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管理心理思想主要存在于荀子、慎子、商鞅、管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他们独树一帜，强调“法治”，反对儒家的“礼治”、“仁政”，在当时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流派，在中国古典文化遗产中源远流长，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现代管理者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法家的人性理论与管理策略
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人的需要和欲望，认识到人的欲望是人行为的基本驱动力，由于人对自己的欲望缺乏自我抑制，就可能会产生淫欲无度，为所欲为，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先秦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需要加以控制和制约。
先秦法家关于“人性恶”的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贵乎生，乐乎安”的管理动力思想，也是法家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法家认为，管理者应该从人们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点，这样管理才能够取得成效。荀子说：“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就是说，生存和安全的需要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因此“养生安乐”是管理的第一要义。荀子进而分析了人的基本需要的具体内容：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这些基本需要无论贵贱贫富，莫不相同。而要满足这些需要，达到生存和安全的目的，必须运用“礼仪”。所以“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缺一不可。由此荀子提出了“节用裕民”的管理办法，而这实际上是把人的需要放在了管理的第一位。他们认为：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荀子把人的需要看成是管理的出发点，是管理行为发生效用的动力源，为先秦法家管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商鞅等也发展了荀子的人性思想。
（二）“有欲甚则邪心生”人性恶思想
商鞅指出民性的根本特点是追求满足个人利益。他说：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
而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人们必然要失去礼法、丢失常性。而且“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百姓的欲望是巨大的，难以全部满足，只有加以控制和统一，才能给予适当的满足，这样才能集中百姓的力量，使国力强大。韩非子也同样认识到人的欲望是第一位的，他说：“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富贵全寿”是所有的人想要得到而害怕失去的，而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失去，这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物质资料比较缺乏的时代，如果没有恰当的管理措施节制人们的欲望，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人们就可能轻举妄动，管理秩序混乱，因此人的欲望就成为灾祸的源泉。韩非子指出：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生，邪心生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故曰：祸莫大于可欲。
意思是说人的欲望会扰乱人的心计，心计乱了之后人欲望会更加强烈，欲望过于强烈就会产生邪念，有了邪念就会滋生灾祸。所以说灾祸是由人的欲望引起的。人的各种欲望轻则叫善人有祸，重则叫良民作奸。对上可以使国君权力削弱，对下可能会伤害天下百姓，所以“祸莫大于可欲”。
（三）“顺民心，从民欲”的利益驱动思想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而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根本驱动力和惟一目标。韩非子说：
故王良爱马，越王句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
这里的王良、句践、医生、造车的匠人、造棺材的匠人，都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并没有善恶之辨，所以商鞅概括为“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名利所指，就是百姓乐于效力和接受管理的地方。正如他所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扶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管子更加明确地指出管理者必须顺应民众的欲望，满足其基本需要，即逸乐、富贵、生存、生育等“四欲”，民众才能为我所用，为管理者效力，否则必然众叛亲离。
荀子对人的趋利避害的思想认识则更清楚，他认为，人不仅有“利”的驱动力，还有“义”的约束力，指出“义”和“利”是人的两种本性：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上古圣王尧、舜，从不抑制百姓对利的追求，但是能做到不让对利益的追求超过对“义”的追求，暴君桀、纣也无法阻止百姓对“义”的追求。“义”胜于“利”就会有“太平盛世”，“利”凌驾于“义”就是乱世。而国君对“义”或“利”重视和倡导起决定性的影响，聪明的国君都能够充分利用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百姓对“义”和“利”的追求和谐进行。
（四）人性“成乎修修之为”的管理思想
