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重视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认为，勇于担当而见识和胆略皆超凡脱俗的女子可以激励中国男子振作奋发。他对“高雅率真”、见解非凡的吕碧城的赞赏；对“爱人不恤己私”、“慈善爱国”、敢作敢为的吴芝瑛的敬重；甚至对秋瑾的同情，这些都深刻影响了陈寅恪。一生以教育和研究为职守。他对教育和女学的重视，尤其见于他晚年对思想自由活泼、文采胆识非凡的陈端生、柳如是等的研究。他说，在陈端生的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女性，可分为3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阨，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他特别表彰陈端生“天才卓越……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指出“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他认为陈端生的非凡才识是源于她拥有自由活泼的思想，“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陈寅恪晚年不惜以汪洋恣肆的笔墨为江南名妓柳如是作传，高调赞美这一文采风流的“不世出之奇女子”，也是为了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中写道：“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严复赞赏推崇吕碧城、吴芝瑛，陈寅恪看重并研究陈端生、柳如是，他们对这些被传统或世俗的文化观视为“非圣”或者“下流”（起码“并非上流”）的普通女子的肯定，其实质是挑战文化大一统、思想不自由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是实践其所认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文明理念。无论严复还是，他们对教育、对女学的重视，目的都在于培育、弘扬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文明理念。
（二）对国史、尤其是对宋史的高度重视
严复对国史、尤其对宋史的高度重视，对陈寅恪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1909年2月25日，严复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英国所编《万国通史》撰序。序文云：“文明进步，群治日新，必借鉴于古先，乃可求其幸福……其书序者之言曰：‘处今之日，身为国民，人人有不可放弃之天职。求胜厥职，史学必不可无。无史学者，欲攘臂于政治之间而求其无误国者，难已。’”于此，严复强调了历史之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1917年4月，他致信熊纯如，云：“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一生的治学重点正在国史研究上。俞大维在《谈陈寅恪先生》中说道：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和严复一样，陈寅恪对宋史和朱熹都评价极高。他说：“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托马斯.阿奎那，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时代，六朝与宋代，最为辉煌，至今尚不能超越宋代……朱子无忌讳，不似清人，不似明人门户之见，最公正，最深刻。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朱子有学有术，宋代高等人物皆能如此。”
严复和陈寅恪之所以高度重视宋史，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宋儒积极主动地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给中国固有之儒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即陈寅恪所谓：“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宋儒这种借“佛教之裨助”，使中国学问“增长元气，别开生面”的做法，正是严复、陈寅恪所推崇和坚持的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三）对时局的关切与独具主见
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严复一生都关注时局并不时身陷政治旋涡之中。陈三立因和陈宝箴一起受戊戌变法的牵连而被清廷革职，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他虽称自己是“神州袖手人”，实际上是“以世外闲人与人家国事”者。陈寅恪一生“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不等于他不关注时局。事实上，作为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他和严复一样，对时局始终关注，并独具主见。具体表现如下：
1911年底严复虚岁60，陈三立有诗《赠严几道六十生日》，云：“夫子实先觉，观海动颜色。雅记张九家，宝书辨百国。道论贯异文，咀华返其质。”同年10月，在瑞士的陈寅恪听说国内武昌起义，“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1912年陈寅恪回国，家居上海。2月，严复应袁世凯之请，接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为了整顿摇摇欲坠的京师大学堂，严复除四处筹款以维持学校不至于关门外，还计划“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将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之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逾此者……以往持此说告人，其不瞠然于吾言者，独义宁陈伯子，故监督此科者，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而为之付者，曰教务提调，复意属之桐城姚叔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此真吾国古先圣贤之所有待，而四百兆黄人之所托命也”。然而，陈三立谢绝了严复的邀请。5月，严复致信熊纯如，说：“伯严已坚辞不来，可谓善自为谋矣。”严复钦佩陈三立的道德文章和对时事不可为的洞察。这一年严复的作为及其与陈三立的相知相敬，回国家居的陈寅恪必有所知。1913年春，陈寅恪赴巴黎留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于此前后离欧归国。1915春陈寅恪在北京，曾短暂担任蔡锷的秘书数月。这期间他目睹了袁世凯称帝的纷扰世态，对袁称帝之举十分不满。1918年底陈寅恪留学美国，于1919年初入哈佛大学。1921年又从美国再赴德国柏林大学。1925年底陈寅恪从马赛起程回国，1926年初回到国内，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从1909年毕业于复旦公学后，到1926年，陈寅恪辗转于欧美之间长达十六七年，这期间有三四年短暂逗留国内。十余年间，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清廷逊位，国共两党已在中国兴起发展，父执们各奔前程。陈三立从戊戌变法受牵连获罪后，十余年来，虽“百忧千哀在家国”，但对“文武道尽”的时局只能“来做神州袖手人”，自称“已将世变付烟云，空厌人群逐声响”。他对清廷、袁世凯当局或此后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尽管他与入袁世凯当局和北洋谋事的严复、依然尽忠于已逊位的清廷的郑孝胥、陈宝琛等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严复则对时局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当时的民国种种“新变”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表示严其不满。他并不对袁世凯抱根本的希望，说：“袁世凯赋闲太久，又面对着完全变化着的政治形势，现在不再胜任他的工作了。”但又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能使中国避免发生大的内乱和分裂，因此又乐得为袁氏所器重。
1916年12月，严复用英文发表《中国古代政治结社小史》，指出：治国之道（“治术”）与道德伦理（“德行”）是不同的两个界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大缺陷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之一大缺陷在于：从不敢理直气壮直言，为政之道一如治病救人之医术，又如引导海船安全通过风暴之航海术，而与伦理判然有别。国之福祉无疑显系乎民品，吾辈适逢乱时，旧政治秩序正在崩溃，国家与社会之新问题又层现迭出，而吾辈要释既往，测方来，系统地总结其规律，因治术德行杂而不分，实难得出坚确之论。”1917年1月，严复反思梁启超等人的作为，云：“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共和国体……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1917年11月，严复在致熊纯如书中云：“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之泽，足下记吾此言，可待验也。但此时天下汹汹，而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所谓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必求平定，自当先出曹孟德、刘德舆辈，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后乃可徐及法治之事。”