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在甲午战争中，有一个虽在北洋任职，但没有参加战争；自己虽然没有参加战争，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人中，却有不少是他的同学或学生，这个人就是严复。他既在战局中却又在战局外。在局外，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的愤怒、哀号和呼唤，来自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局中，他对中国的失败、北洋的倾覆有深刻的反省，着力寻找这其中的奥秘，并试图为未来中国搭建一条通道，那就是走进丛林，遵从丛林法则，彻底放弃王道政治，紧紧抓住霸道政治，用力去说话，而不是用道德示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终于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严复提供的进化论，此后100多年，不论中国在政治上发生怎样的变化，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怀疑壮大自身走上富强，是唯一的凭借和正途。
一、从西方到东方：严复的困惑与不顺
严复之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能够敏锐地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而且深刻影响此后100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因为他在那之前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孜孜不倦地探究西方走向富强的根源、背景与动力，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展开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严复生于1854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刚刚度过不惑之年。他的出生地和早年成长的地方是福建福州，那儿可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即便在中原王朝封闭锁国的年代，那里似乎始终没有中断与域外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即便这些交流是非法的，但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近代中国早期的洋务人才、海军人才，多来自福建，来自福州，这大概也可从一个方面证明那儿的开放程度。
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后，清廷有条件静下心来考虑建设与发展了，于是鉴于过去20多年内外战争经验教训，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6月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发展近代海军。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但很快将他派往陕甘，因为那里又发生了回民起义。
接替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是原江西巡抚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福建侯官人，与严复是小老乡。
沈葆桢接受福州船政事务后，立即为“求是堂艺局”组织一次招生考试，严复就是在这次考试中以第一名脱颖而出。求是堂艺局一年后更名为船政学堂，严复也自然成为船政学堂的学生。
在进入船政学堂之前，严复已经追随几位当地名儒读过几年书。按照乃父意思，他应该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直至鲤鱼跳龙门，光宗耀祖。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在1866年那场霍乱中去世，家境突变，严复只好放弃原来的梦想，进入这所不要钱还会给点补贴的学堂学习海军。
不论严复对海军生涯是否有兴趣，但福州船政学堂那段经历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难忘。这段生活使严复第一次走出先前狭小的人际圈子，融入一种社会的集体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船政学堂完全按照西方近代海军制度进行设置和管理，所学内容重在英语和自然科学，学习方法也不像传统学问那样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注意实践，在战船上练习掌握战船。所以短短几年时间，严复不仅在生活习惯上有了很大改变，即便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也似乎更加倾向于西方化。这应该是一个少年的必然转变。
福州船政学堂请有不少西洋教官，然而在中国本土学习西洋文化总是显得有一层隔膜，要戳破这层隔膜，就必须派遣学生到西国去，到人家的土地上直接体验。清廷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西方，走上富强，那么就必须走出这一步。1872年，经容闳建议，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清廷同意选派詹天佑等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中国文化从盛唐以来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不过中国由此也真正步入世界的轨道，尽管后来有过不少反复和曲折。
幼童出国留学只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紧接着，沈葆桢就以福州船政大臣的名义建议朝廷以幼童赴美成例，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深造。朝廷很快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启等驾驶专业的学员30名被选送至英法两国继续学习海军。1877年3月31日，他们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率领下，出洋远行。
严复这一批留学生与赴美留学的幼童不同，他们已经在国内接受了十多年的系统教育，英语等语言工具也较幼童更齐备，所以他们到了欧洲之后并没有幼童进入美国之后的惊奇和震撼，比如一些幼童很快开始信仰了西方宗教，引起清廷极大不安。严复这些人只是在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验证他们先前所学的书本知识是否可靠，探究书本中无法表达的文明精神。
根据安排，严复和方伯谦、何心川、萨镇冰、林永升、叶祖珪等6人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继续海军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技术层面的，诸如测绘海图、防守港口、行军布阵等，对于这些内容，由于严复他们在国内已有相当根基，学起来并不感到困难。
正常的专业学习之外，严复更关注西方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探究西方究竟在哪些方面与中国不一样，何以然，见贤思齐，取长补短，也就知道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向西方学习，在哪些方面应该有根本改变。所以严复在英国留学那几年，尽最大可能了解英国社会，研究西方文化，到议院观察议员们怎样议政，到法庭观察审判官怎样判案，使他渐渐领悟到，西方诸国之所以在短短几百年走过人类历史上千年道路，逐渐富强，公理日伸，其根本点是西方人建立了一套能够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大约是因为严复不像是一个专业的海军将领，或者说他不甘心于当一个海军将领，他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政治家、哲学家的味道，因而他的上司特别是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觉得让严复当个海军将领怪可惜，于是有意识安排他多学点海军技术层面之外的东西，以便将来返回国内担任教学职责，培养更多的海军人才。
在郭嵩焘等人格外关照下，严复是那一批出国学习海军的12名学员中唯一没有到军舰上实习的人，他节省下来的这些时间，主要用于补习海军教官应该知道的学问，以为将来传授生徒之资。
