、诚信欠缺的阶段，通过学习之教化来完善人性是可取之道。王夫之曰：“人之性，各有所近，而即其所近者，充之以学，则仁智各成其德，而性情功效之间有别焉。”是说人性之内涵并无甚大差别，造成人性差异的原因在于后天的学习，学习是发展和完善人性的重要途径。所以，在王夫之看来，学习是“法古今完人，养天地正气”的重要过程。这也正是王夫之所倡导学习之第三大价值。
（二）学习意愿管理
王夫之说：“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显然，王夫之重视宏远的志向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立志在心理学中属于个性心理倾向讨论的范围。在现代管理中，尤其在团队及知识附加值高的组织中，激发组织成员立学习之志，塑发展之愿景，即意愿管理，应成为今日组织管理渗透至心理层面的几大主要领域。彼德·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其实，王夫之指出立志为先而学思后从的思想，真的值得好好发扬和运用，这与圣吉所倡之组织学习理论观点是潜通暗合的。中国俗语也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阐述的是一种学习心理：苦勤。这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德，而王夫之似乎对此另有一番论述，并没有孤立地进行推崇与认可。
众所周知，学习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内化外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也需要顽强的意志。古之学者虽然对两者都比较重视，但很少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而王夫之在强调勤勉的同时，更重视“和者于物不逆，乐者于心不厌”，即只有把学习视为乐趣，才能不畏苦舟之旅。王夫之的这一学习心理管理思想值得重视。现在世界范围内在力推素质教育，“乐勉之”学习更有效率，也更符合人性的需要，是学习心理的正确方向，也是对“苦作舟”之学习心理与行为的匡正。现在诸多组织中的培训课程已经证实了王夫之这一观点较一般传统观点有先进之处和积极价值。
王夫之夫之以上这些对学习心理的管理思想在管理心理学应用研究上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还有待于拓展与深入。这些管理心理思想中蕴涵着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现代价值。
（三）学习程序机动说：学问思行，机动有序
《中庸》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上对学习管理思想的首推之论述。历史绵延至近清大儒王夫之时代，五段学习论并未发生乾坤之大变。但是，王夫之认为，学问思辨行既有一定的序，又有权重区分，并且对其进行有机组合。这样，王夫之就提出了更具时效的四段学习论“学—问—思—行”。对学习过程提出了更为简明的解决方案，至今仍具价值。
1.博学与精约
王夫之说：“庶物之理，非学不知，非博学不辨。”他还说：“闻见广而知日新，故学不废博。”可见，王夫之主张多闻广识，博览群书。学习者不能自持己之聪明而废学，而应该努力吸取前人之研究成果。这也正是目前企事业单位主倡的“知识管理”中重视的“知识剥离”的缘由所在。王夫之重视博之必需，也更重视重点学习之价值。故其曰：约者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
“约”就是指能对广博之知识进行专精性地提纲挈领和系统整理，从而达到精约统筹纲举目张的学习管理成效。王夫之对“博约”关系的辩证论述秉承先人的博精组合的研究成果。这符合专业知识细分的思想，这对知识管理和学习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善疑善问：学习进步的标志
在学习过程中，王夫之还强调：“善问善答，则学日进矣”。显然，王夫之十分看重“善问”的功用。他认为，只有善于质疑、善于提问，而且尽力作答才能在才学上日上月进。王夫之所倡之善疑、善问思想价值巨大：有利于学习主体进行自悟性学习，而不是进行孤立片面性的登记或知识点接入。这样有助于学习主体对所学事物进行系统审视和结构性优化。善问能增强学习过程中沟通的交往实践效率。这也正是传统学习中的软肋和病区，亟待改变，而王夫之的这一思想正是改变这一状态的一剂良方。网络时代已至，学习性交流在网络时代的突出特点就是“零距离”、“零阻抗”所架构起来的“二零”过程。这对现代企业的学习管理和知识培训有着十分宏远的应用价值。
3.慎思：学习过程整合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王夫之认可这一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了两者依存于促进的关系。他写道：“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可见，他反对只学不思与只思不学的错误倾向，而主张学思整合的动态过程。只有思考“为什么”才能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只有慎思才能将自己知识结构中的储备资源盘活优化。光学欠思想不仅阻抗知能互转的正常进行，而且也难逃遗忘规律的制裁，终而落得个“出局”的悲剧下场。在知识量呈几何级爆裂和竞争日趋炙热化的当今，学思整合的思路才能真正让人走出令人窒息的信息海洋所设置的樊篱，才能走出一条知识创新和学习创新的路径。
正所谓：
思正有功于学……。
4.践履笃行：为学之真功所在
朱熹强调：“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与不学无异。”王夫之也强调：“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历代学者大儒皆重学行并进，而反对离行言学。实际上，王夫之及前人此言论就是重视知识的应用，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倡行的知行一统相暗合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