人的本性的善或恶是可以诱导的，关键是管理者如何倡导。荀子认为人因为环境和习俗的影响，可以成为各种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而能够成为尧舜的人是后天的修炼学习，改变了自己的本性，而不是天生的。管子则认为国君的喜好和追求对百姓有倡导作用：“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管子还指出，百姓的行为不仅跟随国君的口头提倡，更主要的是受国君的情感好恶和实际行为的影响：“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他举例说：“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
以上荀子和管子的思想都反映法家对人性变化的基本观点：第一，人性虽然恶，但通过后天的环境影响和个人的修炼学习可以改变；第二，国君个人的情感与行为可以影响百姓的行为。然而商鞅和韩非子对如何改变民性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韩非子认为应该充分利用人的“畏恐”心理，使人行为端正，懂得事理，这样才能实现人的最大欲望的满足。他说：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与寿，必成功则富与贵，之谓福。
如果不充分运用“畏恐”心理，人的欲望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即使得到“全寿富贵”也可能会有灾祸降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
商鞅则具体阐述了应该用刑法来阻止人们过分追求享乐的思想。他说：
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这里的“六淫”在商鞅的著作中又叫“六虱”，是指过分追求享乐的六种坏习气，即“岁”、“食”、“美”、“好”、“志”、“行”。“岁”和“食”是指产生于农业而败坏农业的事情，如农民有了余粮，年终大宴宾客和自己大吃大喝；“美”和“好”是指产生于商业而败坏商业的事情，如贩卖华美衣物和珍奇珠宝等；“志”和“行”是指产生于官场而败坏官场的事情，如官员意志消沉，办事消极。“四难”是指务农、力战、出钱、告奸四件事，是人们厌恶而难于做到的事情。以上这段文字中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人们总是贪图享乐、厌恶劳作的，如果这样纵欲无度，国家就会被削弱，如果抑制享乐思想而让百姓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国家就会强大。要改变人们的这种不良习性，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刑法，“德生于刑”，这样才能很好地进行管理。采用多刑和重赏的方法，阻止六淫，倡导四难，改变人们的习性，于是就能够达到“国无奸”和“兵无敌”的状态。
法家的这种人性理论，为他们的管理思想奠定了基础，由于他们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人的需要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地重视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的行为中的驱动作用，因此使法家在管理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增加了法家管理心理思想的合理成分。
二、法、术、势的领导心理思想
法家的领导心理思想，主要可以从法、术、势三个方面来概括。由于法家认为人性恶，所以除了圣王以外其他人都不可以信任，因而明确反对儒家的“心治”，而主张“法治”，而法家的“法生于圣王”，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强调用“术”和“势”，仅仅凭“法”显然是不够的。
韩非子将法、术、势结合起来，三位一体，论述有效的管理，形成了法家理想的管理者形象：懂得并善于运用法、术、势的管理者，即所谓的“明君”，而只知其一、二者，都不为最佳，甚至可能是亡国之君。中国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先生在研究法家管理心理思想时认为，三国时期的曹操是最符合法家理想的管理者的要求的，因为曹操是善于运用法、术、势的奸雄。而那种过于仁厚或暴戾的国君，如袁绍、刘备等其实都属于亡国之君。
法家认为真正的“明君”应该行法、操术、乘势，即能够颁布全国上下统一的法令，用术来驾御臣民，凭势加强君主的权威，这样的国君才能做到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韩非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
明君立功成名的原因有四点：天时、人心、技能、势位。天时是指时世变化，顺应时世就能够应运而生；得人心，是指国君制定的大政方针、法纪号令符合民心；用技，就是用术，采用各种计谋来提高管理效率；得势位，是指得到权势和威望。如果具备了这四者，就可以达到“不务而自生”、“不趣而自劝”、“不急而自疾”、“不进而名成”的境界，这样的国君能够遵守自然规律，发布各种各样的号令行事，才真正称得上是“明君”——法家理想的管理者。因此，可以说“法”、“术”、“势”是法家推崇的三重管理力量，在实现其管理目标过程中卓有成效。
（一）法
法家认为“法”是管理的最有效途径，而把它作为管理的最高原则，并且认为舍法不能进行管理，用“礼制”必然亡国。法家的这种管理思想建立在它对人性的认识的基础之上：
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法以威之。庆赏信而刑法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因为人们有欲望，国君赐给爵禄满足其欲望，所以才能够对他们进行管理以建立功业。他们认识到的君臣关系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国君和大臣乃至百姓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相互之间的合作或利用。而这种情况下必须有用“法”来协调这种关系，法是一种客观标准，法家用它来取代“礼治”的主观标准。韩非子这样说：
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度而差长短，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一矣。
显然，他们认为只要懂得依法而治，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在管理上做到公平合理，达到“人力尽而功名立”的管理成效。所以，法家的“法”具有客观性、公开性和普遍适用性等特征。韩非子和商鞅都有类似的论述：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人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者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以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以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
