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华夏儿女不仅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也创造了管理的历史。而有关管理活动中人的心理规律的观念尤为丰富。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渊源、发展轨迹是什么？它是怎样不断地丰富、提高和系统化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科学地剖析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把握它的实质，提升它对现代管理的借鉴意义具有很大的价值。
（一）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滥觞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萌芽要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它的起源和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出现，管理活动随之产生。而管理心理思想的起源更多地从原始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一方面，原始氏族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家族血缘关系，因而，中国古代管理的人际组合和关系，本质构成了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有尊卑、上下等级关系的宗法制度，因而，古代重视“天地君亲师”，核心在于“亲”，这必然导致华夏文化中对家族血缘连结的强烈的伦理意识，这与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中“仁”的观念，“修己安人”的思想以及宗法观念的人际关系原则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农耕社会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天和自然的力量，更必须以广大百姓的辛勤劳作为基础，这使得人们在敬畏天神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人自身的力量，伪《古文尚书·秦誓》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说上天的视听是以人民的视听为依据的。说明上天的地位在人们眼里发生了动摇，而人民的地位得到了提高。随着夏、殷兴亡的历史，统治阶级从观察和分析社会矛盾中，也看到了民心向背和统治者个人作为所起的作用，意识到“有命在天”最终是靠不住的，而君子戒惧警惕，忠于职守，做好敬德保民工作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尚书·洪范》篇提出领导者不能只做孤家寡人，要与外界多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还要“敬用五事”，在“貌”、“言”、“视”、“听”、“思”等方面多加修养。《尚书·立政》篇还对领导者应具备的“九德”提出了要求，即所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强，简而廉，纲而塞，强而义”。上述观念成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中人本主义、民本主义、重德思想的重要来源。
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萌芽还从一部儒学经典《周易》中反映出来。《周易》原为占卜的书，但其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管理辩证法思想。它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体现在乾坤八卦、阴阳五行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对人和道（规律）的重视，尤其是揭示了关于矛盾转化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联系，说明人的努力与事情的成败有着很大的联系。如《谦·六四》爻辞提出“谦”和“豫”两种卦象，“谦”就是态度谦逊，不傲名（“鸣谦”）、不居功（“劳谦”），不以救世主自居（“扌为谦”）。这种“谦谦君子”，可以“用涉大川”，渡过险阻，最终达到“无不利”。相反，“豫”是神态厌倦，意志骄盈（“鸣豫”），游乐无度（“由豫”），从早到晚都是毫无振作（“盱豫”），故“届于石，不终日”，即使有坚如磐石的江山，也无自保，终于“迟有悔”。
总之，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宗法制，孕育了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萌芽，使得它在以后的发展中产生了很多有别于其他国度和民族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二）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形成
先秦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产生和奠基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变革的时期，社会形态由宗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过去的管理思想和制度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桎梏。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推动下，经济上，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政治上，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文化上，由政治、经济的变动造成文化下移，出现私学，形成了“士”阶层；思想上，经过从西周初到春秋末几百年的积累，人们在摆脱天命思想的过程中，思想已有很大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百家争鸣应运而生。诸子百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管理主张。传统管理心理思想由此发轫。
百家争鸣中形成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大小学派有十家左右，主要有儒、道、法、墨、兵、农、名、杂、阴阳、纵横等家，他们的管理心理思想主要在《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等著作中反映出来。诸子百家对经世治国的主张进行了充分的论辩，分别涉及人性与需要思想、用人心理、激励心理、领导心理、组织心理等不同的方面。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评述的那样：“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诸子百家中，具有系统性而又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儒、道、法三家，其中儒家可以说是最完整地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精髓。儒家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明德、中庸、修己立人等思想不仅在中国以后几千年的历史中成为左右人们思想的主导价值观，而且远播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对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与儒家重德的管理心理思想有所不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讲究法、术、势相结合，在管理的制度、技巧、权威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道家管理心理思想的主要精神是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偏重于对管理的规律、方式和艺术的探求。道家所主张的“无为”并不是真的要求管理者无所作为，而是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是为了更好地“有为”。兵家全胜而非战的战略思想、知己知彼的信息和决策思想、注重人才心理素质的测评和培训的用人思想及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中的精粹，而且为海外的管理学者和企业家推崇备至，并在管理实际中加以应用。墨家则主张国富民治，在人际关系上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在用人上主张尚贤，并重视领导者修身亲士，培养“厚乎言行”的德、“辩乎言谈”的才、“述且而作”的实干精神、“摩顶放踵”的工作态度和“非乐节用”的生活作风。
由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积累了丰厚的管理经验，因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管理心理思想极其丰富，实践性较强。各家学说在争鸣中互相吸取，互相融合，不断丰富，不断深入。因而，这一时期管理心理学的发展空前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华管理智慧的最高体现。先秦管理心理思想为中国后世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和深厚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管理心理思想的笼头与渊源。尽管其中不乏对现今管理带来消极影响的方面，它仍然是对现代管理具有极大借鉴和指导作用的瑰宝。
（三）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