1879年暑假，严复结束了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学业，按照学院计划，应该到英国军舰实习一年，然而正在这时严复接到奉调回国的命令，于是结束了在英国两年多的留学生涯，于同年9月返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一年后，奉调至天津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北洋水师学堂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80年8月19日奏请朝廷创办的，校址位于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东机器局旁，1881年落成，所以严复也就算是北洋水师学堂元老级的人物了。
学堂创办之初的总办是吴赞诚，吴赞诚先前曾任福州船政大臣，而严复回国任教母校，其实就是吴赞诚动议的，所以他在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同时，将严复一并带到天津担任教习，由此亦可看到他们两人应该有着不错的关系，严复在那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应该心情不错。
还有一种说法是，严复的才华深得陈宝琛赏识，以为器识闳通，天资高朗，陈宝琛将严复推荐给李鸿章，于是李鸿章下令将严复调到刚筹备的北洋水师学堂。陈宝琛也是严复的小老乡，而这个说法又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日记里记下来的，应该有几分可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来到了北洋，其实就成了李鸿章的部属，成了李鸿章的人。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严复在北洋那些年大约对李鸿章有很高的期待，总希望能够像他的那些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留学英国的同学一样，受到李鸿章的关爱、栽培与提携。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十几年，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从教习做到总教习，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主管整个学堂的日常事务，但在行政级别上却一直上不去，在大清官僚体系中只是一个中层官员而已，较他那些在军界的同学甚至学生，似乎都低了一点。所以到了甲午战前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研究的严复，却用了大量时间去复读，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
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问题是严复老先生以40多岁的年龄参加考试，竟然无法金榜题名，你说这能不让他格外郁闷吗？所以他当时就对早年误入歧途学习西方文化表示后悔，说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似乎假如让他重新选择，他可能还会按照乃父的期待在科举的道路上慢慢爬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学问没伟大如严复者，其实也有一种酸葡萄心理，他确实有学问，也确实奋斗了，但是就是考不上，于是他在后来就非常尖刻地批判这个考试制度，以为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而不是他严复不行。
严复的认识当然是对的，但是严复自1885年第一次回乡参加考试，至1893年第四次回乡考试，前后花了那么多精力，结果还是考不上，你说他心情怎么能好呢？严复为什么执著地要考试，要通过考试证明自己呢？这除了他这个“海归”有学问没学历外，其实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北洋当差不是那么很顺心，而这一点对他在甲午战后思想演变发生过非常微妙的作用。
严复在北洋十几年，把自己当成李鸿章的人，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本职工作上似乎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失误。问题是严复似乎由于自己的清高和自己的学识，与李鸿章的那些门下客处得并不是太好至少并不太密切，即便李鸿章对严复没有什么负面看法，也不会积极主动提升严复的地位，所以严复在北洋艰难度日，因而他在后来，在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成众矢之的时，也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痛批李鸿章，甚至通过关系谋划转投张之洞。
李鸿章没有像重视严复的那些海军同学那样对待严复，据说也不是什么人从中使坏，而是严复自己行为有点失检。李鸿章平生最痛恨就是吸食鸦片，而严复可就是好那么一口，且终生不戒。
性格决定命运。严复大概就没有当官的命，他当上了水师学堂总办也算是校长的位置了，这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正经的官位。他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他后来除了应付学堂日常事务外，就将许多精力用在读书上，这大约应了中国古人“无聊便读书”的宿命。
二、走向富强：西方发展的动力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默默忍受这煎熬，用他自己的话形容，那就是味同嚼蜡，真的有点干不下去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严复在北洋当差苦闷无比的时候，中日战争不期而至。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严复的人生道路。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也几乎同时做出学习西方的反应，只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力度不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东西具有绝对的价值，而是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是末而不是本，在根本立足点上，中国不比西方差，中国所缺少的只是末，所以中国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既要学习西方，又时刻挑剔西方，总觉得西方的东西并不完美。
日本则不同。日本过去千年中以中国文明马首是瞻，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有用性，然而面对西方压力时，日本人发觉时易世变，先前很灵光的中国文明似乎已经严重落伍，无法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于是，日本毫不犹疑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国家。100多年之后看，日本确实获得了成功，确实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很西方的国家，日本人用100多年的时间改造了自己，与世界同步，与世界接轨。
当然，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的西化运动也只有20多年的时间，离真正的西方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这时的日本离后来意义上的世界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而带有浓厚的封建和军事霸权的遗留，日本此时只是相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时的日本是世界宴席上的迟到者，它发觉自己的迟到，不是向大家道歉来迟了，而是贪婪地要补上迟到少吃到的东西，于是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对土地、资源、市场的期待，要远比那些老牌资本主义更贪婪，胃口更大。
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着日本的发展，但其日益增长的野心促动着日本向大陆膨胀，而要迈上大陆，就必须征服台湾和朝鲜半岛，这是日本踏上大陆，与列强在欧亚大陆进行全面竞争的关键。朝鲜半岛和台湾，从中国的立场看，是一道天然屏障；但从日本的立场看，那就是阻止日本人登陆的第一岛链。
日本当然不甘心被锁住，所以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多次设法挑战中国，找到机会就想冲上大陆，占领台湾和朝鲜半岛。日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实现其疯狂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