他们都认识到法的客观重要性，法写成文字的律条，放置于官府中，公布给百姓，使妇孺皆知，赏罚的标准人人心中有数，确保法律的威严。保证君权的绝对统治地位，使每个百姓都认真努力以取得奖赏和爵禄，用严刑禁止奸乱。
法家的“法”还具有难能可贵的平等性，打破了氏族等级特权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如商鞅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他要求做到法律对除了国君之外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韩非也有相同的思想：“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而且这种法制是很严酷的，然而注意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性，因而较有成效。法家管理虽然有严厉残酷的消极面，但是它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二）术
先秦法家认为仅仅用法还是不能管理好国家的，必须有术为之辅佐，或者说应该法、术并用，才能成功。韩非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这里的术显然包括官吏的任用，工作成效的考查，生杀大权的掌握，提拔群臣中有才能的人等方面的内容，是帝王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
先秦法家以“术”而治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君臣之利异
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
臣与主之利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
意思是说，国君要求提拔有能耐的人当官，而大臣则希望无能也可以掌管国家事务；国君要求有功之人才能受赏，大臣希望没有什么贡献也能取得富贵；国君要求能够招贤纳士，大臣却企图结党营私。这对矛盾斗争的结果可能是国家的领土被瓜分，而大臣却因此变得富有，国君的地位卑微，大臣却威高震主。所以不用术，国君是难以统治的。
商鞅则更明确地说：“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认为国君管理大臣要用术，大臣管理百姓也要用术，否则，国君地位难保，国家混乱，大臣不听从调遣，百姓心怀怨恨。
2.治吏不治民
法家的法是针对组织内所有成员的，而术则是领导者对自己管理的直接对象采取的手段。因此“治吏不治民”的思想是法家“术”的又一重要内容。“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民乱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是管理中的关键，明君应该懂得只要管理好官吏，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如同张网引纲一样，“善张网者，引其纲。……故吏者，民之本纲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如果国君事必躬亲，不仅难有成效，而且由于个人精力不够，智力有限，反而弄巧成拙，危及君位。
所以韩非子强调：“力不敌众，智不敌国，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揣中而私劳，不中则任过。”“用一人”不如“用一国”，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采用法术让群臣和百姓尽力尽能为国效力，那么必然能够全面取胜。
3.君以术治吏，吏以术事君
法家认为，作为管理者的国君如果不懂得“用术”，则很难管理好各级官吏，因为各级官吏都懂得“用术”来对付国君。因此，韩非子指出，“吏也可以以术事君，且大臣之术也不可不防”。他还归纳出国君以术治吏的安术原则和要注意避免六大危机。安术有七：
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机有六：
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
如果以上这七大原则做到了，并有效地防止了六种危机，那么国君的权势必然得到巩固，对国家的治理就很顺畅。
韩非子还总结了“人臣之所道成奸”的八种“术”，是大臣经常用来左右或控制国君的手段，管理者不能不明察。这八种“奸术”是韩非子概括的大臣可能对最高管理者国君采用的八种计谋：“同床”、“在傍”、“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同床”、“在傍”、“父兄”等是国君的亲爱、近臣和所爱，他们的言行容易为国君所接受，并且有机会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国君，以改变和影响国君的管理。第二，大臣根据国君的喜好和癖性，极力满足，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和民力来让国君获得快乐，所谓“娱其主而乱其心”，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三，利用群体的压力，包括百姓舆论压力和恐惧心理，来左右国君的思想。第四，由于国君乐于听取各种言论和辩说，大臣们则专门收养能言善辩的人，巧言令色，博得国君的欢心，接受有利于大臣个人利益的观点和思想。第五，利用周边强大的敌国势力，使国君感到恐惧，以此要挟，直接满足自己的私欲。可见，大臣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常常利用国君自身可能存在的心理弱点：亲情、喜好、舆论压力、听信议论、百姓压力和对敌国强大势力的恐惧等。要求国君在管理中必然需要谨慎小心地预防，否则必然出现纰漏或隐患。
（三）势
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势”就是威望、权势、地位。“势”是法家所重视的又一管理因素，也是其重要的手段。管理者应该善于运用这种“势”的因素，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组织管理的成效。韩非子对“势”的作用论述得非常清楚：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
