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江日报》1999年4月21日讯，4月5日清明节，湖北省竹溪县一位64岁的老农来到郧阳医学院，告诉该院领导，他们家乡有五位农民兄弟志愿死后无偿捐献遗体。湖北省首位捐献遗体者的弟弟说，1998年10月，他哥哥陈映隆的遗体捐献医学之后，在当地震动很大，本村及外村的几位农民兄弟都萌发了死后捐献遗体的愿望，但不知院方是否需要和接收，特请他询问。五位农民中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66岁。郧阳医学院接受了陈映奎代转的五位农民的心愿，表示尽快拟订一个接受捐献事宜的有关条文，以规范这一项利于医学科研的工作。当天，十堰市人民医院为已与该院签约死后无偿捐献遗体的老人免费做了体检，并赠送了药品。该院宣传科的同志还为老人捐赠了1860元稿费。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已深入人心。据《文汇报》1999年5月19日讯，自198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已有8131名市民在生前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的手续，其中有1525人先后实现了其生前的愿望。1999年5月8日世界红十字会成立51周年之际，《文汇报》记者在上海医科大学院内的一间矮平房内，找到了上海市红十字志愿捐献遗体第一登记站。该项工作的负责人一早便出门接受捐献的遗体了。忙了一上午的该负责人一踏进办公室门，就柃起电话，落实有关遗体的病理解剖工作。这天实现自己生前遗愿的是位女性，两年前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现死于晚期结肠癌。长期从事病理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病理、解剖的教学强调的是形象性，即所谓“眼见为实”。只有进行人体解剖，医学生才能直观地了解各种病因。
10多年前有一位76岁被确诊患有肝癌的老人，当时医生告诉他估计最多只能再活半年，但谁知老人竟又活了17年。临终时老人嘱咐家人，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后经尸体解剖，发现老人患的是较为罕见的肝脏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这一信息迅速在上海医大附属医院病理讨论会上交流，巧的是，没过多久，中山医院就遇到一名类似病人，由于有了那位老人的贡献，医生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并成功地为病人施行了手术。
由于缺少供医学解剖用的尸体，一名曾在上医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某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生在来上医大前竟从来没有碰过尸体，一些病理学特别是解剖学课程也大都是通过观看有关录像来完成的。尸解率（即尸体解剖数和死亡人数之比）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卫生条件和国民文明程度。
前苏联曾立法规定，凡在医院去世者一律要做尸体解剖，其尸解率高达80%～90%，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1/3的死亡人口生前捐献自己的脏器和躯体。而目前我国即便是在大医院里，尸解率也不到10%，医学生往往是七八个人头碰头地共同解剖一具尸体。
据悉，长期患重病在家的吴老先生，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关于上海红十字会有诸多同志愿意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消息时，同老伴商量准备捐献遗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有明文规定，遗体捐献必须得到家属、子女以及亲属的同意，方可捐献遗体。吴先生在得到老伴同意的情况下，去信给上海红十字会详细询问了有关捐献遗体的事项，然后在红十字会有关部门的协助、关心下办妥了遗体交办给铁道医学院的一切手续，并获得了上海市红十字会颁发的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吴先生表示死后志愿把遗体捐献给上海红十字会，最后为祖国医学事业做一份贡献，让年轻一代医务人员能更好地研究、了解人体的奥秘。死后不办理任何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只麻烦他爱人打个电话给铁道医学院。吴先生同老伴相敬如宾、互相恩爱，他老伴表示要向他学习，将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
1999年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这一天，由北京市红十字会牵头筹备的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正式挂牌，开始办理志愿捐献遗体者的登记和遗体接受等工作。此次挂牌的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分别设立在首都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三处。
首都医科大学为遗体捐献站腾出了一个专用楼道和几间宽敞明亮的房间，专门订做的铜制铭牌闪闪发亮。捐献站的接待室还专门为前来登记的志愿者准备了沙发、饮水机、空调等等，专为捐献而制作的纪念册以青松图案为底，上面写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为家属准备的告别室整洁而明亮，十几盆盆栽的松树等常绿植物郁郁葱葱，围绕在不诱钢制的推床周围。从敞亮的大窗子外射进的阳光十分充足，让家属感觉到庄严的气氛。这一切都是为了体现医学机构对捐献者的尊重，使捐献者和家属都感受到他们的行为是值得敬仰、尊重和自豪的。首都医科大学在日常教学中，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对捐献者的尊重。来首医求医的每位学生在第一次上课时，都要对捐献者行鞠躬礼，以示尊重。
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站负责人曹老师介绍，到1999年6月3日为止，捐献站成立不到一个月，已有280余人办理了捐献登记手续，其中年轻人有20余名。有一位青年女教师告诉自己的朋友：自己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是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站办理死后捐献自己遗体的有关手续。她还笑着对朋友说，我会告诉捐献站的医生，到时我身上有用的器官尽管拿去，然后把骨灰埋到树下当肥料。
还有一位漂亮文静的何小姐，1999年5月25日到协和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站领取了遗体捐献志愿表，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愿意让父母生气、难过，我目前也很难说服他们，但我会想办法办成这件事的。虽然我一个人不能解决多大问题，但这件事是‘从我做起’的事，每个人都这么想、都这么做，最终还是对社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