秦汉相继统一，标志着封建经济制度和封建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巩固，后又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这段时期构成了封建社会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内，历史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民族大动荡和大变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阶段性的特征，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规律。这段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经历了两汉神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等发展阶段，但贯穿在其中的管理心理思想论争，主要围绕“天人关系”依次展开。实际上，天人问题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源自于上古时代，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就已经显现出来，这时重新提出，却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和表现方式。秦至汉初，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对于怎样巩固封建集权统治，怎样创立新的法度和理论基础，产生了很多的分歧和争论。秦统治者坚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黜道坑儒所带来的失败教训，引起了汉初统治者的深刻反思，促使他们在文化学术思想上采取开放的政策，汉初的统治者暂时采取了黄老之学的新道家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文景之治”，而在思想领域内，事实上在道法互黜、儒道互黜的矛盾中，各有中心，思想上各有继承，逐步形成了几种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主要的思潮。例如，陆贾、贾谊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一些治理国家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秦至汉初的几种思潮在体系上尚不够成熟，在神权和皇权之间，还缺乏系统的理论说明，这一点，是当时的统治者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当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的思想时，汉武帝欣然接受，于是，封建统治者开始找到了巩固政权的理论体系。掀开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神学面纱，我们看到的是其丰富的适应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和百姓心理的领导心理思想，其关于领导者自身修养，领导者如何发挥影响力，领导者如何用人、激励人的论述将神权和皇权的力量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他因此成为秦汉之际新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两汉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奠基人。
从汉到唐，支配社会生活的思想意识几经演变，由汉代的神学变而为魏晋的玄学，再演变为南北朝的佛教，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思想实质则一脉相通，其论争的核心论题，主要涉及的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实质上试图把心灵、社会和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人性和心灵的追求。与上述神权化或神秘主义理论相对立，另一条无神论的思想路线则力图对“天人关系”做出更合理的回答，对当时的宗教异化和政治异化对人们心灵的误导表示一定的抗议，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堪称杰出代表。
在学术观点的论争中，很多思想家及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些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我们现代管理都有借鉴意义的管理心理思想。例如，王充的《论衡》、刘劭的《人物志》、《淮南子》、《史记》、柳宗元等代表人物和著作中涉及到大量关于如何知人、用人、励人、育人以及领导者的品质、领导策略等方面的思想。而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等人的理论则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兵家的诸多思想观点。
至于唐代的韩愈，他的天命观，被屈于刘、柳，而他的道统论以及同刘、柳合力推进的古文运动，则预告了宋明道学的兴起，由此推进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理论完善。
（四）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完善
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工商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商品货币削弱了农民的依附关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地位发生了动摇。自唐“安史之乱”后近2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使得社会长期处于恶性循环之中，道德风气日趋下降。宋初的开国者因此采取厉行集权和重整纲常的方针政策。自宋到明中叶占主要学术地位的宋代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孕育、产生的。严格地说，理学是儒学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它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吸取佛学本体论思辨模式和道家“道生万物”的宇宙观，建立起兼有精致的思辨形态和现实纲常内容的儒学新体系，从而超越了佛、道哲学。另一方面，这一儒学新体系将注重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和根据儒学原理阐述和发挥自己学术观点的子学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结束了先秦诸子学之后经学和子学分立的局面，使得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儒学的统一，因而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进入理论完善阶段。
这一时期管理心理思想的论争主要围绕“内圣外王”这一主题而展开。“内圣外王”之词最初来源于道家文献，其实评价的是孔子修己安人的思想，孔子这种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的管理理念为后世儒家所标榜，成为儒家一贯奉行的人格理想和实施王道政治的经世路向。孔子之后，内圣的仁学和外王的礼学开始发生离异，孟子侧重发展了孔子学说中“内圣”的一面，成为儒家理想派的代表，荀子侧重发展了“外王”的一面，成为现实派的代表，孟荀之后，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传统，沿着“内圣”与“外王”两大路向，历经汉唐宋元明数朝，此起彼伏，相辅相成。韩愈、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想派继承并发展了思孟学派的“内圣”之学，而王通、陈亮、叶适、黄宗羲、顾炎武等事功派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外王”之道。由于宋明理学在后期封建社会中的正统地位和巨大影响，以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之学遂成为儒家道统的正脉。
宋明管理心理思想的内圣外王之道，其理论重心在“内圣”一面，即以“内圣”启“外王”，主要强调以自我管理来实现外部世界的管理，所谓“正心诚意”于内，方可“修齐治平”以外，只要做到了“格致诚正”的内圣修养，自然就会有“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外王局面，“内圣”的过分强调，以至于以心性修养代替一切，实际上是把现实社会三纲五常政治的伦理原则异化为天理，又将天理赋予人体现为人性和人心，这样就把人的内在本质和本性归结为道德本性，以此论证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的合理化。而尽性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此时，宋明的管理心理思想已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心理思想的传统。宋明的管理心理思想在理论上深化了以往的管理理念，构筑了以人性为基础、以道德为目标、以自我管理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体系，在实践上强化了人们按社会政治伦理准则行事的自觉性。这一思想体系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后期的稳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它扼杀了人们的感性欲望，空谈心性，所以束缚了人们主体性的发挥，使管理僵滞化，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五）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已完全烂熟而进入它的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萌芽，但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强固的上层建筑，却阻碍着新生产力的生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一大批有识之士鉴于明代学术空疏误国的教训，对主张居敬主静，明心见性的宋明性理之学深恶痛绝，转而提倡匡时济世，经世济用的实学，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主张会通中西学术的徐光启和倡导习行之学的颜元等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因此呈现出新的动向，展现出务实求真的特征。例如，颜元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认为读书人最主要的任务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而不是埋首书本之中。如何经世济民？颜元提出了“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的治国方略：“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这里，颜元把国家富裕是第一位的，他认为理学家对人心性修养的要求，一般人极难做到，就是理学家自身也不能以身作则。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这样的观点抨击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观点，对人的合理需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明清之际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摆脱了神学史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对前人的思想成果给以系统的总结，几乎涉及到管理心理学的所有重要问题，堪称是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集大成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开始呈现通俗化、大众化的趋向。在文学领域，《水浒》、《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中，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禁锢，极力倡导突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反映了新兴市民意识的觉醒。《容斋随笔》、《菜根谭》等著作都体现了娴熟的管理智能和老练的生存艺术。
明清之际管理心理思想发展出现的新趋向，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末期的历史必然，尽管仍不可避免地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其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