韩非子的这段话有三层含义：有材无“势”的人，难以进行管理。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身为匹夫，也无法治理好“三家”。品行再好，不如权势对管理产生那样有效的影响。只要拥有一定的权势，不管是谁都可以进行管理。“势”是管理中的关键因素，它决定管理的成败，权势落入心术不正的管理者手中，还是被有才能的人所掌握，其效果迥异。
法家关于“势”的管理心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择贤任势
法家强调运用“势”进行管理，却并非只用“势”，而放弃择贤任能。相反，法家更加重视择贤以任势，是有效地运用“势”进行管理的关键。韩非子说：“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就是说没有贤能的人掌握权势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他运用比喻说：“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者，龙蛇之材美也。今云盛而弗能乘也，雾浓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浓雾之势而不能游者，蚁之材薄也。……夫势者，……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
就是说只有“龙”（贤能者）才能够驾御“势”，而蚁虽然有“盛云浓雾”也不能很好地利用，因其才力不够。所以，“势”为贤者所用，管理天下，则天下太平；为不肖者所用，则天下悖乱。
2.执权处势
在管理过程中，法家重视的是管理者是否掌握有实权。只有懂得掌握实权的国君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而这个实权在韩非看来就是“二柄”，是国君用来管理大臣的手段：“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刑”与“德”是国君惩罚和奖赏的权利，因为有了这个权利大臣才畏惧国君，而趋利避害，服从管理，为国君效力。
所以韩非强调国君的“权势不可以借人”，即自己的权利不能落入大臣之手，也不能被大臣利用，否则就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他说：“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这样就可能丧失国君应有的威势。国君在运用自己权利的时候，很有讲究，完全不必要什么事情都由自己来决定，而是要注意：“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的治国标准，就是说是非在百姓家中决断国家可以称王天下，是非由官府决断的国家还比较强大，是非需要国君亲自决断的国家必然衰弱。
三、法家被儒家吸收融合的人性基础
法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其现实性顺应了时势的变化，打破了贵族政体，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并为更好地维护统治建立了一套客观的法律制度。法家的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的领导心理思想更以它独有的魅力为后来的统治者所采纳和利用。在汉代以后，儒家获得独尊的地位，很自然地吸收和融合了法家的管理心理思想，这是因为：
（一）法家与儒家管理心理思想的互补性
1.法家和儒家的人性思想同源同字
法家和儒家提出的人性思想都是出自人的先天，而且都是为了寻找管理的根据来提出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归宿。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仁、义、礼、智”，而且“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而法家则认为人性“善者伪也”，因为人的欲望是先天的，有欲望必然生淫乱，所以“恶”是人的本性。这两者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儒家以“性善”为起点，要求长善救失，克己复礼，明德求善；而法家以“性恶”为起点，强调以威势禁奸，化性成善。法家的“恶”和儒家的“善”，虽说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指不符合或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道德伦理标准的东西，所以从管理心理思想上来说它们是殊途同归，同源同字。
2.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儒家吸收了法家的思想
儒家和法家的对立主要在先秦，到了西汉以后董仲舒完成了儒法融合。董仲舒吸取秦严刑峻法、迅速灭亡的教训，提出了德刑并重，注重德教的统治原则。采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手段。法家的法制原则成为实现君主目标的工具，实际是君权的派生物，与儒家的人治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为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秦汉以后的长期封建统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儒法融合的管理境界
黄光国先生指出：“儒家的‘仁、义、礼’伦理体系适用于情感性和混合性关系的范畴；法家的‘法、术、势’适用于工具性人际关系范畴。”儒家将法家领导心理思想和技巧融入它的管理理念之中，法家的以“人性恶”为基础，提出“法治”，并针对人的心理特点以法、术、势作为三位一体的管理力量，重视的是组织的管理权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外在的权利因素和约束力，着重于从外部强迫、控制和利用被管理者来实现其管理目标。而儒家以“人性善”为基础，提出“仁政”、“礼制”的管理思想，重视的是发挥人格内在的管理力量，如道德的约束力、向善性、资力、传统等，通过内省、修炼、扬善等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这两者结合起来达到了非常奇特的管理功效。显然，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家与儒家的管理心理思想的合流堪称是珠联璧合，刚柔相济。
法家为封建集权政治的发展贡献极大，然而，法家的管理思想虽然是将国君从贵族制的怀抱中摆脱出来，但却使国君更加随意挥洒，权力无限扩张，不受任何限制。国君对臣民的统治更加严格、有效，而国君的人性却更张扬不羁。这是法家管理思想与儒家管理思想融合后出现的严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